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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罗知(武汉大学中国新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系主任、教授)
前言
近日来,除湖北省外,全国各地的复工捷报频传。早在2月20日,在感染人数超过900人的省市(6个)中,复工率最低的湖南也已经达到了46.4%,复工率最高的浙江则达到了72.2%。目前,许多重点城市的复工率已经达到80%以上。据悉,湖北省疫情级别低的地级市正在部署有序复工的事宜。然而,武汉市目前的疫情防控任务仍然艰巨,极有可能继续大面积延迟复工。一方面是武汉复工时间的延迟,一方面则是其他省市的复工加速进行,这极有可能导致武汉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的经济损失呈现迅速扩大的态势,并对武汉市的经济运行造成中长期的影响。
第一,随着复工时间不断延迟,湖北中小企业的破产概率将大幅增加,短期内中小企业数量难以恢复。我们在《疫情冲击下湖北省企业的经营状况分析及政策建议》(澎湃商学院2020年3月1日)中指出,湖北(主要是武汉地区)近5成企业濒临破产边缘,57.59%的企业最多坚持3个月。如果武汉在3月底仍不能大面积复工,那么一半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已经苦苦支撑了2个半月,几乎达到了生存的极限,破产概率大幅增加,中小企业数量将迅速下降,短期内难以恢复。
第二,对于武汉的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企业而言,就算生存下来,2020年营收大幅下滑已成为必然,即使2021年也很难恢复到前期水平。一方面,武汉的绝大部分企业第一季度的营收已经几乎为0。而何时复工还是未知数,导致第二季度的营收也会受到极大影响。很多企业预测2020年的营收难以达到2019年的50%,企业面临的亏损在未来2-3年都难以消化。另一方面,武汉企业的市场已经被开始抢占,特别是制造业。周边省份紧锣密鼓的复工必然会增加产业链上的各种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需求。武汉市的企业如果在1个月内无法履行合约、向下游厂商供货,客户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会立即寻找可替代的企业。而且,很多企业的销售合同都是一年一签,客户一旦流失,公司市场份额下降少则一年,多则长年难以恢复。
有人可能会觉得,为什么不把目光投向海外市场呢?为什么不通过加大出口弥补国内市场的损失?一方面,疫情的全球蔓延使得国际市场需求也有一定萎缩,而且由于运输受阻和再加上原产地是疫区,武汉企业原本的出口已经很难保障了,更不要提扩大出口。另一方面,与沿海的企业不同,武汉企业的销售市场主要是国内,企业出口能力不足。2019年武汉全市的出口总额仅为2484.9亿元,还不及江苏省2019年出口总额的十分之一(27208.6亿元)。因此,武汉企业失去的国内市场几乎无法通过国际市场弥补。
可能还有读者会有疑问,武汉企业的市场一定会被抢占吗? 对于绝大部分中小企业而言,答案是必然的。中小企业体量小、生产经营活动单一、核心竞争力不强,可替代性非常高。
第三,企业的经营危机在湖北境内有很强的传染性。由于现代化产业的精细分工,企业之间通过产业链密切关联。产业链中的任何一环出现问题,都可能将负向影响传染到产业链上的所有企业,尤其威胁到中小民营企业的生存。近年来,由于宏观经济进入结构性调整,再加上中美贸易战的影响,中小民营企业的利润明显下滑。一旦下游的采购方出现问题,市场出现萎缩后企业就很难支撑。根据笔者进行企业访谈的结果,受访的武汉市企业70%的供应商都是湖北省内特别是武汉市内。一批武汉企业的经营危机必然将带动供应链上的更多湖北企业特别是武汉企业陷入危机。再加上产业链之间的交错关联,企业的经营危机将通过产业链的乘数效应在湖北境内放大。
第四,复工的延迟还有可能带来撤资潮和引资困难。在其他地区积极复工的同时,武汉的生产仍被按下暂停键,一批有能力的企业家将会把企业转移到复工地区。还有一些无法复工的企业家也有可能丧失对武汉的信心,选择撤离。《疫情冲击下湖北省企业的经营状况分析及政策建议》(澎湃商学院2020年3月1日)中显示,有6.34%的企业选择将在疫情结束之后撤出武汉。这只是2.26日的数据分析结果,随着复工的延期,这一数值还有可能会增大。此外,由于受到疫情的影响,武汉的很多企业面临市场下滑、高端人员流失,导致武汉整体投资环境恶化,有可能出现一些产业链的外移,招商引资也将出现困难。
第五,疫情将导致武汉市居民的收入至少下降2成左右,又将通过消费乘数放大这一负面影响。由于企业停工停产,绝大部分在民营企业工作的武汉市居民至少失去了2个月的工资。同时,复工以后由于企业营收下降,员工在接下来的9个月中的工资还极有可能低于2019年的每月平均水平。所以,在武汉民营企业工作的员工2020年平均收入下降3成是极有可能的。而民营企业和个体户贡献了80%以上的就业岗位,因此我们认为疫情将导致武汉市居民的收入整体下降2成以上。居民收入的大幅下降将导致武汉市的整体消费市场萎缩,需求下降又将传导给供应端,进一步造成企业收入下降、降薪或裁员,再次陷入到员工收入下降、消费下降、降薪裁员的恶性循环中,即由疫情导致武汉居民的收入下降将通过消费的乘数效应放大,使得经济下滑。
第六,政府财政支出下降,通过财政乘数放大,进一步使得武汉市的经济下滑。武汉市在2019年承担了世界军人运动会,2020年初又遭遇了最严重的新冠肺炎疫情,再加上较长时间停工停产带来的税收下降和各种社保公积金减免,财政压力极大。政府财力不足导致财政支出下降,再通过财政支出的乘数效应放大,使得武汉市经济进一步萎缩。
综上,由于受到严重疫情的影响,武汉的复工时间将远远落后于全国其他省份。停工停产使得武汉经济运转几乎停滞,不仅会在短期内会导致企业经营困难,在未来1-3年内这些负向冲击还会通过产业链、消费链、投资链、财政支出等途径不断传导和放大。
为了帮助疫情中的武汉企业,国家出台了很多优惠政策,但是这些政策目前来看都是短期政策。例如,国务院规定湖北地区的企业都可以免除养老、失业、工伤三项社保费最多达5个月,湖北小规模纳税人3个月免征增值税。这些短期政策大部分是事后政策,即只有企业生存下来之后、复产之后才能起到作用,而企业是否能熬过“冬天”尚且未知。同时,对于绝大部分中小企业而言,这些税费的减免占企业经营成本的比重事实上并不算高。而事实上,武汉经济受到的冲击是将持续的。如果大部分企业在1-2年内恢复不到疫前的水平,武汉经济受到冲击的影响时间将更长。
有人和我争论,企业的优惠政策不是已经给了吗?企业的发展还要靠自身啊,凭什么还要找国家要额外的政策呢?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在经济环境正常的情况下,企业的发展当然主要依靠自身能力和核心竞争力。但是,在疫情冲击下,并不是武汉企业的自身能力整体上低于全国其他地区或者出了问题,导致它们出现经营困难,而是因为这些运转正常的企业被强行按下了暂停键,而且暂停的时间远长于其他地区。
武汉市为了严格防控疫情,不对省外疫情造成影响,全市企业几乎全部停工停产。可以说,湖北省特别是武汉市的企业和人民为了保护全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做出了巨大牺牲,付出了沉重代价,这其中不仅有生命的代价也有经济的代价,而这些经济的代价正是武汉市120多万家企业和1100多万人口在默默承担。
我想,国家需要给湖北特别是武汉一些中长期的优惠扶持政策,就像当年支援汶川大地震的灾后重建工作一样,帮助湖北特别是武汉早日回到疫情前的发展轨道。虽然武汉这次的损失不像汶川地震一样是有形的,但是无形的经济损失却是巨大的。武汉作为国家中心城市,2019年的GDP已经超过1.4万亿,占整个湖北GDP近4成,其制造业在国家产业链中也有重要的位置。武汉市政府原本预期到2021年底能为国家贡献超过2万亿的GDP,现在看来这一目标基本是无法实现的。武汉的损失直接极大地影响湖北的发展,武汉的经济长期不恢复,也将对全国的经济工作造成较大影响。
政策建议
为此,我们建议国家出台一些中长期政策帮助湖北特别是武汉市重回正常的发展轨道,具体包括:
第一,2020年和2021年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减轻湖北特别是武汉企业的负担。2020年,对湖北省特别是停工时间最长的武汉市企业给予增值税返还和企业所得税减免(根据不同地市停工时长调整优惠比例)。2021年,根据2020年湖北和武汉市整体经济运行指标,延续或调整优惠幅度。
第二,2020年全年通过个税减免或调整个税起征点减轻湖北特别是武汉市企业员工的个税负担,给困难人群发放一定金额的消费券,帮助湖北特别是武汉提振消费市场。
第三,通过企业优惠政策促进就业。对于在2020年增加就业岗位的湖北省特别是武汉市的企业给予优惠政策,包括按实际新增招用人数予以定额依次扣减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企业所得税。
第四,外贸促进政策。加大对湖北省特别是武汉市企业的出口退税率,促进外贸工作的恢复。
第五,通过金融扶持政策促进企业投融资。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对湖北特别是武汉地区信贷投放。加大对湖北特别是武汉的重点企业、支柱产业、中小企业和失业人员的信贷支持力度。加大力度支持湖北特别是武汉地区的企业通过债券市场、资本市场融资和企业上市工作。
第六,通过产业扶持政策助力湖北特别是武汉市回到正常发展轨道。大力支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符合湖北省特别是武汉市产业优势的重点项目落户湖北、落户武汉。合适的国家重大、重点产业项目向湖北特别是向武汉市优先倾斜。
第七,在1-3年内对湖北特别是武汉市政府给予重疫区过渡期财力补助,并加大湖北省特别是武汉市的税收留成比例,帮助地方政府恢复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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