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文人 | 李兆辰 

原文信息：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A. Robinson. 2013. Economics versus Politics: Pitfalls of Policy Advic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7(2): 173–192.

 

一、主要内容

 

　　通常，提到政府调控市场的理论依据，我们会很自然想到由于存在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加以纠正。一方面，在经济领域我们希望减轻市场失灵、优化资源配置；另一方面，本文提醒我们政治领域的均衡可能恰恰是建立在某些市场失灵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好的经济并不一定是好的政治，公共政策研究者需要考虑如何将二者同时纳入分析框架。

 

　　本文从经济和政治相互冲突的视角讨论了政策的误区，提出了一个理论框架，并阐述了相应的机制和案例。其核心观点是：只考虑市场失灵可能在经济意义上是好政策，但在政治意义上是坏政策，因此政策需要综合考虑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本文归纳了三种影响机制：经济租金可能影响政治激励、收入分配可能改变政治力量、经济改革可能违反政治约束。

 

二、分析框架

 

　

 

三、影响机制

 

　　1.经济租金可能影响政治激励

 

　　经济租金能够让利益相关者具备组织和行动的能力，如果政策改变了某些群体的经济租金，那么就可能影响利益相关者在政治行动时的激励。

 

　　巴西劳工党在1979年成立，其诞生于卢拉领导的罢工运动。工人群体的政治权力由于削弱工会的政策受到了减弱，进而通过罢工等方式寻求利益。罢工运动中成立的劳工党成为了挑战原有政治集团的重要力量，其领导者卢拉后来也成功当选巴西总统。正如卢拉回忆时所说：我们不能将经济和政治因素彼此分开，这场斗争的目标是工资，但是在争取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工人群体赢得了政治上的胜利。

 

　　因此，政策除了考虑经济因素，还应考虑会给利益相关者带来怎样的政治激励。

 

　　2.收入分配可能改变政治力量

 

　　纠正市场失灵的政策虽然可以提升经济领域的总福利，但也会改变收入分配的格局，进而影响政治力量的均衡。

 

　　美国金融业的发展伴随着金融监管的放松与金融自由化的加强。1980-2005年，美国金融部门的利润增长达到800%，而非金融部门只有250%；1998-2007年，美国金融部门占GDP的比重从3.5%上升至近6%。随着规模和盈利能力的不断提升，美国金融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多地通过游说、捐款、旋转门等途径影响政治决策。在此情况下，金融部门拥有更强的政治力量，他们获取的支持政策可能偏离了社会总福利最优，在进一步加强自身地位的同时，限制了其他部门的发展。

 

　　另一个案例是俄罗斯的私有化改革。20世纪90年代，驱动俄罗斯私有化改革的是教科书式的经济学原理，认为从计划经济和国有经济转向私人经济能够实现更有效率的市场经济。然而，分配给国民的权益和资产随后通过拍卖等渠道纷纷流入大股东的手中，到2005年，71%的大中型工业和通信企业中，大股东掌握了超过一半的股权。俄罗斯的私有化改革形成了一批寡头垄断者，这不仅造成了巨大的贫富差距，还使得寡头拥有过大的政治权力，可能阻碍进一步的改革和新政策的推进。

 

　　因此，政策不仅要考虑纠正市场失灵，还应考虑由此带来的收入分配变化，以及由此造成的政治力量的改变。

 

　　3.经济改革可能违反政治约束

 

　　决策者不仅需要考虑经济领域的福利最大化目标，还面临着政治领域的约束条件，如果经济改革违反了某些政治约束，可能导致政治领域的失衡和动荡，进而陷入新的市场失灵。

 

　　加纳在20世纪70年代面临外汇短缺、国际收支失衡等问题，迫于经济和国际压力，在1971年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订协议，希望通过货币贬值纠正市场扭曲。然而，货币贬值的政策导致了严重的社会骚乱和抗议，两周之后发生了军事政变，原有领导人被推翻，之后货币又重新升值。类似的例子在发展中国家并不少见，如果经济改革违反了某些政治约束，可能引发腐败、压迫甚至动乱等问题，造成十分严重的政治后果。

 

　　因此，政策不只要实现经济领域的福利最大化，还要考虑政治领域的约束条件，避免政治动荡和新的市场失灵。

 

四、结语

 

　　经济意义上的好政策未必是政治意义上的好政策，单纯考虑经济领域的资源配置优化可能造成严重的政治后果，得不偿失。因此，在政策制定时需要综合考虑经济和政治因素。作为公共政策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也需要将经济和政治同时纳入研究视野，建立一个以政治经济学为基础的框架去分析公共政策。本文提供了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与此相关的很多概念、理论和实证，还有待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

 

五、一点思考

 

　　公共政策需要同时考虑经济和政治因素，这一点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重视，但如何建立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分析框架仍需进一步的探索。也许我们可以划分出以下两类分析路径：一是从多目标作为出发点，分别处理不同领域的情况，再将不同方面汇总到一起进行权衡；二是从福利最大化作为出发点，将福利的内涵扩展到经济以外的更多领域，形成一个更具整体性的复杂系统。

 

　　今年正好是新中国成立70年，中国发展奇迹的实现也少不了经济和政治的共同作用。世界上实行改革开放的国家有很多，但并不是只要改革开放就能取得这样巨大的成就。中国在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能够独立自主地选择合适的内容、顺序和速度，这也体现了经济和政治因素的协调与相容。

 

Abstract

 

The standard approach to policy-making and advice in economics implicitly or explicitly ignores politics and political economy, and maintains that if possible, any market failure should be rapidly removed. This essay explains why this conclusion may be incorrect; because it ignores politics, this approach is oblivious to the impact of the removal of market failures on future political equilibria and economic efficiency, which can be deleterious. We first outline a simple framework for the study of the impact of current economic policies on future political equilibria and indirectly on future economic outcomes. We then illustrate th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such impacts might operate using a series of examples. The main message is that sound economic policy should be based on a careful analysi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should factor in its influence on future political equilibr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