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文人 | 冯显骏

 

原文信息：Min Wang & Xiumei Yu (2019): Will China’s population aging be a threat to its future consumption?, China Economic Journal .

 

过去四十年，在计划生育与高收入增速的影响下，中国的人口结构迅速迈向老龄化。根据世界银行与的数据，2017年中国的生育率（1.63）已经远低于人口替代率（约2.1）。联合国预测到2050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超过40%。现有经济学文献认为人口老龄化可能拖累中国经济增长，抑制创业与创新活力。时代周刊认为人口老龄化是中国未来发展最大的经济问题。

 

收入增长、城市化与人口老龄化是中国未来三十年发展的三大主线。而消费是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与最重要组成部分。根据永久收入假说，人会在自己的一生中平滑消费，因此个人当前的消费水平是衡量其终生福利水平的最佳变量。本文作者试图通过上述三大主线，预测2049年中国居民总体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从而为理解中国未来经济发展路径提供思路。

 

当前中国消费特征

 

1980年以来，中国人均消费迅速增长，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根据统计局抽样调查数据推算，1981年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548元，到2017年增长至25929元，翻了17倍。同期人均消费由1355元增长至18188元，翻了13倍。这两个数据的对比反应出了递减的平均消费倾向以及不断增长的居民储蓄率。从消费结构看，增速最快的消费种类是交通、医疗健康、住房与教育，反应了中国居民不断升级的消费结构。

 

中国城乡消费之间存在较大差距，但近几年差距在不断缩小。长时间持续并且不断扩大的城乡收入不平等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特色。从绝对数量来看，城乡收入差距仍在不断扩大；但从相对数量来看，城市与农村收入比在2007年达到巅峰（3.17）后持续下降，在2017年降至2.71。城乡收入不平等带来城乡消费不平等，但在平均消费倾向递减的作用下，城乡消费不平等正在以更快的速度缩小。

 

不同收入阶层消费有较大差异。作者依据CHIP数据，针对当下中国居民收入与消费的关系进行了一些描述性分析，主要发现如下。1）中国收入不平等现象显著，且农村收入不平等程度大于城市。2）由于穷人往往需要把收入的更大一部分拿来消费，中国的消费不平等程度小于收入不平等程度。3）即使收入水平相同，农村居民消费较城市居民更少，原因可能是社会保障的缺失使得农村居民有更强的预防性储蓄动机。4）在农村地区，收入最低人群的储蓄为负。5）根据不同类型消费占收入比例与绝对收入之间的关系，可以判断食物与服饰属于必需品，而住房与交通属于典型的奢侈品。6）在农村地区，收入最高人群的教育消费占比最低，而城市地区与之相反，即收入最高人群的教育消费占比最高。这种现象反应出农村地区教育基础设施的匮乏对农村居民教育消费的约束；7）医疗健康消费与收入存在非线性关系，最贫穷与最富有人群的医疗健康消费占比均大于中等收入阶层。

 

家庭人均消费与家庭户主年龄之间的关系呈“S”型曲线。由下图所示，农村与城市样本均表明，家庭人均收入水平随户主年龄先下降后上升。由于年轻人抚养负担小，可支配收入高，其平均消费倾向也是各年龄段最高的（农村与城市分别为85.4%与71.7% ）。当前，20-30岁年龄段占中国总人口比例仅次于40-50岁年龄段，因此年轻人仍将是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中国消费市场的主力。收入结构方面，年轻人在服饰与交通上消费相对较多，住房相对较少；老年人在食物、住房与医疗健康方面消费相对较多，服饰、家政服务、交通与教育相对较少；而食物、住房与子女教育是压在中年人头上的三座大山。

2049年中国消费总量与消费结构预测

 

作者认为收入水平、城市化水平与人口年龄结构是决定家庭消费的三个变量。因此，在控制这三个变量后，2049年的居民消费行为与今天的居民消费行为保持一致。因此，作者首先通过CHIP数据研究当下居民消费行为，然后依据三个影响因素未来的变化，推演出未来的居民消费变化。

 

作者的核心研究方法是依据不同年龄段、以及城市与乡村，将研究总体划分为不同样本，为每一个消费品类估计一个消费方程：

其中，C和I分别代表人均消费与可支配收入，α代表自发消费，即维持生活的最低消费水平，后面一项则代表所谓的引致消费，即受收入影响的消费水平。自发消费水平会随着社会发展而逐渐提高，作者假设其与收入增速同步增长。

 

得到上述方程系数后，作者对家庭消费的三大影响因素作出假设。首先，作者参考各大机构的预测，对2016-2049中国的GDP增速给出了三种情形假设：3%，4%与5%。其次，作者参考联合国的预测，认为2050年中国将有80%的人居住在城市；基于联合国给出的生育率预测，作者预计60岁以上人口比例在2050年将达到43.18%，50岁以上人口比例将达到58.77%。

 

作者的预测方法分为三步：1）对城市与乡村，M个年龄段，N个消费品类，估计出2*M*N个消费方程；2）代入收入的预测值，得到城乡、分年龄段各消费品类的预测值；3）根据预测的年龄结构，计算分城乡各消费品类的预测值；4）根据预测的城镇化水平，计算未来中国各消费品类的人均消费预测值。

 

预测结果显示，在中性假设下（GDP增速4%），2049年人均居民消费71661元。作者分部估计的方法使得其能将总影响分解出每个因素的影响。根据作者计算，虽然人口老龄化对未来中国消费具有负效应，但这一负效应能够被收入与城市化的正效应抵消。消费结构方面，中性假设下，食品消费占比由2015年的30.6%下降到2049年的25.2%，但仍然是彼时居民最大开支；居住消费占比变化不大，仍是第二大消费支出；医疗健康消费快速增长，成为占比15.4%的第三的消费支出；其他消费品种较为稳定。

结论

 

本文使用CHIP2013微观调查数据，根据城乡、年龄对样本进行分组，对每组样本分别估计各个消费品类的消费决定方程，同时基于对未来收入水平、城市化水平与人口年龄结构的假设，预测了2049年中国消费的总量水平与结构组成。假定未来30年中国年均GDP增速为3%、4%、5%，2049年中国消费总量将分别达到71.0万亿、97.8万亿与133.8万亿元。本文发现人口老龄化对消费具有负影响，但这一负影响能够被城市化与收入增长两者的正效应抵消。本文的政策意义在于，如果中国能够放松户籍制度对城市化进程的约束，那么城市化能够有效抵消人口老龄化对未来中国消费的负面影响；其次，未来快速增长的医疗健康消费亟需加速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最后，低收入农村居民储蓄为负，高收入农村居民教育消费占比反而低于低收入农村居民，这两个现象表明农村贫困仍然是一个长期性问题，需要政府加强对极端贫困人口的扶贫政策以及对农村教育基础设施的投入。

 

Abstract

 

Based on the household level survey data, the paper makes a projection on China’s household consumption in 2049 with reasonable assumptions of disposable income, demographic structure, urbanization rate and total population in 2049. The results show that at annual income growth rates of 3%, 4% and 5%, China’s total household consumption in 2049 will be 71.0, 97.8 and 133.8 trillion CNY, respectively, 3.1~5.8 times of the total household consumption in 2015. Moreover, our projection shows that even excluding the income growth effect, the future consumption increased by rapid urbanization is much larger than the consumption depressed by the demographic change. The result highlights that as long a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an successfully eliminate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imposed on rural-urban migration, such as Hukou system or residency permits in the urban areas, population aging would not be a major threat to its future develop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