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文人 | 李艺璇

原文信息：Wei, Shang-Jin, Xiaobo Zhang, and Yin Liu. Status competition and housing prices. No. w18000.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12

 

引言

 

中国的房价在过去20年高速增长，背后的增长除了制度改革、货币增发、经济增长、基本居住需求的因素外，还有哪些因素呢？本篇文章从中国丈母娘经济的特有现象出发发现性别比也是影响房价的一个因素，机制在于一个地区的性别比越高（男/女），男性在婚姻市场上面临的压力也就越大，而中国通常是结婚时会要求男方准备房子，或者至少是付过首付的房子，这就可能导致性别比更失衡的地区有男孩子的家庭会为了儿子将来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优势而更愿意投资房产、拉动需求、提升房价。实证结果恰恰证明了这个机制的存在。

 

文献

 

Du and Wei (2010)发现在性别比严重失衡的地区有男孩子的家庭会比性别比相对平衡的地区有更高的储蓄意愿，Wei and Zhang (2011a)为此提供了实证证据，他们发现性别比的上升能够解释50%的储蓄率的上升，Frank (1985 and 2004)则指出人们倾向于在能显示地位的商品上花费更多，而在不具备这个作用的商品上花费更少。

 

已经有很多文献在研究性别比的决定因素（Das Gupta, 2005; Ebenstein, 2009; Edlund, 2009; Li and Zheng, 2009; and Bulte, Heerink and Zhang, 2011）,其中最有名的是Qian (2008)，这篇文章用茶叶价格作为女性经济地位的工具变量，发现更高的女性地位有助于矫正失衡的性别比例。

 

模型

 

虽然文字表述已经足够简单明了，作者还是构建了一个效用最大化的模型，用比较静态分析来阐述自己的理论和机制，此处不赘述，感兴趣者可在原文中阅读。

 

中国的房价和婚姻市场

 

1988年以前中国不存在房地产市场，在城镇地区，房子是单位分配的，居住者无权出售，也没有什么来源可以让人们买到房子，在乡村地区，人们自己盖房子住。1988年国企改革，才有一些公司在雇佣员工的同时不提供住房，此时就建造了一些住房供出售给个人，虽然土地所有权归政府所有，房产购买者拥有房子的70年产权。1998年《关于在全国城镇分期分批推行住房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出台，强制规定企业不得向员工提供终生居住的住房，要将住房福利货币化，以劳动报酬的形式下发给员工，从而拉开了房地产市场化的序幕。企业现有的被职工居住的房子则要求在一定时间内由居住者付款买回去。此后，房产的建设如火如荼展开，房价也开始像坐上宇宙飞船般飙升。

 

大多数中国人是在当地寻找对象完成婚配的，根据2000年的人口普查，92%的农村人口在他们的出生地生活，89%的农村人和同县的异性结婚，这个比例在省份的级别只会更大，2000年CHIP的调查发现82% 的移民工作者的丈夫或者妻子是来自同一个省份的，因此，我们几乎可以假定当地的性别比是可以衡量这个人在婚姻市场上面临的竞争激烈程度的。

 

根据2010年的婚姻调查，71%的未婚女性表示更偏好拥有房子的另一半，而这个数字在对男性的调查中只有48%，中国经济日报的调查则发现80%的丈母娘都表示反对女儿嫁给没有房子的男性。因此要求男性在婚前有房子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普遍现象，男性为了提高在婚姻市场中的竞争力就不得不买房子。

 

数据

 

本文的房价数据来源于2005年的1%人口的抽样调查，作者获得了该抽样样本中20%的随机样本，地区级别的不同年龄段的性别比来源于2000年的人口普查。

 

实证部分之家庭购买意愿与当地性别比

 

1.谁更想要更贵的房子？作者首先探讨的是孩子的性别和该地区的性别比（衡量婚姻市场上的竞争激烈程度）如何影响房价。由于房价只会是正数，作者使用了left-cencored的Tobit回归，同时。我们关注的变量是local sex ratio和家庭中有5-19岁男孩子的哑变量的交乘项，这里的sex ratio是地市级别的5-19岁孩子的性别比例。这个交乘项的系数为正则意味着对于同样有儿子的家庭，面临的婚姻市场竞争越大，那么会更倾向于买更贵的房子。

 

控制变量包括了：家庭收入，家庭人口数，户主的年龄和教育程度，户主的性别和民族，家庭成员是否有严重疾病，儿子的数量，女儿的数量，孩子的年龄的组别变量，市或者县的固定效应。

 

为了让回归中的家庭具有可比性，作者只保留了核心家庭（三个人，爸爸妈妈和孩子）且孩子的年龄在5-19岁，且户主的年龄小于45岁的家庭。

 

结果如下表所示：

左边两列的因变量就是房价，中间两列的因变量是房子的面积的对数，右边两列因变量是租金。作者对城镇和农村家庭是分别做了回归的，回归结果告诉我们：

 

（1）有儿子的家庭，随着当地性别比的提高（即婚姻市场竞争激烈程度的提高）倾向于购买更贵的房子，面积更大的房子，这一点在城镇和乡村都是成立的。

 

（2）最后两列作为placebo test，而租金就不具备这个特征，说明发挥作用的机制就是在于有产权的房子具有status goods的作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促使有儿子的家庭在房子这个资产上做了更多投资。

 

2.作者接下来只关注城镇核心家庭，并将城镇的核心家庭分为有女儿的有儿子的两类，包含上述控制变量（上边表格的控制变量）用同样的因变量进行回归，看性别比到底是如何影响家庭购买房子的决策的，结果如下：

回归结果再次支持了本文的核心论点，在有女儿的核心家庭中，他们并不会因为更不平衡的性别比例去购买更贵的房子或者更大的房子，但是有儿子的家庭就会这么做，租金没有受到性别比例的影响。

 

3.接下来作者对农村的核心家庭进行了2中的回归，结果如下图所示：

与之前的结果不同的是，我们发现在农村有女儿的家庭也会随着性别比例的提高（男/女）而建造更贵的房子，对此可能的解释是：a.这种竞争从男性扩大到了女性，为了能够与高净值的男性匹配（即拥有昂贵房子的），女性也需要有更好的经济实力，这就使得有女儿的家庭也去购买了更贵的房子；b.为了能让女儿将来在婚姻中有更高的地位，有女儿的家庭也倾向于用更贵的房子提高女儿的谈判力。

 

拓展：家庭收入和性别比例的交乘项

 

作者将10个具有最高的性别比（男/女）的地区（城市或者农村的镇）定义为high sex ratio region，这些地区的性别比例都大于115，将10个具有最低性别比的地区（城市或者农村的镇）定义为low sex ratio region，这些地区的性别比都小于107，这样就有四种地区：(1)high sex ratio * urban (2) high sex ratio * rural (3) low sex ratio * urban (4) low sex ratio * rural

 

在每个类型的region内，作者将样本中的核心家庭（孩子的年龄在5-19岁，户主年龄在45岁以下）分为有女儿的和有儿子的两类。

 

对每个类别的家庭，作者使用locally weighted polynomial regression去得到当地房价和当地家庭收入对数的非参数关系。结果如下图所示：

显然，同样的家庭收入下，高性别比地区的家庭更倾向于购买更贵的房产，这对农村的所有核心家庭都成立，但是城镇的结果干扰较多，首先，对于low sex ratio地区，房子价值与家庭收入的关系不是单调的，最穷的家庭反而比稍微富裕的家庭拥有更贵的房产，我们还无法解释这些发现。

 

实证部分之当地房价与当地性别比

 

现在将我们的关注对象从一个地区的家庭转移到一个地区的一般均衡结果，在性别比较高的地区，有男孩子的父母倾向于购买更高的房产，这拉高了房价，女孩子的家庭可能做类似或者相反的事情，因此最终的平衡结果是不确定的，需要实证结果的支持。

 

首先，我们用当地房价与当地收入的比例来衡量房价水平，作者画出了性别比和该比例之间的关系：

这张图表明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城市，性别比越高的地方就会有越高的房价收入比。

 

作者还画出了当地房价与租金的比例和当地性别比例的关系：

这张图表明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性别比越高的地区就会有越高的房价租金比。

 

回归结果

 

在看到了上述pattern后，作者用回归进一步检验，回归方程如下：

因变量是地区k在2004新建住房的房价（每套房的平均价格），平均房价（每平米价格）或者平均面积等，关注的是当地在2005年5-19岁孩子的sex ratio。回归结果如下：

结果发现，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性别比越高的地区房价就越高，无论这里的房价以哪种方式衡量（每套价格，每平米价格，房价收入比，房价租金比），同时，性别比越高，2004年建造的房子面积也越大。这说明最终的均衡结果是性别比例拉高了房价，再次验证了本文的核心论点。

 

工具变量回归

 

由于这里的sex ratio是5-19岁孩子的，他们在很多年前就出生了，因此反向因果不会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是由于移民的问题，性别比的计算可能有误差，无论是应对可能的遗漏变量还是测量误差，我们都可以用工具变量回归来解决，因此作者利用计划生育政策作为性别比例的工具变量。计划生育虽然是国策，但其执行是取决于当地政府的，同时也不太可能是受该地区未来房价的影响，作者使用了以下三个变量：（1）当地计划生育罚款数量的多少（2）当地是否对第三个，第四个孩子有更高的罚款（4）当地少数民族人口的比例（少数民族不受计划生育政策制约），第一阶段回归结果如下：

第二阶段回归结果如下：

之前的回归系数在magnitude上都显著变大了，说明测量误差的问题确实使得我们低估了性别比对房价的影响。

 

结论

 

更失衡的性别比例恶化了男性在婚姻市场上的状况，房子作为一个结婚的“必需品”成了大多数生育儿子的家庭的必备资产，这促使在男性比例高的地区有儿子的家庭进一步投资房产，拉高了房价，而这是一种无效的竞争，因为没有人的福利因此提高，最终还是会有那么多的男性无法匹配到适龄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