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文人 | 吴茂华

原文信息：Boar, C., & Midrigan, V. (2019). Markups and Inequality (No. w25952).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一、主要内容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企业动态行为、融资约束和不完全市场的模型，在此模型的基础上研究了产品市场干预和利润税的总体和分配效应。该模型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价格加成(markups)是内生的，因此生产者得到的价格加成取决于它所面临的竞争程度。本文研究表明，依赖规模的补贴可以消除由于价格加成分散造成的扭曲，增加相当大的福利收益并减少不平等。虽然这一补贴会增加企业集中度和长期的资源错配。相反，降低集中度的政策会导致产出和TFP增加但是会造成福利损失，并增加不平等。另外，征收利润征税大大降低了创建新公司的动力，并且会减少劳动力需求、税后工资和福利。

 

二、研究动机

 

近几十年来，美国的公司和家庭层面的不平等现象急剧增加。一方面，大多数行业中最大公司的市场份额大幅增加，这一趋势伴随着利润份额和价格加成的增加。另一方面，家庭财富和收入不平等也有所增加。由于公司所有权高度集中，这两种趋势可能是相互关联的：公司利润的增加以及由此导致的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可能会将工人的收入重新分配给公司所有者。事实上，许多经济学家（Stiglitz，2012，Atkinson，2015）和反托拉斯学者（Baker &Salop，2015，Khan & Vaheesan，2017）提出了这一观点，因此呼吁支持使用产品市场政策来降低不平等。

 

尽管政策研究越来越关注价格加成与不平等之间的关系，但现有关于价格加成的工作，如Atkeson & Burstein（2008），Bilbiie et al.（2012,2018）和Edmond et al.（2018），假设家庭之间的消费是完全共享的，从而从分配问题中抽象出来。在这样的设置中，价格加成只会扭曲生产，无法观测到对不平等的影响。首先，平均的价格加成，即单个企业价格加成的加权平均值，这种价格加成就像对生产征收统一的税收一样，从而降低总产出。其次，市场份额较高的公司收取较高的价格加成，这会产生劳动力和资本的边际产量的分散，并降低配置效率和TFP。在这种情况下，对拥有更高价格加成的公司补贴更多的政策，会恢复效率。尽管这一政策提高了产品市场集中度和企业利润，但它使拥有所有公司的代表性消费者更加富裕。然而，这一政策规定忽略了增加价格加成和企业集中度可能带来的潜在的分配后果。

 

三、模型设定

 

本文的目标是研究这些旨在减轻价格加成导致的生产和分配成本的政策的宏观经济和福利后果。本文使用DGE模型进行参数化，以拟合关于美国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的事实，以及价格加成和产品市场集中度。该模型的特点是异质生产者参与非CES需求的垄断竞争，如Kimball（1995）。两种类型的生产者共存：由企业家拥有的私营企业和公有企业。与公有企业相比，私营企业面临着借贷限制。生产率较高或较富裕的生产者规模较大，需求弹性较小，因此与低生产率或财务受限的企业相比，他们收取更高的价格加成。

 

本文使用该模型来研究两套政策。首先分析产品市场干预措施的影响，旨在纠正由价格加成引起的生产效率低下。其次研究了利润税的影响，这些利润税从公司所有者的价格加成中重新分配了租金。

 

另外，研究了一系列产品市场干预措施，但本文的大部分分析都集中在与规模相关的销售补贴或税收的影响上，这会增加或减少产品市场集中度。这样做是因为这些政策在实践中相对容易广泛实施（Guner et al.，2008）。研究表明，随着公司规模的增加和消除由价格加成引起的劳动力边际产品的分散，补贴增加了大多数家庭，特别是穷人的福利，尽管公司集中度和价格加成增加了。这些政策还通过将企业家的财富重新分配给工人来减少不平等。相反，通过直接对大公司征税或对其市场份额施加限制来降低集中度的政策会导致巨额福利损失并增加不平等。这些政策对工人的利益损失最大，并使一小部分企业家从大公司重新分配市场份额中受益。

 

然后，研究表明利润税作为重新收入分配的工具过于生硬。这些税收抑制了创建新公司的动力，导致劳动力需求，配置效率和税后工资大幅下降。大多数家庭会因这些政策而造成损失。尽管如此，最贫困的工人确实从利润税中受益，因为在这种政策改革之后，税后的最低工资会增加。

 

本文研究的经济体系包括大量工作的家庭并可以选择经营私营企业的家庭。家庭在劳动力市场效率和创业能力方面都面临着不同的冲击。他们可以通过金融中介的无风险资产来部分地抵御这些冲击，金融中介利用家庭储蓄购买资本、企业或政府债券。经营私营企业的家庭是差异化商品的垄断供应商，并对边际成本收取价格加成。

 

文中明确地模拟了企业活动和融资约束，因为这些是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决定因素（Cagetti & De Nardi, 2006; Peter, 2019）。根据2013年的消费者财务状况调查，尽管企业家仅占所有家庭的7％，但他们拥有所有财富的37％，并且收入占所有收入的28％。私营企业也比公有企业更依赖外部融资（Shourideh和Zeitlin-Jones，2017）。本文follow Buera et al. (2011)的设定，假设私营企业面临融资约束，将其资本存量限制为其财富的一个比例。能力较高的企业家平均拥有更大的最佳经营规模，从而平均来说会受到更多的融资约束。因此，企业家能力的分散导致储蓄回报率的分散，并且是财富不平等的重要决定因素。融资约束意味着企业家的效率低下，从而降低了总体生产率和产出。

 

模型中的企业家之间和公私企业之间存在着竞争。公有企业拥有相同的技术，但不会面临融资约束的限制。而且，企业可以自由的进入退出。对需求系统的假设意味着生产者面临的需求弹性会降低其市场份额，因此较大的生产商会收取更高的价格加成。在这种环境下，更多的竞争会减少价格加成。因此框架得到了效率增益和价格加成之间的权衡，这是产品市场政策讨论的核心。一方面，对大公司征收更多的税收会降低集中度和价格加成，但另一方面，它们会加剧生产效率低下。

 

鉴于本文关注利润税和产品市场政策的分配后果，模型必须能够很好地再现数据中的财富和收入分配。文章校准模型的参数以匹配财富和收入分配、关于企业家的几个特征事实、企业部门的相对规模和集中度，以及15％的平均价格加成。从校准中可以看到，价格加成和融资约束都会对经济造成损失。如果没有融资约束，私营企业的规模将翻一番，占销售额的三分之二，而基准模型约为三分之一；没有价格加成，工资将高出20％。

 

四、补贴的作用

 

文章首先分析统一销售补贴的影响，这些补贴消除了平均价格加成扭曲，降低了消费者面临的价格。正如Edmond et al. (2018)表明，这种补贴几乎可以恢复具有代表性消费者经济中的生产效率，前提是这些补贴是由一次性税收资助的。然而，在本文的环境中，这种补贴必须通过增加扭曲的个人所得税来筹集资金。这导致税后工资下降，这对穷人不利，税后利率上升，这使富人受益。大多数家庭都在这样的政策下受到损失，这一结果与代表性消费者模型的预测形成鲜明对比。

 

接下来，文章研究了一项补贴大公司的政策，并消除生产者对劳动力边际产量的影响。有趣的是，这项政策增加了TFP，更有成效的企业家会利用补贴进行扩张，这是在融资约束的情况下不能做的。由于在模型中，企业家相对于有效分配来说太小，因此通过放大融资约束的严重性，从长远来看，依赖规模的补贴会降低配置效率。然而，由此产生的TFP下降是渐进的。TFP在长期影响上有所增加，并且只会慢慢下降到较低的稳态水平，因为企业家需要很长时间来消除并失去大公司的市场份额。TFP的这种短期增长最初会增加税后工资并使大多数家庭受益。

 

依赖规模的补贴也可以通过减少相对富裕的企业家的收入和财富份额来减少不平等，这些企业家因较大的企业生产者所获得的补贴而处于不利地位。因此，我们的结果与经常引发的论点刚好相反，即企业集中度的增加必然会增加财富不平等。总体而言，依赖规模的补贴使所有家庭的96％受益，其中中等家庭的福利收益增加了1.7％。

 

相反，试图降低市场集中度的政策放大了资源误配造成的TFP损失。这些政策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工资和劣势工人的福利。它们使一小部分中型企业家受益，这些企业家从低迷的要素价格中获益，并减少了大型企业的竞争。由于中型企业家比普通家庭富裕得多，在我们的模型和数据中，降低市场集中度的政策进一步加剧了不平等。

 

五、其它政策的作用

 

文中还分析了两种替代产品市场的干预措施，旨在改变产品市场的竞争程度和集中度。第一个政策是限制公司可以出售多少，从而限制它收取的价格加成。该政策与依赖规模的税收具有相似的含义，并导致资源错配的巨大损失。第二个政策限制公司可以收取的价格，以试图直接限制其价格加成。研究表明，尽管这样的政策减少了不平等，但它通过对有融资约束的企业家进行隐性征税并大大降低产出和TFP从而降低了家庭福利水平。

 

六、利润税的作用

 

然后将注意力转向研究利润税的影响。考虑两组干预措施：首先，研究了对所有利润征收25％的税收的影响；其次，税收仅适用于高于某一值的利润。文中设定的值等于所有公司中前0.5％的利润。由于公司利润高度集中，如数据所示，后一种政策影响了一小部分的大型公司，但却将经济中所有利润的一半左右纳入税收。

 

文中发现，对所有利润征税导致稳态工资下降约6％，原因是公司企业数量下降近30％，导致劳动力需求下降并使得资源重新分配给效率更低的私营企业。尽管个人所得税因总税收增加而下降，但税后工资在长期下降了约4％。由于政府能够从现有公司中获取利润，因此短期内税后工资确实会增加，但这种增长相对短暂，因此只有最贫困的三分之一的工人受益。有趣的是，仅对最大公司的利润征税甚至更加昂贵。这种税收将资源重新分配给相对富裕的私营企业主，他们从工资的减少中受益，并且伤害了95%的工人。文中还表明，自由进入退出的条件对于这些结果至关重要：如果公司的数量是固定的，则对利润征税会使家庭福利的中位数增加约2％。

 

Abstract

 

We study the aggregate and distributional impact of product market interventions and profit taxes using a model of firm dynamics, credit constraints and incomplete markets. A key ingredient of our model is that markups are endogenous so that the markup a producer charges depends on the amount of competition it faces. We show that size-dependent subsidies that remove the distortions due to markup dispersion lead to sizable welfare gains and reduce inequality, even though they increase firm concentration and long-run misallocation. In contrast, policies that reduce concentration lead to large output, TFP and welfare losses and increase inequality. A tax on profits greatly depresses the incentives to create new firms, reducing labor demand, after-tax wages and welf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