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文人 | 陈怡心

推文信息：Akcigit U, Baslandze S, Stantcheva S. Tax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mobility of inventor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6, 106(10): 2930-81.

 

一、研究背景

 

税收引起的国际移民是非常重要的研究话题，尤其对于科学家这一群体来说，可能更易受到税率变动的影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数据表明，发明家的移民率很高。同时，发明家作为高科技人才，代表着创新和高端科技水平，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研究税收政策对科学家移民的影响，对于税收和经济增长主题的研究也十分有意义。各国常采取各种政策吸引人才，税收政策一直是比较常用的手段，比如最近深圳出台了税收优惠，对高端人才给予15%的税率。那么税收政策是否有效呢？发明家的高移民率受什么影响呢？税收政策是否能够影响移民？这篇文章想要研究所得税税率对发明家国际移民行为的影响。

 

二、研究数据和方法

 

研究税收移民问题的困难在于缺乏大规模的国际面板数据，这篇文章使用发明专利的数据，用来研究这个问题。文章使用USPTO数据，该数据包含了1975年到2010年间420万发明专利和310万的发明家数据，作者使用了8个国家的样本（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日本法国瑞士意大利），覆盖数据库中89%的数据，考虑到数据截尾问题，将样本期限制在1977到2000年。后面又使用了EPO的数据（European patent office data）数据做检验，这个数据库虽然不如USPTO数据库识别的那么好，但是好处在于包含的美国样本更少，欧洲样本更多。

 

除了数据，研究税收移民问题还面临三个困难：1.移民决策取决于反事实的收入；2.取决于反事实的平均税率；3.平均税率可能因为其他因素有内生性。

 

首先，文章利用发明家质量（inventor’s quality）作为收入的代理变量，发明家质量指标主要发明专利的引用量进行构造，采用了四种方法进行构造，包括质量+数量、数量、平均质量、最大值，依据发明家质量指标对发明家进行排名。其次，文章使用最高边际税率来衡量税率。最后，文章利用不同质量的科学家对比进行识别。作者认为直接利用税率的变动来识别，无法消除不同国家和年份的经济和政策的影响，而利用高排名的科学家和低排名的科学家的差异进行识别，分别将1%-5%，5%-10%，10%-25%，below 25%的科学家作为控制组，他们受到的国家经济和政策的影响基本相同，但是只有排名最高的科学家受到最高税率变动的影响。

 

三、实证结果

 

文章的实证分析主要分为三个部分：首先通过宏观数据说明移民和税率之间存在关系，随后进行了三个案例分析（苏联解体，1986年美国税制改革和1992年丹麦税制改革），最后利用多项选择模型计算国外和国内发明家最高税率的微观弹性。

 

（一）宏观数据分析

 

文章首先利用宏观层面的数据，研究税后收入和移民之间的关系，发现即使在国家总体层面，移民和最高税率之间都有显著的相关性

 

（二）国家案例研究

 

1.苏联解体

 

利用苏联解体这一事件进行研究，1991年苏联解体前，发明家不能自由流动，而解体后俄罗斯的发明家可以移民，由图可以看出俄罗斯移民与边际税率之间有负相关关系。

2.美国1986年税制改革

 

美国1986年税制改革，将最高边际税率从50%降到28%，主要是高收入人群受到了较大影响。文章用合成控制法研究美国1986年税制改革的影响，结果发现税率变动对top1的科学家有较大影响。税率变动对top1发明家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发明家家数量，改革之后，top1科学家的比例显著上升，第二，发明家的增长速度，改革之后科学家的增长速度变快，从每年6.8%增长到每年16.4%。

3.丹麦1992年税制改革

 

丹麦1992年实施一项税制改革，对国外研究者和高收入的外国人给予税收优惠，国外科学家在1991年-1995年的收入可以享受30%的税率（通常的最高税率是60%），1995年之后享受25%的税率。可以看出，改革后国外发明家占比明显上升。

（三）实证检验——估计弹性

 

文章在实证部分使用多项选择模型进行估计，并且使用了两种识别方法，依据前面的理论分析，构建了如下的实证模型。

1.变量选取

 

A．控制特殊偏好成分

 

（1）控制个体层面的特征：年龄、质量指标、是否在跨国公司工作，技术领域

 

（2）国家层面的协变量：在第一种识别中，变量包括国家专利数量、人均GDP、国家固定效应、国家时间趋势；在第二种识别中用时间年份固定效应替换了国家专利数量、人均GDP、国家时间趋势

 

（3）国家个体层面哑变量：①母国哑变量，来捕捉潜在的国家偏好；②c国t时期在发明家所在科技领域的专利数量，代表发明家和国家间的匹配程度；③母国和目标国之间的距离④语言是否相同

 

B．控制税率

 

使用最高边际税率作为税收衡量，topMTRict为发明家i于t时刻在c国享受到的最高边际税率。

 

C．控制反事实工资

 

作者使用发明家的质量作为工资的代理变量。部分工资的变动已经被前面的三类控制变量吸收了，作者又额外加了三个控制变量进一步控制：

 

（1）t-1期的发明家质量与国家固定效应，控制总体国家层面的能力差异(quality ×country fixed effects)

 

（2）再加入时间，捕捉不同国家工资溢价随时间的演变(quality ×country fixed effects × year)

 

（3）再加入技术领域领域，控制国家、能力和技术领域的趋势变动(quality ×country fixed effects × year × field fixed effects)

 

2.弹性计算

 

文章推导了弹性的计算公式，其中Pict为发明家i在t时位于c国的概率。

 

 

3.估计结果

 

首先使用最高税率的国家-年份的变动进行估计，第一列是只控制了最基础的个体层面 国家层面和发明家-国家层面的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第二到四列分别加入了不同层面的固定效应，结果显示国内发明家的移民弹性为0.023，国外发明家的移民弹性为0.8。作者认为，低排名发明家的系数为负值原因在于，移民发明家对劳动力市场均衡有一定影响，具有溢出效应，即如果公司对于发明家的需求是刚性的话，税率降低，高质量的发明家移民会挤占原来属于低排名发明家的工作岗位。

接下来分别用不同的排名的发明家作为控制组，研究了最高税率对top1发明家相对于其他低排名发明家的不同影响，并计算弹性。结果显示，分别控制不同排名的发明家，得到的国内移民弹性分别为0.02、0.02、0.03，国外移民弹性为0.63、0.85、1.04。

随后作者计算了不同国家的弹性，发现美国、日本的弹性相对较小，英国、加拿大的弹性相对较大。同时，作者计算了不同国家实施低税率带来的经济收益。

 

此外，作者研究了不同性质的公司对于发明家流动的影响。跨国公司的发明家的移民问题比较复杂：一方面跨国公司的雇员可能会更容易流动，能够更好的利用税率差异，另一方面跨国公司会更多地在全球范围内安排员工，而不是员工自己对税率的反应。文章主要关注公司的两个特征：第一，是否为跨国公司以及在某个国家的集中度；第二，雇主在定居决策中是否起到作用。作者在回归中加入了“不在跨国公司工作”这一交乘项，结果显示不在跨国公司工作的发明家对税率变动不敏感；加入“研发活动在某国的集中度”这一交乘项，如果公司的研发活动集中某国，发明家对税率敏感度低。

4.稳健性检验

 

最后，作者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

 

（1）替换发明家质量的指标。包括：将动态指标变为静态指标，更换了质量指标的测算方法，考虑专利的影响范围。

 

（2）潜在的选择问题

 

由于数据只能观察到申报专利的年份发明家所在的位置，但没法观测到没有申请专利的时候发明家的位置。作者的处理为，如果X年在a国，Y年在b国，那么假设他x+（y-x）/2年之前都在a国，之后在b国。

 

使用二值选择模型计算，为了减轻计算压力，只研究了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移民。

 

对于可能存在的样本选择问题：一方面计划移民去美国的人会更多的在USPTO申报专利，另一方面，计划移民美国并在USPTO申请专利的人，可能并不是全都是出于税收考虑。因此作者使用了欧洲的EPO数据重新检验，并且进一步删除了在USPTO和EPO中往美国移民的人。

 

（3）长期流动

 

作者进一步考虑税率对长期移民的影响，将长期流动定义为样本期内再也没有回到原来的国家。一方面，长期移民可能对税率暂时的变化不太敏感，另一方面，如果税率变化是持续的并且人们意识到了，那么长期移民和税收变化相关性较强。结果发现国内发明家长期流动对税率不是很敏感，外国发明家对税率更敏感一些。

 

最后作者使用欧洲的EPO数据，重复上述实证过程，结果基本一致。

 

四、结论

 

本文主要关注税率对于发明家国际移民的影响，结果发现：明星科学家的移民行为显著受到税率的影响；国内发明家的移民弹性大约为0.03，国外发明家的移民弹性大约为1；在跨国公司工作的发明家的移民弹性相对更大；如果公司的某国的研发活动集中在某国，则发明家对税率变动的敏感性更低。

 

税收与移民是比较有意思的话题，感兴趣的话可以阅读其他几篇税收和移民主题的文献：Kleven，Landais和Saez，2013年发表在的AER论文“Taxation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f Superstars：Evidence from the European Football Market” 选择欧洲职业足球运动员市场，研究了税率对欧洲足球明星移民的影响。Moretti 和Wilson 2017年AER的文章“The effect of state taxes on the geographical location of top earners: evidence from star scientists”研究了美国各州间明星科学家的移民问题。

 

Abstract

 

We study the effect of top tax rates on “superstar” inventors’ international mobility since 1977, using panel data on inventors from the US and European Patent Offices. We exploit the differential impact of changes in top tax rates on inventors of different qualities. Superstar inventors’ location choices are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top tax rates. In our preferred specification, the elasticity to the net-of-tax rate of the number of domestic superstar inventors is around 0.03, while that of foreign superstar inventors is around 1. These elasticities are larger for inventors in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An inventor is less sensitive to taxes in a country if his company performs a higher share of its research the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