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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ine Grosjean, Rose Khattar; It’s Raining Men! Hallelujah? The Long-Run Consequences of Male-Biased Sex Ratios,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forthcoming.
性别比变化会影响女性和男性在婚姻市场中的价值，也会对家庭内部决策和劳动供给决策产生影响。许多研究分析了性别比的短期影响，但很少有研究关注其长期影响。尽管对性别比失衡影响的分析异常重要，但回答这个问题异常困难，因为男性性别比偏高的原因经常是由于女性的经济机会较少（Qian,2008; Carranza,2013, Xue, 2016）或社会地位较低(Almond et al.,2013)。18世纪未至19世纪期间，英国有一项将罪犯流放到澳大利亚的政策，这导致了澳大利亚当地的性别比严重失衡（男性远超过女性）。据Oxley（1996）的记录，男性罪犯的数量远超过女性，达到了6：1；而早期澳大利亚白人主要是由这些罪犯组成的。Grosjean & Khattar即将发表在RES上的论文利用该自然实验，系统分析了性别比失衡对女性劳动供给决策的短期和长期影响。
男性性别比偏高意味着女性在婚姻市场的供给不足，会增加女性的谈判力，家庭资源及家庭结构会向有利于女性的一方发展。不管是贝克尔的婚姻市场理论还是家庭联合劳动供给模型均认为，这种条件下，女性会更少的参与劳动力市场，享受更多的闲暇。
短期经济力量给性别规范带来的影响会形成文化传统，这些文化传统会长期对女性劳动供给决策产生影响，即便是性别比恢复均衡，这种文化规范可能也不会发生改变。
有许多原因可以解释这种持续性：（1）文化规范可以在家庭内部传递，从父母传递给子女，导致文化规范具有较强的粘性。（2）特殊环境下的婚姻市场条件会生成反馈机制，强化文化的持续性。拥有相似观点的个体更容易结婚，婚姻同质性意味着相似的性别观点是寻找潜在配偶的策略性选择。给定这种反馈机制，从已有文化规范中偏离的成本越大，原有的文化规范的持续性越强。
1787年到1868年间，132308名男性、24960名女性罪犯被运送至澳大利亚。这些罪犯并不是专业的犯罪分子，只是普通工薪阶层的男性和女性，他们中许多人仅仅是因为侵犯他人财产权利而被运送至澳大利亚，如，小偷。同期，自由迁移到澳大利亚的移民较少，这种现象一直到1830年。性别失衡在澳大利亚持续了近一个世纪；1833年新南威尔士州NSW男性罪犯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是80%。因澳大利亚工作机会，主要来自农业和矿产业，男性是主要的自由移民；因而，即便在自由移民中，男性的数量也远远高于女性。
来自英格兰、苏格兰的罪犯刚到澳大利亚时并没有被局限在一个地区，而是在政府的监管下，被分配到不同的地区工作。随着政府管理成本的上升，主管人员会根据劳动力的需求将罪犯分派到私营部门。尽管该期，对女性和男性的劳动力需求均比较大；但女性在婚姻市场之外工作的机会较少且缺乏吸引力。女性罪犯只有三种选择：佣人，工厂女工或结婚。因为经济独立非常困难，女性找到合适对象结婚是较好的选择。另外，由于女性的稀缺性，其在婚姻市场上的谈判力较强，这会进一步降低他们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激励。该时期，女性结婚的可能性是男性的2倍；同期，澳大利亚70%的女性会结婚，而英国只有60%。
文中使用的历史数据来自澳大利亚6个州（新南威尔士，1836、塔斯马尼亚,1842、南澳大利亚，1844、西澳大利亚，1848、维多利亚，1854、昆士兰，1861）不同时期的普查数据，这些州直到1901年才独立。尽管当时只有25万人，但目前69%的澳大利亚人口居住在历史数据覆盖的地区。历史数据中的基本单位是县（91个），平均每个县有4493个人；地区平均性别比是3:1，但罪犯的性别比更高，达到了30:1。
除了每个州第一次普查数据外，作者还使用了19世纪以来的其他普查数据（1836年至1881年）。因为这些州直到1901年才独立，并不是每个年份都能找到地图，所以该数据是非平衡面板。
对于长期的分析，作者使用了澳大利亚家庭、收入和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HILDA）；该数据中包含人们对不同性别工作的态度、时间利用等问题。为了获得地区层面女性劳动参与和职业就业比重的数据，作者还使用了2011年澳大利亚人口普查数据。
对于短期分析，作者使用以下两个模型，其中模型（1）为1836-1881年间的面板数据，模型（2）为历史上首次人口普查数据。
模型（1），y_ct指地区c在时期t女性和男性婚姻的结果变量、劳动参与率，及高层级职业的就业比重；SexRatio_ct地区c时期t的性别比。模型（2）中，y_ct指地区c殖民地s的结果变量；SexRatio_cs地区c殖民地s的性别比。
不管是面板数据模型，还是截面数据模型的结果均表明：男性性别比偏高的地区经常和女性高结婚率，男性低结婚率以及女性劳动供给下降相关；同时，男性性别比偏高也与女性在高层级职业工作的比重负向相关。
有两种机制可以用来解释性别比对女性劳动供给产生的影响：（a）结构效应，更多的女性结婚意味着女性在劳动力市场工作的更少，在家中工作的更多；（b）谈判效应，女性在婚姻市场中拥有更高的谈判力，因而他们工作更少，并享受更多的闲暇。因历史数据中缺乏已婚女性和未婚女性闲暇消费的时间，作者并不能进行识别。
性别比和高层级职业就业比重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因为女性工作时间少，不能积累足够的经验来进入高层级职业；也可能是由于对女性工作的保守观点导致其不能进入高层级职业，但是历史数据中缺乏证明此类观点的数据。
——文化规范，工作场所中的女性以及今天女性的闲暇时间
y_ipcs是个体i在邮政区域p、历史殖民州s地区的态度或时间利用；y_pcs 是基于邮政区域的加总指标，如女性劳动参与率，或者高层级职业就业比重；SexRatio_cs为历史上殖民州s每个县的性别比。
使用OLS识别的前提条件是：给定初始经济特征和人口分布时，不同地区的性别比是随机分布的。但可能存在一些不可观测的特征，如对闲暇的偏好，这些变量可能会影响到当下的人口特征，进而影响到结果变量，作者选择使用工具变量法来解决该问题。
文中选择的工具变量是罪犯的性别比，这主要是因为：（a）罪犯的性别比与整体的性别比高度相关，达到0.83；（b）罪犯不能迁移，减弱了男性和女性因不可观测因素迁移带来的样本自选择问题；（c）控制劳动需求等变量，罪犯的地区分布基本是随机的。
另外，只有新南威尔士和塔斯马尼亚州是刑事犯罪的殖民地，罪犯仅出现在1/3的殖民地中。为了控制聚类数目太小的问题，作者提供了两种方法来纠正标准差。第一种使用Cameron & Miller （2015）提供的修正标准误差来纠正偏误；第二种是使用Cameron & Miller （2015），Cameron et al.（2008）中自助法。
态度：男性比例偏高地区的人们更容易持有“女性应该呆在家里”的观点；但对女性领导人参与政治的观点并无影响。
劳动参与：加入所有控制变量，性别比对劳动参与没有影响，但对劳动参与时间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同时，性别比对男性工作时间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职业：女性工作时间少，更容易在兼职部门工作，整个社会对女性持保守观点的结果是，女性在高层级职业工作的可能性降低；表4第（11）、第（12）列的结果印证了这个结论。
时间使用：尽管女性享受闲暇的时间比较少，比男性少4个多小时；但是与男性比例少的地区相比，男性比例高地区的女性享受更多的闲暇时间。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工作时间比较少，在家干家务的时间也没有增加。同时，历史上性别比一个标准差的变化会导致女性照顾孩子的时间每周减少1.23个小时。另外，男性性别比例高的地区的女性更少的感觉自己比较忙，更可能拥有闲暇时间。
作者分别使用性别比非线性模型设置、删除大城市、添加其他控制变量、倾向得分匹配法、安慰剂检验和统计检验等多种方法来检验前文估计结果，结果基本稳健。
工具变量的结果与OLS的结果基本相似，但略高于OLS结果；原因是：(a) 2sls仅衡量罪犯的平均处理效应，这一群体的性别比失衡更加严重，女性的谈判力更高。(b) OLS可能会面临衰减性偏误。罪犯的年龄均在15-50岁，属于结婚年龄，而普查数据包含年龄更大或更小的群体，因此，罪犯的性别比能够更加准确的反应婚姻市场。
性别失衡不仅在短期对女性有影响，在长期也有影响，甚至性别比恢复正常时，这种影响仍然存在。这种持续性可能来自于性别认同规范的文化传递，也可能来自于其他原因。
（a）产业结构。男性偏向型的性别比扭曲了当地的产业结构，降低了对女性劳动力的需求。这意味着，现实观察到的数据反映的是是产业结构的持续性而不是历史上性别比失衡的持续性影响。但本文的证据并不支持这种观点。（b）教育：婚姻市场会对女性的教育投资产生正向或反向影响。但作者并没有发现历史上性别比失衡与教育之间的关系。另外，教育的传递机制不能解释为什么女性享受更多的闲暇，也不能解释人们对家庭、工作场中女性观点与对政治领导人观点的差异。
其他三种机制，如持续的结构效应、谈判效应和文化传递也可以用来解释其对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但前两种效应并不能解释前文发现的观点：如，结构效应意味着高男性性别比的地区当下结婚率应该更高，但现实与此不一致；同时，谈判效应也不能解释人们对性别角色的态度。作者推断文化传递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家庭：如果性别规范是在家庭内部传递，那么那些父母是澳大利亚人的个体更容易持有这种观点。作者在估计中加入了历史性别比与父亲或母亲是否是澳大利亚人的交互项，结果表明，性别比对那些非出生在澳大利亚的人的影响并不明显；澳大利亚的父母更容易持有这种观点，但交互项的影响为负，并不是历史上男性性别比高的地区影响更明显。
移民：与理论预测一致，移民对文化持续性的影响有减弱的作用，低移民的地区的性别观点更传统。
婚姻：同质性婚姻低的地区并没有发现类似的性别认同，只有在同质性婚姻高的地区才可以发现两者的关系。作者认为，婚姻市场冲击带来的适应性调整与婚姻市场上的策略相互兼容。一方面，婚姻市场的冲击促使人们调整文化规范；另一方面，持有这种观点的个体更容易在婚姻市场上获得成功，而试错成本的增加会导致文化传递的持久性增强。
本文分析了男性偏向型性别比在长期和短期给女性劳动供给决策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短期，男性高性别比会提高女性结婚率，降低女性工作时间以及在高层级职业工作的可能性；长期，历史上男性性别比偏高的地区对女性工作持有的观点更保守，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参与较少，并享受更多的闲暇；同时，女性在高层级职业中工作的可能性也更小。长期影响的分析表明，婚姻市场早期面临较大冲击时形成的文化规范会一直持续，即便性别比恢复正常；而性别观点在婚姻市场上的策略互补性和家庭内部观点的垂直传递是造成其长期传递的重要原因。
We document the short- and long-run effects of male-biased sex ratios. We exploit a natural historical experiment where large numbers of male convicts and far fewer female convicts were sent to Australia in the 18th and 19th centuries. In areas with more male-biased sex ratios, women were historically more likely to get married and less likely to work outside the home. In these areas today, both men and women continue to have more conservative attitudes towards women working, and women work fewer hours outside the home. While these women enjoy more leisure, they are also less likely to work in high-ranking occupations. We demonstrate that the consequences of uneven sex ratios on cultural attitudes, labor supply decisions, and occupational choices can persist in the long run, well after sex ratios are back to the natural rate. We document the roles of vertical cultural transmission and marriage homogamy in sustaining this cultural persis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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