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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文人 | 牛朝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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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uz C., Labonne J., Querubín P., Cruz C., Labonne J. and Querubín P. (2017), 'Politician Family Networks and Electoral Outcomes: Evidence from the Philippin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7, 10, 300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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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diyitui.com/content-1488730906.66816178.html
1.引言
官员往往是由选举产生,而官员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他们也有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并且这些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选举情况。本文利用菲律宾详细的数据, 证明家庭背景会影响政治活动从而减少政治竞争,具体要回答的问题有:1)家庭背景是否会让候选官员得到更多支持?2)家庭背景是否会让候选官员更容易向选民们宣传,获取支持?3)候选官员是否会得到相关家族的投票支持?
2.家庭背景对选举的影响机制分析
在菲律宾,出生在一个村或者城市里的名门望族(Central family)如何影响候选人的选举情况?作者提出了几个影响机制:
1)通过候选官员及其家族的知名度。在菲律宾,人的名字可以体现出他所在的家族(下一部分详细介绍),在一个村或者城市的大户人家在当地会更出名,选民们可能听说过这个家族甚至以前就认识候选官员,家族可以作为一个“品牌”,因此选民会更倾向于投票给熟悉的候选官员。
2)候选官员家族有在政府工作的,也会倾向于帮助自己家族的人,巩固势力。有研究表明,家里有人在当地做官会提高其家族人获得高薪水工作的可能性。因此,如果家族里有亲戚是官员,能够成为候选人坚定的支持者。
3)信息优势。大户人家的候选人可以通过亲戚中在位官员在系统内的优势了解当地老百姓的偏好,从而调整他们的选举政策和承诺。较强的家庭背景也有利于官员实现其选举时所做的承诺。
此外,候选人在选举过程需要雇佣助选人帮他们选择选举策略以及游说选民,而候选人还要克服信息不对称性监督助选人,使得他们确实在帮自己游说,并且选民们确实把票投给他们而不是其他人。而如果候选人来自当地的大户人家,则他们可以让自己家的亲戚帮助自己竞选,而且利用他们在当地的影响力确保选民的投票是投给自己家的,克服信息不对称性。
4)政治交换。即使所提出的竞选政策和承诺相似,来自当地名门望族的候选人更容易通过政治交换实现其目的,如贿选,提供赞助等。
基于上述分析,作者提出假设:当地名门望族的人参加竞选的概率更高,并且可能获得更多选票。其家族会给他们提供更多后勤方面和操作层面的支持使得他们可以进行政治交换而提高被选民选中的概率。
3.背景介绍和数据来源
1)菲律宾的竞选制度
在菲律宾,每个市的领导有一个市长、副市长和八个市委委员构成,选区通常以村为单位,选民们会选择每一个职位的最佳候选人,选举每三年举行一次,最多连任三届。其竞选通常以家庭为单位,选举结果往往是几大家族之间的竞争。很多市的领导由几个大家族轮流做。当政的家族里其家庭成员常常在当地不同级别的政府部门工作。
家族内部一般都有非官方正式的家规,如有些家族会有家族内部基金,家族成员互帮互助,共担责任。此外,由于家族凝聚力较强,竞选的政治交换也常常以家庭为单位,如为自己拉票时可以和一个家族的族长沟通,从而一个家族的人都会投票给他。
2)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主要有两个:
第一个是菲律宾的一个家庭单位的普查数据,2008-2010年实施,该数据包括每个家庭的资产、居住地信息,家庭成员的性别、年龄、教育背景、职业,以及家庭成员在公职部门任职的情况和参与政府项目的情况。共涉及709个市,15000个村的2000万人口,重要的是数据中包含每一个家庭成员的完整的名字。
第二个数据来源是2010年各个城市换届选举情况的数据统计,在菲律宾选举委员会的官方网站上,每个竞选人都有他的党派,他的全名,在每个选区获得的票数,每个选区的总人数,注册选民人数等信息。
此外,作者为了研究影响机制,还在2013年的选举之后对12个市,284个村的3408家庭进行调查。调查中包括每个家庭成员的选择,对每个候选人提出政策的评价,他们对候选人的诚实、亲和力、经验、政治影响力等方面的评价,以及他们在选举过程中是否有人游说他们,拉票贿赂等。
3)解释变量
本文的主要解释变量是每个候选人在当地的社交网络、在其家族中的地位,作者构建了衡量每个候选人在他们村以及他们的市的人脉的变量。之所以可以做到,是因为菲律宾人特殊的命名方式,他们的名字由三部分构成:Firstname,midname,lastname。
其中firstname是他们自己的名字,midname是母亲的姓,lasgname是父亲的姓,(如果是已婚女性,midname是父亲的姓,lastname是丈夫家的姓)。如菲律宾总统的名字是Benigno Cojuangco Aquino,表明他的母亲来自Cojuangco家族,父亲来自Aquino家族。
在菲律宾,姓氏多达61000多种,因此,并不存在一个遍布全国都很常见的姓,因此,看一个人的全名就可以看出他的家族来源,尤其是在一个市范围内。
有了该地区的所有人的全名,作者就可以通过统计一个地区所有人的midname和lastname从而计算出竞选的候选人在该地区社交关系的中心度,即人脉。作者构建了两个变量,特征向量中心度(Eigenvector centrality)和中介中心度变量(Betweenness centrality),衡量每个候选人与当地大家族之间的人脉大小。
4.实证分析
1)市一级的分析:家庭背景、是否参与选举以及选举结果间的关系
首先作者分析一个家族在当地人脉越广,是否这一家族在当地政府官员更多。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家族人数,教育程度、职业、城市固定效应等变量下,二者显著正相关。这表明,来自当地人脉很广的家庭的人更容易当官,这与家族规模等因素关系不大。
其次,作者研究一个家族的人脉是否会影响到该家族成员竞选时获取的选票比例,从而决定其是否竞选成功。结果显示,二者显著正相关。为了更直观说明,作者用图1解释,其中灰色点指的是没有市长候选人的家庭,蓝色是赢得选举的候选人家庭,红色是没有赢得选举的候选人家庭,可以看到,赢得选举的家庭在该市的社交关系网络中处于核心地位,比没有赢得选举的候选人家庭更核心。
2) 村一级的分析:家庭背景与选票的空间分布
前边的分析是基于市一级的分析,以家庭为单位,接下来作者再进行村一级分析,分析每一个候选人。因为每个家族在同一个市的不同村的影响力是不均等的,候选人可能在某些村的人脉广,在其他村人脉不广。而同一个市里的不同村民对候选人的投票是否相同?回归表明,在同一个市里,候选人的家族在该村的人脉越广,候选人在那个村获取选票的比率就更高。在控制了家族规模、教育程度、职业、市固定效应、候选人固定效应,并且进行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后,结论都不变。
这一结果可以用图2表示。在左侧所示的村里,候选人的人际关系网比较核心的位置,因此他在该村得票率为60%,而在右侧所示的村里,候选人的人脉不广,他在那个村子的得票率仅为20%。
目前的结论是候选人在该村的人脉越广,其赢得选举的可能性更大,而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政治联姻,在位的官员通过联姻,与当地的名门望族建立联系。为了验证是否存在反向因果问题,作者把样本分为家族里曾经有在当地当官的家庭以及家族里没有在当地当官的家庭。结果发现,对于在当地没有官员的家族,其系数更显著,影响力更大。从而说明不存在反向因果问题。这也表示,对那些家族未曾有官员的家族,在选举中,候选人对家族的依赖更大,更需要家族的支持。
3)为什么家庭背景如此重要?机制的解释。
首先,为了弥补其他资源的不足。前边的分析显示,家族中未曾有过官员的候选人,在选举中,其家族的人脉更为重要。这可以解释为那些家族中有官员的候选人,他们的家族有更多经验制定政策、提高曝光度,与选民建立联系等。而家族中没有官员的候选人则只能依靠家族的力量。
其次,候选官员及其家族的知名度。作者通过分析是否在无竞争竞选,即等额选举中,仍然是家族在当地人脉更广的得票率更高,结果并不显著,表明只有存在竞争时,候选人才会通过家族的人脉和资源去争取选举胜利,而不是家族本身知名度的影响。作者还分别比较市长、副市长以及市委委员的选举情况,得到类似的结论。
第三,家庭背景、政策选取和候选人特质。这里,作者利用前面提到的小一些样本的调查数据来研究,是否那些人脉更广的候选人,有信息优势。结果显示,并没有,那些人脉更广的候选人,制定的政策并没有好于其他候选人,并且选民们对他们的评价,并没有更加的诚实、有亲和力、有经验,但是选民认为他们的政治影响力更大。
第四,家庭背景是否为候选人的选举提供便利。作者又利用小样本调查数据,研究是否那些人脉更广的候选人通过拉票贿选赢得选举的可能性更大,结果是显著的正相关,即当其有亲戚在政府中做官员,他们有更便利的条件与选民接触为自己拉票。
5.结果讨论
本文的结论是在菲律宾人脉广的家族,其家庭成员做官员的可能性和竞选成功率都更高。这并不是因为家族人脉广的候选人有更多的信息,知名度,或是能制定更好的政策,有更强的执政能力,而是通过家族的人脉进行拉票贿赂,从而获得选举胜利。
社会关系网络在很多国家都是影响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很多现象的重要因素,但是如何衡量这是一个难题。作者找到了一个很巧妙的切入点来衡量,并且收集了充分的数据,进行了严谨的论证。此外,读本文的展开过程非常引人入胜,一篇很高深的学术论文读来像是一个很长的故事,这一点很难得,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原文。
文中揭示的现象在其他地区是否也存在?如何去研究?这就有待广大读者们给出你们的答案了。
Abstract
We demonstrate the electoral importance of politician family networks and provide evidence of the mechanisms behind the relationship. We use a 20 million person dataset, allowing us to reconstruct intermarriage networks for over 15,000 villages in 709 municipalities in the Philippines. We show that politicians are disproportionately drawn from more central families and that, controlling for candidate fixed effects, candidates receive a higher vote share in villages where their families are more central. We present evidence that centrality confers organizational and logistical advantages that facilitate clientelistic transactions such as vote buying and do not operate through popularity, name recognition or through the choice of policies more aligned with their constituents’ p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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