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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天”的成本:来自中国环境规制、技术升级和劳动力需求的证据

推文人 | 谭小清 
 
推文信息:MengdiLiu, Ruipeng Tan, Bing Zhang. 2021. “The costs of ‘blue sky’: Environmentalregulation, technology upgrading, and labor demand in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Economics 150:102610.
引言和背景
 
如何去平衡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一直是政策制定中的关键问题。人们普遍认为,中国政府在制定环境政策时,正面临着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之间的艰难权衡。尽管环境规制能够改善环境质量、降低疾病和死亡率,但直接和间接的减排成本与企业污染减少相关。近年来,大量实证研究考察了中国严格的环境法规对企业污染排放及其相关经济结果的影响,其中,对制造业企业就业的影响是最令人关注的影响之一。特别是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大量低收入和低技能工人在制造业就业,他们的失业可能进一步导致社会问题。以往的实证研究主要采用部分均衡的实证模型检验美国和西欧的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效应,但在环境规制越来越严格的中国,环境规制的成本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分析。因此,本文基于中国环境统计数据库(CESD)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CIED)中的企业数据,使用PSM-DID方法实证检验了中国范围内基于目标的空气污染控制政策——中国空气污染控制重点城市(KCAPC)政策对企业环境污染和劳动力需求的影响。1998年,环保部在一份官方文件(被称为“两规”政策)中首次提出了KCAPC的概念,旨在改善一些重点城市的空气质量。中央政府首批确定了47个地级市,其中大部分是直辖市、省会城市、经济特区城市、主要旅游城市和沿海开放城市。为扩大空气质量改善对人类健康的益处,2001年12月,又有66个城市被列入第二批“十一五”规划。囿于数据限制和实证方法可操作性,本文着重讨论2001年12月新指定的KCAPC。
 
数据及实证策略
 
本文的数据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
 
第一,环境污染数据来源于中国环境统计数据库(CESD)。该数据库是中国最详细的环境统计数据,涵盖全国数据。环保部建立了覆盖所有主要排放源的环境信息系统。本文实证研究中主要使用的数据信息包括:SO2排放、SO2产生、COD排放、废气处理设施的数量、统计年份、所有权类型、地区代码和行业代码。
 
第二,企业层面的经济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CIED),该数据库包含了所有年营业收入超过500万元的国有和非国有企业生产和财务的大量信息。本文实证研究中主要使用的数据信息包括:员工人数、产值、工资总额、开始经营的年份、统计年份、所有权类型、地区代码和行业代码。
 
第三,其他城市和个人层面的数据来源如下:城市的人口、人均GDP、面积、总就业和失业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城市层面的工业SO2排放总量、COD排放总量、工业产量和工业企业数量来自城市层面中国环境统计数据库;个人层面的数据(例如:工作状况和教育程度)来自UHS截面年度调查。
主要结果
 
1.基准结果
 
本文首先基于企业层面数据检验了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污染排放和劳动力需求的影响,模型(6)和(8)的估计结果见表2。第(1)和(2)列的结果发现新的空气污染控制政策对减少治理城市企业层面的SO2排放是有效的。环境规制政策实施后,位于KCAPC的制造业企业比匹配的对照组制造业企业面临更严格的环境要求,这从SO2排放量的显著减少可以看出。本文还使用SO2浓度作为稳健性检验,第(3)和(4)列的结果依然稳健。
 
第(5)和(6)列的结果发现,政策实施后面临更严厉环境法规的KCAPC制造企业,雇用的工人明显少于匹配对照组的企业。这些结果表明,新的空气污染控制政策导致受KCAPC政策影响的城市制造业企业就业水平显著下降。
2.劳动力下降的渠道
 
本文进一步检验了污染企业为了环境合规而减少劳动力需求的渠道,公司必须减少生产或实施新的减少污染活动,以实现减少排放的目标。生产的减少将导致劳动力需求的减少,减排活动主要分为两类:“末端”处理和“生产过程的改变”。“末端”技术,如安装烟气脱硫装置,可能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来安装、操作和维护,从而对劳动力需求产生积极影响。相比之下,“生产过程的变化”,比如安装更高效、污染更少的锅炉,可能会减少劳动力需求,因为这种技术变化中固有的普遍技能偏差,尤其是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表3报告了以实际产出值、单位实际产出SO2产生量和减排设施数量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结果发现,只有因变量是单位时间产出SO2产生量时,估计结果是显著为负的,这说明位于KCAPC的企业主要是安装更有效率的锅炉,减少污染排放。
本文进一步基于政策实施前后各企业的平均SO2产生强度的变化值将处理组中的企业划分为两个子样本(“高生产过程变化”和“低生产过程变化”),实证分析结果见表4,结果发现,政策实施后,“生产过程高变化”组对劳动力需求的减少效果显著高于“生产过程低变化”组。
3.异质性分析——成本由谁承担?
 
除了环境规制对劳动力需求的平均处理效应外,决策者更关心谁实际承担成本,从而识别环境保护敏感群体。本文探索异质就业效应,以显示谁承担监管的负担。
 
(1)劳动力技能
 
从理论上讲,高技能劳动力比低技能劳动力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首先,本文根据2004年(人口普查年)高中或高中以上员工的比例,将公司分为两组(高组和低组)。表5第(6)列结果显示,相比于那些高技能制造企业,低技能制造企业的工人需求下降更多,这些发现表明与技术工人相比,非技术工人相对更容易受严格环境规制的影响。此外,与高技能企业相比,低技能企业减少更多的SO2排放、SO2强度和SO2产生量。第二,本文利用中国UHS的个体横断面数据,考察不同教育水平下的失业概率。对比发现,在政策实施前,两组工人的失业概率非常相似,而在政策实施后,处理组工人的失业概率则有所增加,这与企业层面分析结果一致。
(2)企业所有权
 
众所周知,外资企业在环境方面的表现比国内企业好,因此,这些企业不用像国有或私营的国内企业,为了遵守新的环境规制而改变其业务。表7报告了KCAPC政策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差异性影响,结果发现KCAPC政策仅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劳动力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并且正如预期的那样,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的SO2排放、SO2强度和SO2产生量在政策实施后显著减少。
4.城市层面的影响
 
使用企业层面数据的潜在局限性是,本文只能观察到对现存企业的影响(即集约边际)。然而,如果加强环境规制的成本大到企业无法继续盈利,那么环境规制也可能导致工业企业的关闭和进入限制,从而减少劳动力需求(即广延边际)。因此,本文进一步收集了城市层面的数据来检验污染效应和就业效应,估计结果见表8。结果发现KCAPC政策对工业空气污染、就业和失业有显著影响,但对工业产值没有显著影响,这与企业层面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另外,KCAPC对工业企业的数量也没有显著影响,即对企业进入和退出的影响不大。因此,企业层面的分析是合理的。
5.稳健性检验
 
本文分别进行了如下稳健性检验:
 
(1)平行趋势检验
 
(2)排除加入WTO的影响
 
(3)将因变量更换为水污染(COD)
 
(4)将处理组企业分为清洁企业和污染企业来直接证明就业的减少是由于减少污染而不是其他因素造成的
 
(5)使用不匹配样本
 
(6)不使用PSM方法
 
以上结果都表明本文的基准结果是稳健的。
 
总结
 
制造业是中国的支柱产业,特别是加入WTO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和环境规制程度都明显低于发达国家,这创造了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因此,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起着重要作用。本文的研究结果发现,全国范围内的空气污染控制政策(即KCAPC)显著降低了3%的劳动力需求,国内企业的低技能员工和工人更容易受到负面冲击。另外,这些政策将导致环境质量的大幅改善,从而减少相关疾病和死亡率,带来社会效益。污染排放和就业的综合结果表明,SO2排放量减少1%将导致劳动力需求减少0.13%。
 
近年来,东南亚和南亚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泰国、越南等,也面临着与中国类似的情况。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总体趋势是制造业向这些地区转移。因此,了解在环境保护方面承担更多责任的企业和工人以及如何帮助其在环境保护大潮中生存下来,对这些低收入国家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
 
Abstract
 
To cope withthe stricter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manufacturing firms need to carry outpollution reduction activities and change their optimal production decisions,which may affect their labor demand. Using a ten-year firm-level panel dataset(1998–2007), we use an estimation technique pairing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 with a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ID) estimator to examine the impactsof a national air pollution control policy on employment in China. We find thatChina’s Key Cities for Air Pollution Control (KCAPC) policy effectively loweredsulfur dioxide (SO2) emissions by approximately 26%. The new environmentalregulation significantly reduced manufacturing labor demand by approximately3%. Most importantly, firms reduce pollution emission mainly by upgradingproduction technology so the decline in labor is partly due to the increase inlabor productivity brought about by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s a result ofpollution reduction, low-skilled employees and workers in domesticmanufacturing firms are more affected by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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