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文人 | 徐剑锋 薛博涵 

文章来源：https://www.aeaweb.org/articles?id=10.1257/aer.20180975

 

传统父权社会是不希望妇女抛头露面的，中国的传统亦是如此。抛头露面增加了“失德”的可能，走家串户的职业比如“三姑六婆”是不受尊敬的。进入现代之后的各国社会已经很少把妇女被禁锢在家里：贫穷而保守的国家不能承担女性退出劳动力的代价，富裕的国家女性早已解放，只有富裕又保守的产油国例外。沙特阿拉伯保留了让女性待在家里不出去工作的传统。沙特的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很低，即使被雇佣也主要是在家工作，女性外出工作（women working outside the home，WWOH）的比例则更低。在一项针对沙特年轻已婚男性的调查中，只有4%男性的妻子正在外出工作。

 

近年来在沙特王储的支持下，沙特政府推行了一系列男女平权的政策，比如2018年6月起妇女可以领取驾照。响应王储改革春风的号召，这篇论文着眼于如何推动妇女外出工作（WWOH）。WWOH与驾照不同，驾照是制度性歧视，沙特并没有法律禁止WWOH，把妇女关在家里的是传统社会规范。这篇论文用实验来影响社会规范，从而推动妇女WWOH。

 

这篇论文借用了社会心理学中的一个概念大众无知（pluralistic ignorance）：多数人私下里持有一种观点，却错误地认为多数其他人持有相反的观点，于是做出与自己观点相违背的行为。这篇论文揭示禁锢沙特妇女的社会规范其实是一种大众无知：其实大多数男性都接受自己的妻子外出工作，但他们都错误地以为自己之外的其他男性都不接受，为了避免他人的异样眼光，他们都选择不让妻子外出工作。最后所有的男性都观察到其他男性不让妻子外出工作，就又会更相信他们的误解是正确的。既然对社会规范的认识是一种误解，那么用低成本的信息提示”其他男人也支持妇女外出工作“，就可以破这个局。这篇论文发现告诉丈夫们其他人对妇女WWOH的支持程度，妻子们真的就走出了家门工作。

 

实验设计与结果

 

作者团队在沙特首都利雅得招募了500名年龄在18-35岁之间的已婚男性，共进行了17场实验，每场实验有30名参与者（原本有510名参与者，有10名参与者因为技术故障未获得有效数据）。每场实验的参与者均招募自利雅得的同一区域，大都是相互认识的邻居（每位参与者平均认识其余29名参与者中的15位）。

 

1.主实验

 

主实验分为两个部分，参与者线下签到后进入实验环境，第一部分主要是询问参与者是否支持WWOH，并猜测同一场实验的其他29名参与者支持的比例。为了激励参与者努力猜正确，每场实验中猜测最接近真实比例的参与者会获得一张20美元的亚马逊礼品卡。一场实验中的所有参与者完成第一部分后.进入第二部分：参与者被随机分成两组，一组被告知真实的支持比例（处理组），另一组则没有获得信息（控制组）。两组基本特征的平衡性见Table 1：

随后，参与者要选择两种实验报酬之一：5美元的亚马逊礼品卡或让妻子免费注册成为当地女性求职服务平台的用户。平台的服务包括每周邮件推送招聘信息和申请表。处理组和控制组参与者选择的差异就是要估计的处理效应，即纠正对社会规范的误解是否能够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男性对WWOH的偏好。Figure 1总结了主实验的设计。

由于WWOH在当地可能属于敏感话题，参与者很有可能不报告真实的态度。所以作者采取了两个手段降低潜在的社会期望偏误（social desirability bias，SBS），尽可能确保参与者报告真实的态度：

 

确保匿名性：调查操作人员和研究者各接触一部分数据，两方都无法将实验数据与参与者的个人联系方式匹配。当地调查者只有参与者的联系方式，无法得知参与者在实验中的回答；而研究者可以得知参与者的回答，却没有参与者的联系方式，仅有用于识别分组的手机号后三位。如此一来，没有人可以精确得知某个参与者在实验中的作答是什么。

 

避免启动效应（priming effect）：在实验中参与者还会被问到一些与劳动力市场相关的其他问题，比如对失业保险体系、招聘中对本国人的偏袒、最低工资水平等话题的态度。这些问题用来掩盖正式的研究意图。实验参与者也不会见到非阿拉伯裔的西方人。这些操作能够尽量避免参与者猜到实验目的而影响结果。

 

Figure 2展示了主实验第一部分的结果，即参与者猜测的比例相对于真实比例的偏差的分布：近四分之三（72%）的参与者低估了他们的邻居支持WWOH的比例，猜测比真实比例低24%，可见参与者对社会规范的误解相当明显。具体而言，参与者的猜测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63%和67%，而真实比例的均值则高达87%。

Figure 3展示了主实验第二部分的结果，即处理组和控制组选择注册求职服务的比例差异：处理组显著高于控制组（p=0.017），仅仅告知真实比例就使求职服务的注册率增加了36.4%。作者还引入不同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均稳健，详见原文。

2.跟踪回访

 

上述实验结束后的3-5个月之间，研究团队对参与者进行了回访，以了解纠正误解的长期影响。完成回访的参与者将会获得35沙特里亚尔的手机话费奖励。各种原因造成的样本流失率（attrition rate）约为24%，但没有发现明显的选择性流失。

 

回访收集的具体信息包括主实验后的这段时间里妻子的就业情况、是否申请和面试新的工作、工作是否属于外出工作等等。作者还考虑了主实验的干预可能对外出工作以外的有关行为态度具有溢出效应，询问参与者如果有机会是否愿意让妻子学习驾驶课程（就在回访的前段时间，沙特开始允许向女性颁发驾照）。最后，作者检查对观念的纠正结果是否长期保持，让参与者进行主实验类似的猜测：在邻居中随机选择30个居民，有多少比例支持WWOH。

 

回访的主要结果如Figure 4：

1. 妻子申请了需要外出的工作：处理组（16.2%）比控制组（5.8%）增加了180%，差异显著。

 

2. 妻子参与外出工作的面试：控制组1.1%，处理组5.8%，差异显著。

 

3. 妻子正受雇于需要外出的工作：无显著差异。

 

4. 愿意让妻子上驾校：控制组65.2%，处理组76.4%，差异显著。

 

5. 观念纠正的持久性，即猜测支持WWOH的比例均值（无图）：控制组43.9%，处理组56.6%，差异显著。

 

作者同样给出了回归分析，加入场次固定效应、基线信念和社会经济控制变量后结果均稳健，还给出了修正样本流失的 Lee attrition bounds，详见原文。

 

3.异质性分析

 

既然刷新观念的确能促使参与者允许妻子外出工作，那么观念改变得更剧烈的人是否受到影响更大？作者进一步探索了观念更新方向和程度所带来的异质性处理效应。

 

作者首先发现，处理效应仅在低估比例的参与者中显著，高估比例的参与者得知真实比例后的求职服务注册率稍有降低，但不显著（Figure 5）。

进一步分析处理效应在不同猜测偏离程度（wedge，猜测比例-真实比例，也是观念更新的程度）下的差异，作者发现在低估得越多的参与者中，处理效应越大（Table 5）。

4.结果讨论

 

作者对上述结果中可能产生的几个问题进行了解释：

 

回访发现处理组相比控制组的劳动力市场表现更好，是因为处理组真的改变了对WWOH相关社会规范的误解，还是只因为处理组更多地接触到了求职服务？在保持匿名性的实验设计中，这两种影响是难以被分离的。但回访得到的「让妻子上驾校的意愿」和「观念纠正的持久性」这两项结果，或许能说明回访观察到的劳动力市场表现差异不完全是由求职服务带来的。

 

每场实验的参与者都是相识的人，在主实验结束后，控制组和处理组之间就有可能通过相互交流推测出实验目的，并导致控制组的参与者也接受了处理（观念纠正），从而影响处理效应的估计。的确，处理组的参与者在得知真实比例高于自己的猜测之后，也会更有可能与邻居们开口谈论这个话题。尽管回访发现处理组和控制组仍然存在观念差异，我们也无从知道如果没有这种潜在的信息交流，处理效应是否会更大。

 

佐证外部和内部有效性：全国性调查

 

上述主实验在外部和内部有效性上都有潜在的问题：主实验的样本均来自沙特首都利雅得，无法确定以上的研究发现是否能推广到沙特全国；潜在的社会期望偏差或实验者期待效应（experimenter demanding effects）则有可能损害实验的内部有效性。作者通过一个在沙特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在线调查来证明主实验发现的有效性。

 

1.调查设计和结果

 

作者团队通过同一个调查公司在全国招募了1500名18-35岁的已婚男性，让他们回答与主实验中相似的问卷。与主实验设计的不同之处在于，全国性调查加入了一个列表实验（list experiment）来识别潜在的社会期望偏误。在列表实验中，参与者无需分别表达对每个特定陈述的态度，只需回答在一组陈述中自己同意的个数。

 

参与者被随机分成控制组和处理组，控制组需要回答在以下三个陈述中自己同意的个数（0-3个）（这些正是在主实验中出现的充数问题）：

 

- 我认为在招聘中相对外国人应该偏袒本国人。

 

- 我认为目前的失业保险体系对经济是有利的。

 

- 我认为目前沙特的最低工资是合适的。

 

除了以上三个陈述以外，处理组参与者还要面对一个额外的陈述，回答四个陈述中自己同意的个数（0-4个）：

 

- 我认为应该允许妇女外出工作。

 

不要求单独回答对WWOH的态度，而只需要回答在一组陈述中同意的个数，参与者应该会更愿意如实报告自己的想法。用处理组同意个数的平均值减去控制组同意个数的平均值，就能得到参与者对WWOH的平均态度。

 

控制组在回答同意个数后会被直接询问对WWOH的态度，通过比较这一回答的结果和列表实验的结果，就可以估计社会期望偏误的大小。

 

最后，与主实验一样，让参与者猜测1500人中认同WWOH的比例。控制组依然是有激励猜测（incentivised guess）的设计，而处理组并没有直接报告对WWOH的态度，为了不向参与者揭示列表实验的设计，要求参与者无激励地猜测有多少比例的其他参与者私下里认同WWOH。比较两组猜测的分布可以知道主实验中的猜测是否受到了参与者预期「其他参与者可能存在社会期望偏误，不会如实回答」的影响。

结果如Figure 6。在控制组，有82%的参与者同意应该允许WWOH，而低估这一比例的参与者多达92%，比主实验中的72%高出不少，这可能是因为他们被要求猜测的是全国样本的态度而非自己的邻居。用处理组列表中的平均同意个数减去控制组列表的个数，得到处理组也有80%的参与者同意应该允许WWOH，只比控制组低2%，这就说明了社会期望偏误或实验者期待效应没有什么影响，主实验的发现应该是大致可信的。另外，从两组猜测的CDF来看，两组猜测的分布没有什么差别，这就意味着参与者没有因为预期其他人不会报告自己的真实态度而改变自己的猜测。

 

为了进一步加强研究的外部有效性，作者还引证了 Arab Barometer 的调查数据。Arab Barometer 调查数据不仅支持了以上研究发现，还说明年龄更大（36+）的男性也同样对WWOH有较高的支持率，详见原文。

 

2.为什么社会规范会被误解

 

关于社会规范被误解的原因，作者提出一个「社会中的个体之间缺乏沟通导致误解」的机制，并用另一个全国性调查给出了一些暗示性证据。703位18-45岁间的已婚男性参与了调查。他们对WWOH的高度支持以及对社会规范的高度误解都和前述研究结果一致。随后，他们被问到与男性亲友讨论到WWOH相关话题的频率（非常经常、经常、有时、很少、非常少）。

Figure 8展示了调查结果，如Panel A所示，约有59%的受访者回答「很少」或「非常少」，超过了一半。Panel B则说明，平时越少讨论WWOH的受访者，对社会规范的误解越深。

 

作者也指出，由于缺乏实验的证据，这一相关性也可能意味着反向的因果：人们因为误解了社会规范，所以对WWOH话题避而不谈。然而，这同样也是一种人众无知现象，它会导致误解持续不断地被加固。于是我们就回到了问题的根源：对社会规范的误解一开始是如何产生的。作者只能表示，这个问题超出了该研究的范围，留待后人继续探索。

 

女性劳动供给的真实提高

 

最后，作者展示了一个在真实招聘中测试政策干预的实验，发现只是向求职的女性提供男性对WWOH实际支持的信息，她们就会更愿意选择需要外出的高薪工作。

 

1.实验设计和结果

 

这一部分中，作者主要对模型的均衡状态进行了讨论。的欧拉方程可以由下式给出：

 

作者与沙特一家大型调查公司合作，在公司招聘临时调查员的过程中嵌入了一个实验。参与者为来自沙特三个城市的291位女性，她们正在应聘该公司的临时调查员（工作一天）。公司让她们在以下两个选项中作出选择：

 

- 在家以电话访问的形式工作，获得200沙特里亚尔的报酬；

 

- 以面对面访问的形式完成同一个调查工作，获得240沙特里亚尔的报酬，以及交通补贴。

 

无论选择哪一个，这个调查都要求她们访问男性，区别只是是否需要她们离开家门。她们被随机分成控制组和处理组，处理组被告知沙特多数已婚男性实际上支持WWOH的信息（即前文全国性调查的结果），而控制组不被提供额外信息。

Figure 9展示了这个实验的结果。无论是表达选择第二个选项的意愿（Take-up），还是真实的出门工作行为（Show-up），处理组都显著高于控制组，回归分析结果一致，详见原文。这个实验证明了对女性的低成本信息干预政策将会是行之有效的，能够真实提高女性的外出劳动供给。

 

结语

 

对于沙特被误解的社会规范，以及纠正误解带来的好处，这篇论文给出了一系列环环相扣的高质量证据。作者指出，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考虑社会网络的精细结构在其中的作用，以及女性在劳动供给决策中的地位（尽管本研究包含了一个女性参与的实验，但没有了解女性自己的态度、她们对社会规范的感知以及她们作出决策是否的确需要丈夫最终拍板）。最后，作者提出，理解「外出羞辱」的根源可能有助于政策设计：丈夫们选择不让妻子外出工作，究竟是想要对外人表现（signal）什么？

 

笔者评论：

 

- 回访调查的劳动力市场表现是由参与者自行报告的，如果参与者通过组间沟通（参与者多半为邻居）推测出实验目的，可能就会在回访中表现出社会期望偏误。控制组也有可能隐瞒妻子真实的劳动参与。

 

- 信息干预政策实验的可扩展性（scalability）值得讨论。比如大规模暴露丈夫们支持妇女外出工作的真实想法，如果引起了保守势力的关注和反扑，效果很难预料。

 

- 外部有效性。实验的招募流程和内容都决定了实验参与者基本有大专以上学历。为了证明外部有效性，作者又做了全国样本的实验和分析，以显示在首都利雅得的参与者与全国代表性样本并无太大区别。然而，全国样本也有同样的问题，无法接触到教育程度更低的男性--最需要解放的妇女可能正是这些人的妻子。

 

Abstract

 

We show that the vast majority of young married men in Saudi Arabia privately support women working outside the home (WWOH) and substantially underestimate support by other similar men. Correcting these beliefs increases men's (costly) willingness to help their wives search for jobs. Months later, wives of men whose beliefs were corrected are more likely to have applied and interviewed for a job outside the home. In a recruitment experiment with a local company, randomly informing women about actual support for WWOH leads them to switch from an at-home temporary enumerator job to a higher-paying, outside-the-home version of the jo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