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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信息：RodrikD. Making Room for China in the World Economy[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0, 100(2):89-93.

 

关于对外贸易于一国经济增长的意义，从重商主义理论、亚当.斯密、李斯特等学者的相关论述中可见端倪。随着经济全球化的纵深发展，各国间的贸易也越发频繁，生产链的关联度也越来越紧密，这其中的冲突和矛盾也在升级。在这过程中，一国如何维持经济发展？围绕这一主题，此文作者从汇率政策和产业政策视角讨论了21世纪初，中国在国际贸易中面临的问题，并给予了一些提议。下文将对各部分内容加以概述，以期对上述问题有所启发。

 

 

问题提出

 

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面临两难选择：一方面，发达国家为了维持全球经济稳定并防止贸易保护主义反弹，必须竭力控制大规模经常账户失衡，以避免金融危机再次出现；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为保持经济高速发展，希望扩大国际贸易中的市场份额。解决这两个问题的挑战集中体现在中美双边关系上，欧美发达国家认为中国通过低估RMB从中获得巨大的贸易盈余，而中国则担心RMB升值会损害出口，到时，不仅有损经济增长，更有可能影响到社会稳定。那么，解决方案是什么？

 

实质上，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其他国家所要求的贸易差额适度平衡之间并不存在内在冲突。因为增长的关键在于现代产品的产出，只要内需同时增长，这些产品的产出就可以无限增长。既然如此，解决的办法很简单，只要出台相关产业政策直接支持现代产品的贸易，就有可能让RMB升值，从而消除贸易顺差，加之针对经常项目的宏观经济政策，既可以实现外部平衡，也利于实现国际贸易的结构性变革。

 

蓄积产能促进经济增长：作为产业政策的货币低估

 

无论日本、韩国还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成功均得益于积蓄产能而非根据各自比较优势进行专业化生产。具体而言，中国的出口是建立在战略性公共投资和利于获得国外先进技术的产业政策之上的，也就是说，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通过生产与发达国家一样的现代产品，迅速完成从传统到现代生产结构的转型。这就是产能积累引发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

 

上述经验具有一定的理论依据。一般，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可能存在两个方面，一是产权保护能力和契约执行力较弱，二是市场失灵和各种外部性，在这两种情况下，资源难以流向现代生产部门。若实施某些产业政策加速生产结构调整，那么经济也得以快速增长。

 

从各国发展经验来看，无论是亚洲还是拉丁美洲在经济发展上的成功均离不开产业政策。事实上，货币低估之所以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力量，是因为它起到了一种产业政策的作用，它通过提高国内从事出口生产部门的相对价格，提升了这些部门的盈利能力，从而刺激了经济增长，与此同时，也为现代生产部门蓄积了生产能力和就业机会。

 

与其他产业政策相比，货币低估具有显而易见的优势，因为它是一项不具选择性的全面政策，这会避免产业政策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寻租、腐败等问题。但也存在缺点，比较突出的是，它间接提高了进口替代商品的相对价格，相当于对这些产品征税，进而成为贸易顺差的成因。

 

中国的经济增长与货币低估：是否存在一定因果关系？

 

中国并非一直存在着巨额贸易顺差及货币低估。从贸易顺差来看，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后，中国的外贸顺差很长时间保持在GDP份额的4%以下，甚至到2001年时，外贸顺差依然小幅下降。加入WTO之后，中国外贸顺差逐年提升，到2007年达到GDP份额的10%，同时货币低估指数也在上升。那么，中国的贸易顺差扩大和货币低估是否与加入WTO有关？

 

真实答案未必这样。加入WTO之前，中国通过征收进口关税、补贴出口等产业政策推动自身制造业发展，加入WTO之后，中国已然渐渐取消这些政策，且关税也降到10个百分点以下。货币低估或者汇率保护可能成为这些政策的替代品，相关领域学者认为RMB币值被低估了25%，若完成升值，中国经济增幅将下降2.15%，这不仅对中国造成巨大影响，对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也不言而喻。

 

从其他国家的发展经历来看，德国、日本和韩国也依赖出口实现经济腾飞，此后，汇率升值。但是，中国的处境与这些国家不同，中国不仅收入水平较低、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生产力水平较低，还要受到WTO的各种约束，而那些国家无须应对这一系列不利条件。面对这一系列不利因素，中国通过低估币值来维持经济增长具有一定合理性。

 

货币低估的影响路径：贸易顺差、出口还是贸易产品的生产？

 

上述三点，哪个是货币低估的影响路径？首先，要明确“出口”和“可贸易”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出口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需要通过知识、技术等要素的外溢效应来实现，但是“可贸易品的产品”发生在高生产率部门，与是否出口无关。对此，作者通过实证研究加以验证。以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出口占GDP的比重以及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为解释变量进行计量回归发现，工业份额和出口份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统计上都是显著的，但工业份额的影响系数是后者的两倍多。此外，当样本选取1990年后的数据或剔除一些出口份额非常高的国家后，出口的估计系数将不再显著。更重要的是，当作者将样本限制于发展中国家时，出口份额的系数会变为负值。无论怎样，工业份额的系数不仅上升且保持着显著性。这说明，对经济增长而言，工业发展比出口的影响要大，同样，工业份额与贸易顺差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即一旦控制工业份额，贸易顺差将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影响。

 

上述研究得到一个结论：真正重要的是“可贸易的产品”，因为这反映的是一国的产能，只要国内对这些产品的需求能够与国内的供应同步增加，出口和贸易顺差将不会成为关键问题。

 

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

 

如上所言，穷国之所以贫穷，是因为它们用于高生产率部门的资源太少，若资源从低生产率的传统部门迅速配置到高生产率的现代部门时，就会出现快速增长。这种转变不能仅仅依靠市场主导来完成，原因在于严重的市场失灵或一些制度因素。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短时间内很难攻克这些难题。一个较为实际的解决方案是，通过产业政策提高高生产率的现代部门的盈利能力，引导资源流向这些部门。

 

原则上，产业政策非常适合解决上述问题。一国需要据通过免税、信贷、工补贴、投资补贴等方式来引导资源合理配置。相对于货币低估而言，这些政策的优点在于，它的灵活性和定位精准性，而劣势则是其“溢出性”，且可能违反WTO的规定。因而，对产业政策的各种限制将“倒逼”各国政府倾向于采用货币低估这一次优政策。

 

启示

 

从该文的论点中可发现，一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既不是出口，也不是贸易盈余，而是产能的蓄积，在这过程中，需要通过产业政策来引导资源流向高生产率的现代部门。核心问题是，什么产业政策较为合适？在以发展中国家为主要经济增长动力的局势下，该文认为补贴是较为合理的产业政策，所以，全球应放松对产业补贴的限制，为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