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文人 | 樊学瑞 

推文信息：Davis J, Henderson J V. Evidence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2003, 53(1): 98-125.

 

一、引言

 

伴随着一个国家从以农村—农业为基础的社会向以城市—工业为基础的社会转变，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同步进行。城市化包含两个过程：一是城市化本身；二是城市集中，即资源集中在部分大城市而不是分散于各城市之间。本文对城市化的这两个过程都进行了研究。

 

本文对城市化本身的分析，既印证了许多传统观点，也有一些新的重要发现。有大量关于“城市偏向”的文献表明，政府有关基础设施投资、贸易保护和价格控制的政策会影响城市化率，这些影响确实存在。本文的研究还发现这些政策对城市化的影响是间接的，“城市偏向”政策是通过影响部门构成，进而影响城市化，它们对城市化率本身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单独的直接影响。制度和政治进程发挥着更直接的作用。民主程度可能会对城乡人口流动、部门构成以及住房分布产生更直接的影响。本文还发现人均GDP和城市化率之间的“S”型关系并不存在。

 

城市集中程度是规模经济、集聚经济等集聚收益与通勤、拥堵成本之间权衡的结果。相比于城市化本身，城市集中度更易受到政府相关政策和国家政治制度的影响。部分文献认为，各国的政治制度和政策可能会鼓励过度集中。在许多国家，国家或政府只选择发展一个或几个重点城市，如首都或国家精英城市（圣保罗）。城市间缺乏公平的竞争环境，直接影响了城市集中度。

 

本文首先讨论了政府偏袒的形式，然后再讨论制度和政策对城市集中度的影响。交通基础设施对资源从首位城市分散至周边和腹地城市至关重要。因此，国家和政府偏袒可以采取缩减区域间运输和通信等基础设施的形式，以降低内陆城市私营生产商的市场竞争力。这有利于国家资本的生产者和投资者。偏袒也可以采取资本市场进入、进出口市场进入和生产权许可证等方面的限制形式，位于偏袒城市的企业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竞争优势。偏袒还可能涉及到地方公共服务的分配。民主政治制度可以缓解这些问题。在民主治理下内陆地区在国家政策设计中可能有更大的参与机会。一个直接的相关制度是“联邦制”或财政权力下放。联邦制倾向于为城市间的竞争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内陆地区和城市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可以为自己提供基础设施投资和公共服务，从而吸引首位城市的公司和工人。因此，增加财政分权程度应该会减少城市首位度。

 

二、变量、数据和实证策略

 

本文使用城市首位度是衡量城市集中度。城市首位度最好使用赫芬达尔指数来测算，但由于数据的限制，本文用一国最多人口城市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作为城市首位度的代理变量。民主程度的变量来自于PolityIII数据库。本文样本是1960年至1995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相邻两期样本之间间隔5年。本文分别使用FE、FD和IV估计来减弱估计模型存在的内生性问题。IV使用的是内生变量的滞后期。回归方程如下：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Table 1是城市首位度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Table 1中列（1）至列（5）显示OLS和IV的估计结果是相似的，表明在这个回归中内生性问题不是很重要。第（3）列的回归结果说明城市人口增加和城市首位度之间是倒“U”型关系，即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城市首位度先上升后下降。城市首位度与人均GDP之间符合“威廉姆森”假设，即城市首位度随着收入的增加先上升后下降。根据回归结果，民主程度的确会降低城市首位度，但这种影响却相对温和。第（4）列和第（5）列的回归结果表明财政权利下沉或者“联邦制”显著的降低了城市首位度。

Table 3是城市化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Table 3中列（1）至列（4）显示了OLS和IV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回归系数的大小对估计方法的选择十分敏感。第（3）列中人口和城市化率的回归系数显著大于1，表明人口增长本身会促进城市化率的提升。这是因为年轻人更适应城市生活或者更愿意到城市谋生，而且农业用地已基本开发殆尽。第（4）列显示了民主程度对城市化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政治变量对城市化率本身没有很强的影响。Table 4说明了民主程度对城市化的间接影响。Table 4的回归结果表明，政府政策影响国内贸易条件，对农业有较大的直接影响，对城市化只有间接影响。

四、结论

 

本文的主要结论是：经济结构的变化是发展驱动城市化的结果。城市集中度先增大后减小的威廉姆森效应的确存在。政治和政策变量对城市化几乎没有直接影响，它只通过收入和部门构成对城市化产生间接影响。城市集中度受到一系列政治或政治决定变量的显著影响，包括民主化、联邦制以及一个国家是否是前计划经济国家。此外，区域间交通基础设施（包括水路和道路）投资和向内地城市开放市场都会降低城市集中度。

 

Abstract

 

Urbaniz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go hand-in-hand as a country moves from a rural-agricultural base to an urban-industrial bas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urbanization per se occurs in response to the basic sector shift out of agriculture, and government policies such as price controls and trade protection of industry affect the process only indirectly through their effect on sector composition. However, urban concentration, the extent to which a country's urban resources are concentrated in one or two large cities as opposed to more evenly spread, is much more directly affected by policies and politics. The paper finds specifically that investments in inter-regional infrastructure facilitates urban deconcentration away from primate to hinterland cities, as does increasing democratization or increasing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The findings move beyond establishing basic correlations in the data to trying to quantify causal effects in a panel framework with instrumental variables estim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