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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和熊掌不兼得?不见得!来自环境规制和就业的证据

推文人 | 郑佳佳 
原文信息:Hille, E., MÖbius, P.,Do energy prices affect employment? Decomposed international evidence[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2019), accepted manuscript, online.
 
1.引言
 
“就业VS环保”权衡一直是关于环境规制的经济影响讨论中的一个焦点问题。一些人对此持悲观态度:认为较为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会导致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就业流失;还有学者对此持乐观态度:认为环境规制政策虽然会导致污染密集型产业部门的就业流失,但是同时也会通过创造更多绿色部门的就业,因而整体上会促进经济的发展和就业的增加。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全球多个国家的部门就业相关数据,对环境规制引致的就业变化进行分析。
 
结合既有研究文献,环境规制对就业产生影响的途径主要有三个方面:(1)环境规制的增强对提高企业的执行成本,这会导致企业的生产活动的边际成本提高,从而其产出品的价格会增长,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产品价格的上涨会导致企业产品的需求量下降。企业在需求量下降的情况下会进一步调整其减少其生产计划,其中通过减少雇员数量是最主要的方式。因而,环境规制会通过提高企业产出品价格而降低市场对企业产品的需求,进而引致企业雇工数量的下降式调整,这可以称为“需求效应”;(2)较严格的环境规制会促使企业增加污染减排活动而提高其生产成本,若企业要保持原有的产出水平,必须增加包括劳动力在内的投入,因而企业的雇工数量会增长,这被称为“成本效应”;(3)严格的环境规制会促使企业在资本、劳动力投入方面发生重组,从而产生“要素转换效应”。 这些理论分析在大多数文献中都有所涉及,但是鉴于数据的限制,极少有文献对环境规制作用于就业的这三种途径进行细致的衡量;同时,鉴于这三种影响路径下环境规制对就业影响有正有负,因而单纯考察环境规制变量对就业量的回归估计结果往往存在着偏误。鉴于此,本文即在这方面进行创新。
 
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在两个方面:(1)综合使用能源价格和能源影子价格作为全球环境规制严格程度的代理变量,并通过将环境规制的就业效应进行分解(需求、成本、要素转换效应)精准衡量其净就业效应;(2)本文综合了跨国家、多部门的就业状况,综合考查环境规制对制造业、服务业、整个经济体的就业效应,尤其是部门之间的溢出效应,并通过对比指出既往文献的研究偏误。
 
2.实证模型设计
 
本文使用了双重实证策略来分析能有价格和就业之间的关系。基准模型设计如下式:
在基准估计模型的基础上,本文通过加入环境规制变量(能源价格/能源影子价格)与相关变量的交乘项考察环境规制影响就业的三种具体途径及其影响程度,扩展估计模型如下:
基于上述扩展模型,环境规制的就业弹性可以用下式表示:
3 数据
 
基于能源价格和能源影子价格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了OECD 27个国家包含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33个部门数据,研究期间设定为1996年至2009年,主要的变量包括各行业分年度就业量、能源价格(能源影子价格)、增加值、资本存量、总能源消耗量、单位小时工人工资水平,控制变量包括贸易开放度、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公共支出、政府效率指数、贸易联盟密集度等,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orld Input-Output Database,2012a,b,c)以及OECD数据库(OECD,2017),政府效率指数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World Bank,2017)。各变量的统计性特征及分布详见文中附件Appendix D。
 
4.实证估计结果及稳健性检验
 
4.1 基本估计结果及分析
 
作者首先结合方程(1)分别针对制造业,服务业,包括制造业、服务业和公共事业部门在内的部门,整个经济体进行了估计,估计方法为面板GMM估计,估计结果详见文中TableⅠ.
在TableⅠ中, 当仅考虑制造业时,能源价格对其就业量的影响显著为正(Column (1));当仅考虑服务业时,能源价格对就业量的影响为正,但并不显著;但是当综合考虑制造业、服务业和公共事业部门(Column(3))和整个经济体(Column(4)),能源价格对就业的影响再次显著为正。这意味着以能源价格为代表的环境规制对社会就业的影响存在着行业差异,而且对社会经济体整体的净就业影响为正。为进一步识别环境规制影响就业的三种途径,作者结合方程(2)再次进行估计,结果详见文中Table Ⅱ.
在TableⅡ中,从总就业弹性来看,当单独考虑制造业和服务业时(Column (5)和Column (6)),其值并不都具有显著性;但是当综合考虑包含制造业、服务业、公共事业部门时(Column (7)),其总就业量随着环境规制水平的提高而显著增长,这意味着环境规制所引致的就业效应并不单纯在单一部门内部发生,而是在部门之间存在着就业流动及溢出效应,尤其是第二产业和服务业部门;类似地,当考虑整个经济体的就业量时,环境规制的就业总弹性显著为正,即环境规制并未导致整体经济的就业量降低,反而促进了就业量的增加:能源价格每上升一个百分点,会导致该经济体整体的就业量增长0.32个百分点。
 
作者进一步分析了环境规制影响就业的三种途径。在成本效应方方面,仅考虑制造业时,其值为正但并不显著;当其他行业逐渐纳入样本进行估计后,该效应弹性增大了而且变得具有显著性。这意味着从相对规模来看,资本密集度较低的行业会随着污染减排成本的增加而增加劳动力雇用数量,即污染减排在服务业部门具有明显的劳动纳密集型特征,同时服务业部门可能会通过向资本密集型行业提供污染治理服务(能源咨询服务和培训等)而获得新的市场。从绝对值上看,成本效应所导致的就业量的增长是总的就业效应中最主要的驱动因素;要素转换效应可以进一步分解为规制引致的资本变化和能源利用的变化。资本的变化通常是指规制引致的企业技术调节性变化是否需要雇用更多(或更少)的劳动力,能源利用的改变指能源价格的上升是否限制了能源的使用进而导致企业转向雇用更多的劳动力来代替部分能源。这两种效应在不同的行业部门的就业表现有所差异,具体表现在其就业弹性的正负号及显著性上;需求效应则表现出持续的稳定为负且显著的特征:其中,Column(6)中的服务业部门的就业弹性系数最高,这表明服务业部门的就业在需求效应方面的反映更强,这可能来源于服务业部门本身较高的单位能源成本(其能源消耗总量较低),这种负向的需求效应部分抵消了来自于成本效应和资本效应的正向就业促进效应。
 
4.2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本文估计结果的稳健性,作者使用了多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如下:
 
(1)使用能源影子价格代替能源价格作为环境规制水平的工具变量进行估计,详见文中附件表Ⅷ and Ⅸ.
 
(2)考虑滞后效应,分别使用能源价格的滞后一期、滞后两期、滞后三期、滞后四期进行估计,结果显示:总的就业弹性依然为正,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递减,到第四年之后变得不显著;而分解效应中的三种效应也分别呈现出随时间而显著性发生不同变化的特征,详见文中附件表Ⅹ.
 
(3)改变能源价格的计算方式,使用以市场汇率计算的能源价格代替原来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能源价格进入估计方程,估计结果详见附件表Ⅺ.此外,作者改变了能源价格的计算权重,重新以不随时间变化的特定年份(1995年和2009年)能源消费为固定权重进行测算,代替原来的随着时间变化的能源消费权重所测算的能源价格进入估计方程,结果见附件表Ⅺ中的Column (27) 和Column (28)。估计结果与Table Ⅱ中的估计结果一致,说明了估计结果的稳健型。
 
(4)模型相关变量也可能存在内生性,如增加值、单位小时工资、资本存量、能源消耗四个变量,为控制这种可能存在的内生性,这里使用这些变量的差分项代替原滞后变量进入方程进行估计,样本为整个经济体。估计结果依然与Table Ⅱ中的估计结果一致。
 
(5)控制全球经济危机可能带来的影响,在以整个经济体为分析样本的估计中,加入经济危机的虚拟变量(危机发生之前为0,危机发生以后为1),结果见附件表Ⅺ中的Column (30);控制国家固定-时间双固定效应的影响,结果见附件表Ⅺ中的Column (31);加入国家固定效应和时间趋势项进行估计,结果见附件表Ⅺ中的Column (32)。在上述几种情况下,模型的估计结果依然没有显著的改变,再次验证了模型的稳健性。
 
(6)结合扩展模型,进行分组样本估计,结果见文中Table Ⅻ。无论是在加入欧洲排放交易体系的欧盟国家组(Column (33))还是在1995年欧盟成员国组(东欧国家除外),能源价格与样本经济体的整体就业之间均表现出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但是,总的就业弹性值有所差异。其次,按照样本国的收入进行分组,分别对收入水平由低到高的75%分位数以上(高收入水平国家,Column (36))和较低的25%分位数以下的低收入水平国家(Column (35))进行分组估计,结果显示:能源价格对就业的影响弹性的差异更加明显。
 
此外,作者还结合方程(3)计算了各个国家能源价格的就业弹性均值及其95%的置信区间,结果如文中Figure1所示。
 
5.结论
 
尽管在环境污染治理的过程中,多数人持有对“严格环境规制会导致社会就业的流失”的担忧,但是本文的研究却发现了相反的结论,即在全球大部分国家,“环境规制”和“就业增长”可“兼而有之”的结论。尽管严格的环境规制会通过降低企业的成本竞争力等导致能源密集型产业部门的就业流失,但是同时会推动诸如污染减排设备制造、安装和维护,能源资讯部门的就业增长,从而在总量上会促使一国就业的净增长。本文对于环境规制对就业效应的分解分析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可行性的策略参考。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nergy price-employment nexus and contributes to the literature by showing that it is important to decompose the regulatory effect into demand, cost, and factor-shift effects. This is done by means of a cross-country multi-sectoral dataset. The results show that both rising energy prices and shadow prices of energy have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net employment when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s only are analyzed. While finding significant variations across countries, the average employment effects become significantly positive once jobs in the economy as a whole are considered. This changes is driven mainly by larger positive cost effects, which more than offset the negative demand effects and reductions in the positive factor-shift effects. Moreover, the paper reveals that the often implemented approach of using a simple regulation regressor, instead of decomposing the employment effect, can result in biased estim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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