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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基于亚洲经济体的实证研究和政策见解

 

推文人 | 郝春宇,哈尔滨工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推文信息:Vu, K. M. (2017).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 Empirical evidence and policy insights from Asian economies.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41, 64–77.
doi:10.1016/j.strueco.2017.04.002
 
引言
 
结构变动指生产资源在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再分配,是经济增长的显著特征之一,其本质主要在于要素投入从低生产率部门持续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进而提高总生产率的过程,例如剩余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现代工业部门的转移不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也大幅增加了国民生产总值。因此,准确测度结构变动并研究其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创新之处在于引入 “有效结构变动”(ESC)指标作为衡量结构变动的新方法,并利用1970-2012年期间19个亚洲经济体的面板数据检验ESC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有效结构变动”对样本经济体的生产率、工资及GDP增长均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对就业增长则在短期内呈现显著负向影响,长期内则不显著。作者进一步指出,生产率提高型的结构变动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然而,这一过程却会带来失业率上升引致的短期成本,导致一国结构性改革进程缓慢。本文研究结论不仅为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提供经验证据,而且有助于进一步深入了解结构变动的特性及其影响机制。
 
数据概述
 
本文数据来源于亚洲生产力组织(APO),其中包括19个亚洲经济体从1970- 2012年间的九个生产部门(农业、采矿业、制造业、公共事业、建筑业、贸易和酒店行业、交通和通讯业、金融房地产和商业服务业、政府和社区服务业)的相关系列数据。表1和表2 列出了这些亚洲经济体的基本概况,其中表1主要涉及经济绩效的关键指标,表2则通过各部门就业份额的变化简单描述了样本经济体的结构变动。
 
 
表1可知:第一,劳动生产率对于GDP增长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尤其在GDP增长率高达5%或以上的经济体中,该作用尤为明显。第二,对于大部分样本经济体而言,平均工资增长与平均劳动生产率(ALP)增长趋势相似,只是发达经济体中平均劳动生产率增长快于平均工资增长,而发展中经济体则相反。第三,样本经济体的全要素生产率(TFP) 增长均为正。
 
 
由表2可知:第一,样本经济体的农业部门就业份额均有所下降。第二,发展中经济体制造业就业份额扩大,而发达经济体则相反,进而反映了该阶段制造业增长的典型倒U型模式,即低收入国家的工业化和高收入国家的去工业化。第三,样本经济体的服务业部门就业份额均有所增加,从而表明服务业在创造就业和促进结构变动方面的重要性。作者最后提出,以就业份额变化简单衡量结构变动具有局限性,该指标无法反映这一变化是否有助于经济增长。例如,菲律宾1970-2012年就业份额变化(Total Change)超过越南、马来西亚和印度,然而在经济增长方面,菲律宾却远远落后于这三个国家。因此,还需采用新方法对结构变动进行测度,进而为验证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关系提供准确的量化工具。
 
有效结构变动(ESC)及其特征
 
“有效结构变动”(ESC)的测算以偏离-份额分析法和标准绝对值指数(NAV)法为基础。这两种方法均被广泛应用于研究结构变动程度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然而,偏离-份额分析法假定每个部门的生产率增长独立于结构变动,从而忽略了部门间结构变动(如劳动力再分配)对经济增长的积极贡献。标准绝对值指数主要用于测量某个经济体结构变动的总体幅度,但无法区分某个具体部门引致的结构变动是提高还是降低了生产率。
 
ESC指数综合了上述方法的优点,并克服了两种方法的局限性, 其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Si0和SiT分别代表部门i在时间0和T的就业份额;Ci表示部门i对生产率增长的总贡献;x是Ci>0的部门i的集合,即表明只有对生产率增长有积极贡献的部门才会被纳入ESC的计算中。
 
依据定义,ESC指数具有下述两个主要优点:第一,测算部门内和部门间的总体结构变动,克服了偏离-份额分析法的不合理假设。第二,ESC指数从NAV指数中剔除了对生产率增长具有负向效应的结构变动,仅研究有助于提高生产率的结构变动。
 
作者依据公式绘制了部分样本经济体1976-2012年的ESC指数和NAV指数趋势图,并发现:第一,大多数样本经济体ESC指数都明显低于NAV指数,意即由NAV测算的结构变动并非都会促进生产率增长。为了更深入了解ESC发展趋势和ESC指数与NAV指数之间的差距,本文依据ESC特征将19个经济体分为三组:
 
第一组包括ESC指数总体趋势下降的经济体,由日本、韩国、台湾和泰国组成。除日本外,其他三个经济体的ESC-NAV差距逐步缩小,意味着其结构变动在提高生产率增长方面更加有效。
 
第二组包括ESC指数总体趋势不断增加的经济体,由中国、印度、斯里兰卡、越南、孟加拉国和缅甸组成。尽管这六个经济体都属于低收入或中等收入国家,但它们的ESC特点却有所不同。印度和越南的ESC指数上升趋势更为稳定,而中国和斯里兰卡的上升趋势则波动较大。对于中国而言,ESC和NAV均在外部冲击时期出现激增(1986-1987年:全球经济衰退;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其原因可能在于,中国在经济增长缓慢阶段加大了对结构变动的激励性措施。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与其他国家相比,越南和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的ESC-NVA差距逐渐变小,这可能源自两国通过扩大国际贸易、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推动制造业发展及出口、促进劳动力在农业部门于其他部门间再分配重新分配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鼓励性措施,进而提高了结构变动。
 
第三组由ESC指数总体趋势变化不一致的经济体组成,并按收入水平将其分为两组,高收入组包括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布鲁尼,而低收入组包括柬埔寨、尼泊尔、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菲律宾,其ESC指数在高收入组和低收入组间的变化各不相同。
 
有效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卢卡斯在1993年发表的《创造奇迹》(Making a Miracle)一文,旨在通过比较1960年至1988年间菲律宾和韩国的经济表现,以期更好地了解一国成功的动力源。该文指出,1960年两国拥有相似的收入水平,而且菲律宾的经济发展条件甚至比韩国更有利。然而与菲律宾相比,韩国却在之后的50年中发生了显著变化,被卢卡斯(1993)称之为经济奇迹。由于本文在第三节中的研究结果表明,韩国和菲律宾的ESC指数差距与两国在2000年代中期之前收入增长方面的差距密切相关,那么,ESC是否有助于解释卢卡斯提出的经济奇迹?基于此,作者进一步研究了结构变动(ESC指数)与关键性经济增长指标之间的因果关系。
 
4.1 回归模型与估计方法
 
作者构建如下动态面板模型,以考察ESC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式中,gi,t是第t年i国的经济增长指标,包括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工资和就业;收入水平yi,t-1的滞后项反映收入对经济增长的收敛效应,即一国经济增长趋势往往会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而放缓,因此低收入经济体的增长反而更快;结构变动ESC指数被分解成两个部分:ESCi,t−1和ESCi,t,其中ESCi,t−1测量上一年发生的有效结构变动(ESC)的滞后效应,其预测符号为正;△ESCi,t则是ESC从t-1年到t年的结构变动差值;μi和ωt分别测量国家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εi, t代表随机误差项。
 
4.2实证结果
 
作者以19个亚洲经济体为例,并结合1971-2012年数据,分别使用LSDV和SYS-GMM对模型进行估计,结果如表3和表4所示,其中表3被解释变量为平均劳动生产率增长、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以及人均GDP增长,表4中被解释变量为平均工资增长、就业增长和GDP增长。
 
 
 
通过表中回归结果可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GMM回归结果中,除了就业增长,其余g[t-1]的系数均正向显著,这表明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人均GDP、工资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具有高度持续性。
 
第二,两种估计结果中,收入水平滞后项Income[t-1]的系数均为负。GMM估计结果显示,该系数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人均GDP增长和就业增长没有统计意义,对于TFP增长则显著,进而表明对于收入水平较高的经济体而言,TFP增长往往较低,其可能原因在于,随着一国经济发展水平趋高,该国开始接近于全球技术前沿,从而其“后发优势”减弱,通过进口外国技术和提高管理技能所带来的效率提升空间也愈发有限,平均工资增长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也存在类似情况。
 
第三,对于关键解释变量ESC而言,作者比较了两种估计方法下ESC[t]、ESC[t-1]和△ESC[t]的估计系数。总体而言,ESC[t]的系数值居于ESC[t-1]和△ESC[t]的系数之间,即有效结构变动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大于滞后效应,但小于同期效应。因此,将ESC[t]分解为ESC[t-1]和△ESC[t]具有合理性,这有助于说明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产生的滞后效应和同期效应具有差异性,且同期效应明显大于滞后效应。
 
此外,由于GMM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内生性问题对变量关系的影响,作者重点解释了GMM估计方法得出的ESC回归结果。其中,除了就业增长不显著之外,ESC[t-1]对于平均劳动生产率增长、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人均GDP增长、平均工资增长和GDP增长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同样,除了对就业增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外,△ESC[t]对其他五个被解释变量均具有正向影响。
 
作者进一步得出以下政策见解:首先,与其他经济增长变量相比,有效结构变动的滞后效应和同期效应对工资和平均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相对更大。因此,促进有效结构变动会提高工人生活水平和企业竞争力。其次,通过有效结构变动能够促进劳动生产率增长。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并非仅来自资本深化及TFP增长,还可通过推动有效结构变动进行提高。第三,虽然有效结构变动可促进经济增长,但短期失业成本却相对较高,从长远来看其影响则不显著。最后,有效结构变动通过其滞后效应和同期效应有力地促进了GDP增长。这意味着有效结构变动对生产率增长的积极影响远大于其对就业的消极影响。因此,如何通过有效结构变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克服失业率所带来的成本上升困境,是政府值得思考的问题之一。
 
结论
 
生产资源特别是劳动力在经济部门间的重新配置,有助于推动一国经济增长,然而现有文献由于测算方法的局限性,却未能发现这种结构变动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本文通过引入“有效结构变动”(ESC),研究了结构变动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研究结论既丰富了结构变动的测度方法体系,还有助于探索结构变动的特性及其经济效应。
 
应当指出的是,促进有效结构变动不能仅通过一次性改革行为来实现,还必须借助于一系列系统性、持续性政策举措。例如应通过促进知识扩散和创新、强化内部效应、深化全球一体化等,为促进结构变革创造机遇;还应改善经营环境、升级培训系统以降低劳动力成本、扩大新投资收益,促进资源向高利润部门和高生产效率用户有效转移。
 
最后,作者提出未来研究展望,一是可将“有效结构变动”方法应用于其他时间和地理背景下的研究,例如对处于后工业化时代的西欧、北美和其他发达经济体,研究结构变动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二是应用于具体发展中经济体和快速结构转型地区的研究。例如,中国和东南亚等国家的结构转型迫在眉睫,这些国家正在寻求通过提高教育水平和工人技能向生产链的上游迈进,而有效结构变动方法由于其足够的灵活性,可为这些地区应对快速发展的全球经济提供重要的研究工具。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a new measure of structural change labeled the effective structural change (ESC) index, and applies it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structural change on economic growth, using a sample of 19 Asian economies for the period from 1970 to 2012. This new approach provides an effective tool to examine growth effects of structural change. The paper’s findings suggest the importance of reforms to foster productivity-enhancing structural change and need for strategies to overcome their short-term costs. The paper also indicates that ESC can be used as a useful indicator for monitoring impacts of structural re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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