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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信息活动对居民节水行为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

原文信息:Mónica M. Jaime Torres, Fredrik Carlsson. Direct and spillover effects of a social information campaign on residential water-saving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18,92:222-243.
 
1 引言
 
Lindbeck(1997)指出:经济激励和社会规范都会对人们的行为产生引导作用。已有的文献证实张贴与节水节电相关的描述性或禁止令信息会对人们的用水用电行为产生影响,诸如此类的非金钱性激励措施会对人们的其他环保行为产生影响。这意味着行为引导政策能够产生与传统价格激励政策相类似的效果。
 
本文重点考察哥伦比亚城镇施行的旨在鼓励居民节约用水的社会信息运动所产生的溢出效应,即衡量那些知道该社会信息运动的存在,但并非该信息运动的目标居民的家庭是否也出现了明显的节约用水行为。
 
相较于以往的文献,本文在以下三个方面有所创新:1.以往文献大多集中在社会规范对人们资源使用行为的直接影响,本文基于项目评估中的溢出效应,提出了一种可以分离信息运动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的方法;2.以往的大多数研究集中于发达国家,只有少数文献关注了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南非等)。本文关注于发展中国家。事实上,社会信息活动的效应极有可能与一国的制度环境、居民生活环境相关。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居民相对较为贫困,对社会制度的信任度较低;而且,在这些国家进行居民用水价格的调整,使其等于社会水资源供给的边际成本几乎是不可能的;为了保证穷人的基本水资源供给,政府通常会补贴水价格,而其影响会普及到所有人,因而会导致水资源的浪费。本文的研究为发展中国家利用行为引导或干预策略影响人们的资源利用行为提供借鉴。3.与其他文献不同,本文同时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搜集了事前和事后的居民信息。这有助于我们观察处理效应的异质性,寻找潜在的作用机制。深入分析这种异质性不仅有助于提升行为干预措施的成本效益,同时有助于制定更有针对性的政策设计。
 
2 实验设计
 
2.1 背景
 
本文的随机田野实验发生在哥伦比亚安蒂奥基亚地区西南部的一个名为Jericó的小镇。在这里,所有的居民都享受到了水价格补贴,但该镇的节水设施很有限,居民并不认为水资源短缺是个问题,因而该镇的水资源使用量非常高。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量,该镇的供水部门和镇政府尝试激励居民节约用水:1.在当前的block pricing 体系下,大多数居民享受着水资源补贴;2.水资源税并未真实反映管理费、维护费和供应成本,也没有反映出提供服务的投资价值;3.废水排放率非常高,相应地废水处理成本非常高;4.供水部门已经出现了财政赤字,当地政府不得不提供额外的资金支持,这间接影响了城镇其他服务的提供;5.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天气状况变化会直接影响到水资源的供应,进而影响到其他能源供应,因为该地区对水利发电的依赖性极高。
 
2.2 样本和家庭数据
 
根据当地供水部门的记录,该镇共计2558户局面家庭。但是有一部分家庭正在经历供水设施改造,为保证实验结果的可靠性,本文剔除掉这些会发生用水设施变动的家庭,最终选择了1857个家庭样本进行观察。
 
在执行该信息运动之前,作者于2012年12月进行了一次事前摸底调研。使用入户访问,填写问卷的方式收集了样本家庭的社会-经济特征,节水设施特征,节水/节能行为特征,对节约用水,社会规范和社会网络的认知形态等信息。1548户居民参与了调研,但被访居民并未被告知接下来的社会信息运动。但是被访居民可能会通过这次调研意识到他们的用水行为可能会被观察。2014年4月份,又进行了一次事后调查问卷,这次问卷的内容是上次问卷内容的延伸,用于识别家庭社交网络特征及其变化。
 
2.3 信息运动
 
被访问的家庭被随机地分为两组:处理组和非处理组,前者共计656户,后者共计655户。处理组家庭会收到基于相应月份计费用水量的信息报告,而非处理组家庭不会收到这样的信息,但他们有可能知道镇上其他家庭收到了这样的信息。而位于隔壁镇的额外对比组家庭对该信息运动则一无所知。
 
本文采取的实验设计与以往学者们的设计基本一致,唯一不同的是对“邻居”的定义。本文中,“邻居”被定义为“在水资源需求方面具有相似特征的家庭”。为了抓住家庭特征的相似性,本文使用家庭成员年龄分布对家庭规模进行标准化,使用等量青年单位(Adult Equivalent Unit, AEU)的家庭规模进行划分。按照该标准,本文中的样本家庭被划分为三个小类别:①小家庭(1<=AEU<2)②中等家庭(2<=AEU<5)③大家庭(5<=AEU).每月的用水量信息也根据AEU进行报告。这种划分标准不仅涵盖了家庭组成的差别,同时包含了家庭内部用水量的规模经济差异。这是本文与以往文献不同的地方。
 
本文使用的用水量报告包含三个内容:①社会比较部分:描述性和禁止性的规范:描述性规范包括当前家庭用水量与该镇居民平均用水量的对比,与每25百分位上的居民家庭用水量进行对比;禁止性规范则将家庭按照“优”“中等”“最差”三个等级进行划分并进行评价;②信息部分:目标家庭会获得其用水量所处类别可能会产生的环境影响信息;同时,这些家庭也会获得在当前月份有多少家庭通过节约用水而进入表现更好的分组的信息;③选择退出信息:在这一部分,目标家庭可以选择拒绝接收以后的用水量及相关的信息反馈。
 
2.4 效应机制
 
个体的节约用水行为会在一定程度上减缓水资源的过度消耗,这会对个体产生道德效用。这种道德效用同样取决于个体是否按照社会可接受的用水水平(如果存在这样的水平标准的话)来使用水资源,以及个体的这种行为被他人所观察到的程度。本文进一步假设,即使个体的节水行为未被他人所看到,他的效用也会受到影响,其内在逻辑是:当个体越来越多地观察到的其他人节水的行为时,他会意识到自己的节水行为在将来的某一天被观察到的可能性会逐渐提高,只要个体与他所观察到有节水行为的人发生社会联系,这种道德效用的影响会加大。这可以归因于个体对环境和自身社会地位的关心,或者是对未来个人自身行为的可观察性的期望。
 
在本文设计的社会信息运动中,通过向一些家庭提供其和其他群体水资源消费的信息,这些家庭会获得关于社会水资源使用的可接受水平标准,那么与并未收到这些用水信息的家庭相比,这些信息获得者更有可能获得道德收益(moral payoffs)。而且,获得信息的家庭会意识到他们的用水行为已经或正在被其他人观察。因此,本文假定处理组家庭的平均用水量会下降,无论是与同镇的其他非处理组家庭相比,还是与其他镇上的额外对照组家庭相比。需要注意的是,道德收益不一定总是随着信息提供而增加,相反,对于那些表现不符合规范的人而言,其道德收益极有可能是下降的。
 
相似的效应也有可能发生在那些知道处理组家庭获得了相关的水资源消费信息的非处理组家庭中。然而,这些家庭获得的信息是非常有限的,尤其是对他们自己的水资源消费状况和与其他人的对比情况知之甚少。但是,他们会意识到节约用水的重要性,同时也会期待将来他们也会获得相应的用水情况信息报告。这就是本文关注的溢出效应。本文认为这种信息报告带来的非处理组家庭的用水行为改变相对于处理组家庭而言,存在着时间上的滞后,因而本文假定在同一个镇上的非处理组家庭的平均用水量也会出现下降,尽管这些家庭并不是这项社会信息运动的目标家庭,但是他们会发现处理组家庭所收到的用水信息报告从而意识到这项信息运动,这即为本文所关心的溢出效应;而这种溢出效应主要通过非处理组家庭的平均用水量相对于在相邻镇上的额外对照家庭的平均用水量而言出现下降趋势进行识别,因为后者并不会发现这些信息从而根本不会意识到这项信息运动的存在性。
 
2.5 识别溢出效应
 
由于人们在地理位置或社交网络中的相互联系,这项信息干预运动的效果仅仅通过处理组家庭的用水行为变化不足以识别,因为处理组家庭和控制组家庭并不能实现完全的隔离。为了识别这项信息运动的直接效应和对控制组家庭的溢出效应,本文随机选取了样本家庭所在镇的隔壁镇(Támesis)上的500户居民家庭作为对照组,因为该镇居民的家庭属性特征与样本最为接近。这500户对照组家庭同样在事前和事后访问调查的对象之中。这两个镇不仅仅地理位置很接近,而且它们在地形,人口特征,经济活动等方面也很相似,使得这两个镇具有可比性。两个镇的居民生活用水都有公共事业部门管理,这些部门遵循相同的原则,收取类似的关税,并服务于相同数量的用户。
 
本文中,Jericó和Támesis分别被称为“treated town”和“comparison town”,在“treated town”中,处理组家庭被称为“targeted”,控制组家庭被称为“untargeted”;而“comparison town”中的对照组家庭被称为“comparison”.表1给出了不同组别、规模的家庭在事前、事后的用水量统计数据。
3 实证分析
 
3.1 假定不存在溢出效应下的平均处理效应
 
 
3.2 考虑溢出效应的平均处理效应
 
由于位于同一个镇(treated town)上的目标家庭(targeted)和非目标家庭(untargeted)的用水量进行双重差分估计并不能识别是否存在溢出效应,这里使用对比镇(comparison town)上的对照组家庭(comparison)的用水量结合方程(1)进行双重差分估计。 识别步骤如下:(1) 基于事前问卷调研的数据,使用probit 模型计算每个家庭的倾向性得分,基于该倾向性得分对家庭进行匹配;(2)使用方程(1)对匹配成功的家庭进行加权OLS估计,其中对照组家庭按照其被匹配成功的次数进行加权。该过程可以识别本文关注的两种不同但都很重要的效应。首先使用处理镇(treated town)上的非目标家庭(untargeted)与对照镇(comparison town)上的对照家庭(comparison)进行估计,得到该信息运动的溢出效应;其次,使用处理镇(treated town)上的目标家庭(targeted)与对照镇(comparison town)上的对照家庭(comparison)进行估计,得到该信息运动的总处理效应;如果不存在溢出效应,这里的总处理效应应当与3.1的估计结果一致。因此,也可以将处理镇(treated town)上的目标家庭(targeted)与对照镇(comparison town)上的对照家庭(comparison)进行的对比看作是对该信息运动所产生的处理效应的一种稳健型检验。
 
在上述估计模型中,本文选择了与居民家庭用水行为相关,并且在不同的分组家庭中呈现出显著差异的变量作为协变量(控制变量)进入估计方程,主要包括以下变量: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收入,等量成年人数量,住房产权(自有房或租赁房),家庭的社会阶层,住房大小,房间数量,是否有阳台,是否有花园,房子类型, 房子年龄。
 
4 估计结果
 
4.1 不考虑溢出效应的平均处理效应
 
表2给出了基于处理镇(treated town)上的目标家庭(targeted)和非目标家庭(untargeted)在这项信息运动实施前后的用水量进行双重差分估计的结果。
其中,(1)-(4)列是将所有目标家庭纳入估计模型的估计结果,由于部分家庭的水表在信息运动实施期间可能会发生故障而无法观察到真实的用水量数据(如果这种情况发生的话,供水公司会根据该用户之前六个月的平均用水量作为该用户当月的用水量),这些家庭数量占到了总目标家庭数量的27%,因此模型的(4)-(8)将在信息运动实施期间水表曾发生过故障的家庭用户剔除掉,即删除水表故障对用户用水行为的可能影响进而会对处理效应产生的干扰,再次对处理效应进行估计。
 
在进行估计时,由于对居民用水量以该信息运动实施期间结束后非处理组的平均用水量为基数进行了百分比处理,因而这里的估计结果可以解释为用水量的变化百分比。在表2中,可以看到,该项信息运动显著降低了目标家庭的用水量。在该项信息运动实施的六个月内,其用水量降低了4.6%, 而11个月后,其用水量降低了5.4%;当去掉水表发生过故障的家庭后,目标居民的用水量在前6个月和前11个月期间分别降低了5.8%和6.8%,而且无论是否控制月份变量,这种处理效应都表现出一致性。由于排除了水表故障用户的样本更能精准衡量处理效应,因而后面的分析都基于此展开。同时,作者展示了平均处理效应在每个月的变化情况,详见文中Fig2.平均处理效应在这项信息运动实施后的第一个月达到了-8.9%,在之后的月份基本维持在-6.8%,且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
 
紧接着,作者结合样本家庭的不同属性特征进一步考察不同类别的家庭属性特征对这项信息运动效果的影响。估计结果详见表3.
表3的估计结果中,policy design主要从收入和绝对用水量两个维度考察高、低收入家庭和高、低用水量家庭在这项信息运动实施前后的用水量变化情况,结果表明:这项信息运动的平均处理效应在高收入和高用水量家庭中都很显著,而且与低收入和低用水量家庭之间的差异也很显著,这意味着这种非金钱激励行为可以在不影响穷人福利的情况下改变水资源的使用状况。这与Allcott(2011)和Wichman et al.(2016)的研究结论一致。Scope for water-savings 主要从居民家庭住房情况考察平均处理效应,按照自有房,租赁房,新房子,老房子进行细致划分,估计其处理效应。结果显示:居住在老房子的居民在该信息运动实施期间用水量与居住在新房子的居民相比,发生了显著降低;而无论是自有房还是租赁房,这项信息运动都显著降低了居民的用水量,而且在租赁房中居住的居民用水量降低更多。Ex-ante beliefs主要从居民对自己相对于邻居的相对用水量的认知来进行分组,考察在不同认知水平下居民的用水行为变化,结果表明:自我认为相对邻居用水较少的家庭在样本期间用水量降低最大,反之自我认为相对用水较多的居民家庭在样本期间用水量几乎没有减少。
 
4.2 考虑溢出效应的平均处理效应
 
基于前文分析,这里使用处理镇(treated town)上的目标家庭(targeted)组和对照镇(comparison town)上的对照家庭(comparison)组进行估计,在考虑可能存在溢出效应的情况下的总处理效应,结果详见表4.
表4中,(1)-(4)为全样本期间水表运转良好的目标家庭组和对照家庭组的估计结果,表明:在前6个月期间,这项信息运动的处理效果显著,目标家庭组的用水量显著降低了约6%,这与前文的估计结果一致;但是这种处理效应在11个月以后就不显著了;(5)-(8)则去除了2013年4月份(这一月份发生了特殊事件引起了处理组镇上家庭用水量的突变,为保证处理结果的稳健性,将这一个特殊的月份从样本中剔除)以后对两个样本组家庭进行估计,结果显示:在前6个月和11个月期间,处理组家庭的用水量分别显著降低了13%和6.3%,尽管后一个数据(6.3%)与直接效应估计结果类似,但是前6个月的处理效应依然显著高于上文得到的直接效应。而且与表2中得到的处理效应相比,表4中得到的处理效应明显高出许多。这意味着这项信息运动实际上所产生的节水效果比我们只比较处理镇(treated town)上的目标家庭(targeted)和非目标家庭(untargeted)要多一些。
 
进一步,结合处理镇(treated town)上的非目标家庭(untargeted)组和对照镇(comparison town)上的对照家庭(comparison)组识别溢出效应。表5给出了溢出效应的估计结果。
在表5中,处理镇(treated town)上的非目标家庭(untargeted)与隔壁镇(comparison town)上的对照组家庭(comparison)相比,在信息运动实施后的前6个月也发生了用水量的显著性降低,但在11个月后,这种效应消失了。这意味着对于同样住在处理镇(treated town)上的非目标家庭(Untargeted )而言,看到处理组家庭(targeted)收到用水量信息报告,也会降低自己的用水量,但是这种降低仅维持了几个月的时间,之后他们的用水量并无显著的变化了,即本文实施的社会信息运动存在溢出效应,但是溢出效应具有短期性。这应该是目前为止,第一篇对社会信息活动在节能方面的溢出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的文献。
 
Fig4给出了溢出效应随时间变化趋势,可以看出:溢出效应并不会随着社会信息运动的开始而立即发生,在本文中,这种溢出效应,即非目标家庭(untargeted)用水量的显著性降低发生在该信息运动实施后的两个月以后,三个月以后达到峰值(即用水量降低幅度最大),然后开始减小直至消失。
 
这种溢出效应的检验意味着:在同一镇上居住的非目标家庭(untargeted)同样会受到社会信息运动的影响而改变其行为,不过这种溢出效应的发生需要一定的时间。这可能来自两方面的原因:(1)当这些非目标家庭(untargeted)发现临近的目标家庭(targeted)收到每月的水费账单等信息时,通过与邻居的交流也会感知到自己的水资源消费行为,因而可能会变得更加关注环境从而节约水资源消费;(2)看到临近的目标家庭(targeted)收到的信息,非目标家庭(untargeted)意识到自己的水消费行为被观察到的可能性会提高,因而会改变自己的水消费行为,以期获得未来的水消费信息报告。如果这些非目标家庭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并未收到相应的(与目标家庭类似的)水消费信息报告,那么他们极有可能重新修正自己的预期,停止节约用水的行为,这也与上文中所估计的溢出效应只在短期内显著相符。然而,本文的研究依然无法进一步识别溢出效应的作用机制。
 
溢出效应的估计同时证实了信息运动对于目标家庭的处理效应大于我们之前的估计。对于接收到社会信息的目标家庭组而言,信息运动实施6个月之后的平均处理效应等于不考虑溢出效应时的直接效应与溢出效应之和。本文中,二者之和为11.6%(5.8%+5.8%=11.6%),这与考虑了溢出效应的平均处理效应(13%)很接近。
 
上述溢出效应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与其他干预措施一样,信息干预使得仅通过针对部分家庭的信息报告而达到影响整体人群的消费行为成为一种可能。然而,溢出效应存在着短期性,这意味着如果干预措施的目的在于短期内改变人们的用水行为(如干旱期),则采取只针对部分家庭的信息干预措施不失为一种好方法;但是如果干预措施的目的在于永久性地改变全体人群的消费行为,那么干预措施的目标人群也必须是所有受众群体。
 
5 结论
 
本文的研究社会信息和规范行为呼吁能够减少人们的水资源使用量。具体地,在不考虑溢出效应的情况下,目标家庭的水资源消费在社会信息运动实施后的11个月内降低了6.8%,这不仅符合“道德收益能够改变人们的消费决策”的理论而且为发展中国家利用非金钱性激励策略引导人们的水资源消费行为提供了依据。而且,处理效应的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高收入家庭和水消耗量大的家庭受到信息运动的影响而水资源使用量的下降幅度较高,这具有较强的政策指导意义:虽然补贴的理由是让穷人收益,但是较富裕的群体才是资源消耗较高的群体,也是节能策略必须重点关注的群体。
 
同样地,考虑了溢出效应的平均处理效应估计结果也具有较强的政策相关性:在短期干预措施中,非金钱激励应当是一种较为合适且成本较低的可以改变整体受众群体行为的措施。
 
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direct and spillover effects of a social information campaign aimed at encouraging residential water savings in Colombia. The campaign was organized as a randomized field experiment, consisting of monthly delivery of consumption reports, including normative messages, for one year. Results indicate that social information and appeals to norm-based behavior reduce water use by up to 6.8% in households directly targeted by the campaign. In addition, we find evidence of spillover effects: households that were not targeted by the campaign reduced water use by 5.8% in the first six months following the inter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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