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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资源再配置与经济增长

推文人  | 朱敏龄 
原文信息:Daron Acemoglu, Ufuk Akcigit, Harun Alp, Nicholas Bloom,and William Kerr. Innovation, Reallocation, and Growth [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8, 108(11): 3450–3491
 
(一)研究思路
 
本文通过构建基于异质性企业,包含企业内生进入退出的创新增长再分配模型,对企业的创新和经济增长进行了研究,并通过对不同类型的产业政策——税收和补贴进行反事实模拟,讨论了这些政策对创新和增长的影响。文章的核心发现是当经济中存在高创新能力企业和低创新能力企业时,在高创新能力企业和低创新能力企业之间存在一种政策选择效应(下文简称高能力企业和低能力企业)。这种选择效应通过在模型中内生地产生企业的进入和退出、创新和企业技术能力的高低转化,来影响市场上分别由高技术能力企业和低技术能力企业运营的产品生产线数量,从而决定了整个经济的创新产出和经济增长率。当经济中由高能力企业运营的生产线增加时,就产生正的选择效应,因为低能力企业的创新水平更低,更加容易退出市场;而当经济中的高能力企业不但没有通过研发创新增加其运营的产品线反而降低为低技术能力的企业,就产生的负选择效应。文章解释这种负效应的主要来源是技术的正外部性。由于正外部性的存在,企业对于R&D的投入会小于社会最优的投入水平。企业一旦通过研发进入了市场,拥有了一定时间的技术垄断权,大量的技能劳动就会在经营部门工作而不是研发部门,这样企业的研发就变少了,因此高技术能力的企业就可能转化为低技术能力的企业。如果这个时候企业仍然占领着该生产线,占有技能劳动力,那么整个社会的创新产出和生产率水平就会被拉低。因此,要提高经济增长率,使社会福利最大化,就应该将这部分在低能力企业的技能劳动力转移到研发部门。然后,文章在此基础上又继续讨论了怎样的产业政策能够改变这种低效率资源配置的状况,使得技能劳动力可以从低能力企业转移到高能力企业的研发部门。文章政策模拟的结果表明,政府对在位企业和潜在进入企业进行补贴不能刺激技能劳动力在部门间的再分配,因为补贴同时会进入到高能力企业和低能力企业;但对在位企业连续经营活动收税,可以促进技能劳动力的再分配。因为这种税收在不同企业产生的影响是不成比例的,从而可以使那些税后逼近退出边界的低能力企业退出市场。
 
(二)模型构建
 
本文主要讨论模型构建的框架,部分模型构建的细节不在此详细讨论。文章的模型建立在内生技术进步模型的基础上,通过加入内生的企业进入退出以及资源在异质性企业中的再分配,探讨了不同产业政策干预下,企业的创新行为和经济的福利表现。在这个模型中,在位企业和潜在进入企业都要雇佣技能劳动力来进行研发。一旦成功研发,该公司就能够从该类技术现有持有者手中接管尖端技术,从而增加公司运营的产品线。因为经营一条生产线需要固定成本(也就是技能劳动力的工资),当这项技术的生产率相对于应付出的均衡工资太低时,公司就可能退出生产线。这就等于说,虽然公司通过创新在某个技术上领先,从而之后的创新激励降低,但当这条生产线的生产率太低以致企业不能支付运营这条生产线的成本时,企业还是会退出这条生产线。
 
文中假设经济中存在两种类型的企业——高技术能力企业和低技术能力企业。这两种类型的企业会相互转化,即高技术企业可能转变低技术企业,低技术企业也可能转变成高技术企业,这就为后文验证reallocation的必要性打下铺垫。在模型中有两个部门:代表性家庭部门、企业部门;企业进行研发并生产两种产品: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因此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在同一个企业内生产。家庭部门会提供技能劳动(L^S (t)= L^(R&D) (t)+L^F (t))和非技能劳动(L^P (t)),非技能劳动(L^P (t)=1)生产最终产品,技能劳动一部分进行研发(L^(R&D) (t))和一部分进行管理(L^F (t)),一旦企业在一个产品上实现技术领先,就独占了包含这种技术的中间产品的生产。
 
 
(三)参数估计和数值模拟
 
文章基于美国人口普查局关于就业、产出、研发和专利的微观数据。利用SMM估计法(矩模拟法)计算了8个模型内生的参数,并借鉴其他研究中的经验值对模型外生参数进行了赋值,最后计算出了18个矩条件来跟模型中计算出来这18个条件进行比较,
可以看到,模型估计的效果还是很好的。模型还对一些不用于模型参数估计的矩条件进行了比较,以继续证明这个模型还是超好用的:
最后,利用模型求解出了模型中变量的稳态值:
其中,均衡时的经济增长率为2.26%,经济中由高能力企业和低能力企业退出市场的生产率门槛分别为1.3和1.47,可见高能力企业退出市场的生产率门槛要更低,因为他们运营的产品线有更大的研发价值。
 
(四)反事实政策模拟
 
由于研发外部性的存在,市场竞争均衡的创新供给会低于社会最优的创新供给,因此文章利用反事实政策模拟得出,不同产业政策的作用。首先是补贴政策,包括对在位企业R&D的补贴,对企业运营的固定成本的补贴,对新进入企业的补贴,得到如下结果:
从上面四个图可以看出,不论是对在位企业的R&D进行补贴,还是对其运营成本进行补贴,还是对新进入企业进行补贴都没有对变量的稳态值产生太大的影响,g基本保持不变,而距社会计划者最优的g=2.96还有很大的差距。因此,可以得出基本结论是补贴政策对于改善创新外部性,激励研发人力资本重置的作用较小。
 
那如果考虑税收呢?可以知道如果S代表补贴为正,那么当S为负的时候就是政府对企业进行征税了。模拟的结果如下:
我们在上图中可以看到,当政府对企业的经营征税时,g提高到2.54,比原来的2.26提高了接近0.3个百分点,如果同时对R&D和经营进行征税时,不过这时对经营征的税率更高一些,得到g也为2.54。可以知道,虽然我们认为由于研发外部性的存在,补贴似乎是更好的激发企业创新的政策手段,但是当市场中存在由于资源低效率配置带来的研发水平低的情况时,税收是纠正资源物质,引导低效率企业退出市场,完善市场机制的更好的手段。文章后续还进行了系列稳健性检验,结果都是稳定的。
 
(五)结论
 
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是找到驱动企业创新、生产率增长以及资源再配置的动力,并使用其构建的模型来研究不同产业政策对长期增长和福利的影响。文章发现无论是对在位企业的研发、运营的补贴还是对新进入企业的补贴都要不减少、要不基本对增长和福利没有影响,而社会计划者仅仅通过影响R&D投资和进入退出就可以将g从2.26提到2.94,将福利水平增加到4.47%。文中提出社会计划者主要通过选择效应来实现这种增长。社会计划者通过迫使低能力企业的在职人员以非常高的速度退出,减少他们的研发,并增加高能力企业在职人员的研发来促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因此文章提出,最优的产业政策应该将资源从低能力企业的运营活动中解放出来,以供高能力企业进行R&D活动,而这可以通过鼓励低生产率公司的退出来实现,例如通过对所有公司运营活动的征税。因为税收对不同企业的成本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对于低能力企业,征税使得他的固定成本提高到高于他的生产率水平,从而必须退出市场;而补贴会同时补贴到高能力的企业和低能力的企业从而使得低能力的企业,即便生产率水平很低,但是因为补贴使得其成本降低了,仍然能够继续他的生产。
 
这和中国的情况也有相似之处,但中国的情况也不局限于人力资源的低效率配置,也存在于金融资源、政策资源的低效率配置。除了资源配置效率的问题,还在于产业政策与市场机制之间关系的问题,这篇文章认为税收可以纠正创新的外部性从而促进增长,但是政策在不同的市场条件下,并不一定产生正的扭曲更正的作用,因此,可以在不同的情景下继续探讨。
 
Abstract
 
We build a model of frm-level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growth, and reallocation featuring endogenous entry and exit. A new and central economic force is the selection between high- and low-type frms, which differ in terms of their innovative capacity. We estimate the parameters of the model using US Census microdata on frm-level output, R&D, and patenting. The model provides a good ft to the dynamics of frm entry and exit, output, and R&D. Taxing the continued operation of incumbents can lead to sizable gains (of the order of 1.4 percent improvement in welfare) by encouraging exit of less productive frms and freeing up skilled labor to be used for R&D by high-type incumbents. Subsidies to the R&D of incumbents do not achieve this objective because they encourage the survival and expansion of low-type f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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