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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知识网络结构视角下产业集群的衰败|以科尔多瓦电子产业集群为例

推文人 | 张强国
原文信息:Giuliani et al (2018). Straining but not thriving: understanding network dynamics in underperforming industrial clusters [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01): 1-26.
 
引言
 
集群本地知识网络不仅是员工、企业家之间传播创新技术、分享经验和隐性知识的基础渠道,还是集群本地—全球联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最终孕育了集群的成功,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增长。以往相关研究多以成功的集群为对象,探讨集群本地知识网络结构对其经济绩效的影响。本文则选取衰败的集群—科尔多瓦电子产业集群为例,基于个人访谈和问卷调查获取一手数据和资料,分别运用社会网络分析和随机导向参与者模型剖析了集群本地知识网络的结构特征及其形成机制。本文的新颖之处在于作者巧妙的借助实用主义犯罪学中的应变理论来解释衰败集群中企业家行为的动机。
 
方法介绍与假设提出
 
1.方法介绍
 
随机导向参与者模型(Stochastic Actor-Oriented Model):它是一种基于Markov随机图分析网络动态演变机制的方法(Snijders et al,2010)。该模型可以考虑以下三种影响机制:第一,内生效应或社会驱动机制,基于社会学理论考量网络结构本身对参与者相互联系的影响(如下文的假设1、假设2);第二,二元协变量效应或制度驱动机制,即网络中参与者之间某种接近或距离的存在会影响它们之间联系的发生(如下文的假设3);第三,个体变量效应或个体驱动机制,即网络中参与者的个体特征对联系的影响(如下文的假设4、假设5)。在“http://cran.r-project.org/web/packages/RSiena/”下载 RSiena数据包后,其具体实操可以运用R语言实现。
 
2.假设提出
 
假设1:在衰败集群中,传递性(有共同合作伙伴的两个个体成为合作伙伴)并不能促进知识联系的形成。
 
假设2:在衰败集群中,已有的互惠(友谊)关系将正向地促进知识联系的形成。
 
假设3:在衰败集群中,本地制度压力(企业家在商业协会的董事会成员身份及其参与制定集群发展政策的程度)会促进知识联系的形成。
 
假设4:在衰败集群中,更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会有“人人为己”的倾向,因而最不可能与该集群中其它企业家形成知识联系。
 
假设5:在衰败集群中,对外地知识最开放的企业家也会有“人人为己”的倾向,因而与该集群中其它企业家形成知识联系的可能性较小。
 
科尔多瓦电子产业集群
 
科尔多瓦市位于科尔多瓦山脉东麓、普里梅罗河畔,是阿根廷第二大城市,也是阿根廷内陆与沿海的交通要冲。上世纪70年代以来,受益于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的实施和阿根廷军用飞机制造厂、科尔多瓦大学的存在,科尔多瓦市逐渐成为阿根廷电子工业四大集聚地之一。
 
过去40年, 虽然科尔多瓦电子集群在数次冲击和危机中存活了下来(1999年,当地企业家成立了电子行业协会,以促进合作和集体行动并应对外部冲击。),但在产业结构、出口和创新等方面均表现很糟糕:2005年,只有20%的企业实现了每年超过100万美元的营业额,28%的企业有出口业务,出口率虽在2012年有一定好转,但出口市场依然集中在拉美的发展中国家;2005-2012年期间,没有任何企业申请国际专利,只有少数国家专利获得批准。
 
实证分析
 
数据来源与处理、变量选取及其具体含义在此处不做详细介绍,有兴趣的读者请阅读原文。
 
1.集群本地知识网络的结构特征分析
 
作者采用静态比较的方法来分析2005年和2012年科尔多瓦电子集群本地知识网络的结构特征(表4):两个年度的网络均呈现“核心-边缘”结构,且该趋势有所增强。也就是说,该网络既不太分散,也不太孤立。它显示的结构特征与其它更成功的集群相似。进一步分析表明:核心企业通常更有可能基于友谊关系建立联系,并更多地参与集群发展政策的制定;而且,与边缘企业相比,核心企业似乎更有可能是当地商业协会的董事会成员,对外地联系的开放程度略高。
2.集群本地知识网络动态演变的机制分析
 
模型1、模型2和模型3分别检测了社会驱动机制、制度驱动机制和个体驱动机制。研究发现:①传递性有积极而显著的影响,表明假设1不成立;②友谊并不重要,表明假设2也不成立;③董事会成员和集群政策都是积极和重要的,这与假设3一致;④最具创新性的企业在产生本地知识转移方面并不是最不活跃的,即假设4不成立;⑤看门人或外部明星产生了的显著的负面影响,与假设5)相吻合。
为了进一步验证实证结果,作者通过进一步区分新联系的创建和旧联系的维护来模拟网络的变化。在此处,只关注那些在之前分析中显著的变量,因为其它不显著的变量在此处并不会产生显著的结果(Ripley et al, 2016)。表6给出了分析结果:①传递性与新关系的形成相关,但与维护现有关系无关,这为假设1提供部分支持;②当地行业协会的董事会成员似乎没有形成更多的新联系,但旧联系的维护有所加强;③对制定集群政策贡献更大的企业不太可能保持旧联系,更有可能形成新的联系;④守门人或外部明星没有显著的效果。这表明其对新联系的创建和旧联系的维护都有同样强烈的负面影响。
结论与讨论
 
应变理论(Strain Theory)是实用主义犯罪学三大理论基础之一,指的是人们采取合法途径无法实现目标,就会把非法途径作为一种手段。本文最后,作者基于应变理论详细解释了产生上述实证结果背后企业家行为的动机:衰败集群中的企业认为受制于宏观经济不稳定、制度缺陷和技术落后等因素,与集群内部企业的知识联系无助于其自身的发展。所以,一方面,扮演守门人或外部明星角色的核心企业积极与外界建立知识联系,且小企业也缺乏维持内部知识联系的意愿;另一方面,制度驱动机制使得企业家可以通过合法的途径一定程度上改善自己的现状,所以它对本地知识联系的形成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Abstract
 
We investigate the micro-connectivity drivers of network change in an underperforming industrial cluster in Argentina. Our analysis is based on data collected in two consecutive surveys, conducted in 2005 and 2012, of entrepreneurs in the electronics cluster in Córdoba. We find that social and institutional factors influence micro-connectivity choices at the local level, while firms that are more open to non-local knowledge have the tendency to behave like external stars, potentially limiting the flow of non-locally generated knowledge into the cluster network as it grows. We interpret these results using the intuitions from strain theory and suggest that strain may engender an ‘everyone for themselves’ mentality in the most open cluster firms as they seek to escape from a condition of underperformance. We posit, also, that local social and institutional ties are relevant for most cluster firms to survive, but are not sufficient for the cluster to thr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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