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onomic and Policy Uncertainty: Export Dynamics and the Value of Agreements

作者：Jeronimo Carballo, Kyle Handley, Nuno Limão

文章来源：NBER Working Paper No. 24368，Mar，2018.

文章时间：2018年3月

 

本文工作的主要贡献是对“大贸易崩溃”（The Great Trade Collapse, GTC）进行定量研究并对其动态效应进行探究。“大贸易崩溃”（GTC）指的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全球高达12%的贸易紧缩，这样的贸易紧缩规模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最严重的一次，在GTC期间，世界范围内的GDP的减少也都和此次GTC有关。因此，研究GTC并给出合理解释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该文主要研究了在动态、异质性企业模型下经济与政策的不确定互动。 在该文中，不确定性（uncertainty）这一概念包含了国外收入、贸易保护以及它们的互动造成的出口投资损害。作者认为，本文研究的这种“不确定性”可以通过贸易协议（trade agreement），尤其是在出现需求波动性（demand volatility）增加时，这种贸易协定将变得特别有价值。该文利用企业数据发现了一些关于美国出口行业的动态事实，该文的数据主要使用了2003年到2011年的数据，作者还利用这些数据估计了模型。该文作者一再强调：在2008年期间，美国贸易出现了严重下滑，该文发现，不确定性在解释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贸易严重下滑以及其后的部分复苏都有明显的作用。

 

目前已有大量文献研究了不确定性，一般认为，在经济下滑时不确定性增加。。但是，前人的文献视角一般是独立地从经济或者政策不确定冲击视角展开讨论，而关于两者互动的研究却非常少。作者指出这些冲击的互动有可能加剧了不确定性，比如政府的行动虽然缓解了经济下行，但是增加了政策不确定性。尽管政策制度试图消除这种影响，进而采取了承诺可确定性的制度来缓释不确定性，我们仍可以从这类事实看到，研究经济和政策不确定的互动效应更符合2008金融危机时期的真实情形。但是这类不确定互动型的文献几乎没有。以往的文献，很少有试图区分经济的不确定性和政策的不确定性，并清晰界定二者的内涵和外延，进而细致地研究二者互动叠加效应对外贸出口的影响。前人的文献没有对两种不确定性加以严格区分和定义，进而也就很难提出有效的合理化政策建议（或者解释金融危机期间政府制定者的真实行为）。基于前人研究的不足，本文作者认为需求波动带来两种不确定性：一种是经济不确定性，另一种是政策不确定性。这两种不确定性可能发生互动，合力影响区域或者全球贸易。作者对经济与政策不确定的互动进行了建模，并利用模型演示政府如何通过贸易协议解决这些问题。该文主要关注在给定国际外部效应时，贸易政策如何带来经济或者政治上的冲击。作者利用企业的国际贸易决策数据估计了模型，重点使用了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的数据。作者在文中也解释了为何作者认为这段时间的数据更适合研究“不确定性”，因为目前有大量的舆情资料支撑作者的观点。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在全球范围内，各阶层都弥散着担忧全面爆发贸易崩溃或者害怕各国爆发关税战争的恐慌和担忧情绪。而这样的时间背景给研究“不确定性”提供了坚实的土壤。

 

此外，作者还一再强调：以往的文献都是研究企业投资的不确定性，这样的研究视角已在理论和实证层面有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且研究历史悠久。但是这种研究，尤其是实证证据，却很少用来研究政策的不确定性。而从世界银行的调查来看，企业在考虑投资决策时，对“政策的不确定性”的关注往往超过很多我们常在论文中或者教科书中看到的常识性因素。此外非常多的著名的政策制定者和经济学家都认为政策不确定性是阻碍美国从2008年金融危机中复苏的主要原因。但让人遗憾的是，以往的研究却几乎没有系统地研究“政策的不确定性”。当然作者也解释了为何现有“政策不确定” “研究不充分的原因：首先，试图识别它与特定投资决策的因果关系非常困难，此外，如何将经济不确定性和政策不确定性区分开也是一个难点。可以认为，在该篇文章中，作者开始系统性地回答这些问题，作者也认为这是他们文章的重要贡献之一。

 

最后，我们用一两句话简单概括本文的核心思想：

 

需求不确定带来的经济影响与政策影响的互动研究值得关注，它们影响了企业的动态出口行为，而如果要缓解不确定的影响，政府政策制定者需充分发挥贸易合约（trade agreement）的作用，尤其是最优贸易合约（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 ，PTAs)。

 

推文人：余颖丰，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Abstract

 

We examine the interaction of economic and policy uncertainty in a dynamic, heterogeneous firms model. Uncertainty about foreign income, trade protection and their interaction dampens export investment. This can be mitigated by trade agreements, which are particularly valuable in periods of increased demand volatility. We use firm data to establish new facts about U.S. export dynamics in 2003-2011 and estimate the model. We find a significant role for uncertainty in explaining the trade collapse in the 2008 crisis and partial recovery in its aftermath. Consistent with the model predictions, we find that the negative effects worked (1) through the extensive margin, (2) in destinations without preferential agreements with the U.S. (accounting for over half its trade) and (3) in industries with higher potential protection. U.S. exports to non-preferential markets would have been 6.5% higher under an agreement—equivalent to an 8% foreign GDP increase. These findings highlight and quantify the value of international policy commitments through agreements that mitigate uncertainty, particularly during downtur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