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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文人 | 敖翔 
 
推文信息:Naci H. Mocan, Han Yu. Can Superstition Create a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School Outcomes of Dragon Children of China. NBER Working Paper No. 23709.
 
一、引言
 
文化信仰和偏好影响着持有这些信仰人群的行为。很多信仰具有世代传承的延续性。这种延续性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使文化信仰完全是不真实的,他们是否也可以自我实现。这这篇论文中,作者研究了关于一群人特征的文化信仰是否能够自我实现,并分析了其中的机制。
 
在中国文化中,出生在龙年的人被认为注定拥有好运气和不凡成就,尽管这从生物学角度来看毫无道理,但是这个迷信延续了多个世纪。
     
这篇论文中,作者使用省级面板数据发现龙年前两年的登记结婚数量显著上升,从而导致龙年出生的孩子也相应增加。通过对三个微观数据的分析,作者发现属龙的人更有可能接受大学教育,并且在高考中取得更高的分数。类似的,属龙的中学生考试分数也更高。但是这些结果并不是由于家庭背景、学生认知能力、自我价值认同或者学生对自己未来的期望所导致的。当考虑父母对子女教育和职业成功的期望后,属龙对考试成绩的影响就消除了。作者发现,与其他父母相比,属龙孩子的父母对孩子的期望更高,对子女在时间和金钱方面投入更多。即便属龙孩子与其他的孩子、属龙孩子的家庭与其他孩子的家庭都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对成功预言的信仰和随之的投资使得预言自我实现。换句话说,是属龙孩子的父母对孩子更高的期望产生了更好的教育结果,这些期望导致了这个自我实现的预言。
 
二、背景介绍
 
中国传统文化有十二生肖的说法,十二生肖分别代表了不同中国农历年份出生组别的特征。十二生肖中,龙由于其在传说和神话中的地位,被认为是最特别的。龙是中国文化中吉祥和权力的象征。在中国也有“望子成龙”一说。中国很多人认为在龙年出生的婴儿比其他年份的婴儿会有更好的命运。
 
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是龙,其他生肖也与一定特征属性相关联,大部分是好的或良好的特征。一个例外是羊,羊代表温柔,中国父母担心如果他们孩子出生在羊年,可能太过于温柔,长大之后成为一个追随者而不能成为领导者。在中国迷信中也有关于生肖羊的说法,迷信认为在羊年出生的孩子中,10人里面有9人会过上不好的生活。前不久媒体报道“中国式相亲鄙视链,属羊人士相亲备受歧视”的新闻,引起广泛热议。因此许多夫妻不愿意在羊年生孩子,有的提前在马年,有的推迟到猴年。
 
 
图2展示了中国大陆1990年到2015年每年的孩子出生数量。1991年后出生孩子数量骤降是由于政府严格推行计划生育“一孩政策”,对执行不力的政府官员“一票否决”。从图中可以看出,在最近的两个龙年(2000,2012)孩子出生数量显著增加,其中2000年比1999年增加近29万,2012年比2011年增加93.6万,但是在羊年(2003)孩子出生数量下降非常多,比2002年少了40多万,是1993年以来孩子出生数量最少的一年。
 
三、龙年对结婚和生育的影响
 
基于1979到2013年间在民政部门登记婚姻数量的省级面板数据,作者研究了是否夫妻是否更有可能在龙年之前结婚(这样他们更容易在龙年生孩子),以及他们是否避免在羊年之前结婚从而避免在羊年生孩子。类似,基于省级层面孩子出生数据,作者分析了是否在龙年出生孩子数量更多而在羊年出生孩子数量更少。在回归中控制了省的人均收入、省份固定效应和省份特定线性趋势。
 
有个技术细节值得提一下,中国生肖是遵照中国农历,而登记婚姻和孩子出生的数量是根据公历统计,两者并不完全重合,因此需要对统计的婚姻和出生孩子数量进行调整。举个例子,在农历中,从2000年2月5日到2001年1月23日是龙年。而关于婚姻和出生人数的省级年度数据记录是从1月1日至12月31日的公历年。为了调整公历和农历之间的不完全重合,作者构造了一个变量Dragon来反映给定生肖在一年中所覆盖的比例。例如,对于2000年,龙年Dragon=(366-31-4)/366。因为在2000年的1月份和2月的前四天都不属于龙年,因此在2000年(闰年)中只有(366-31-4)天属于龙年。对于2001年,Dragon取值23/365,因为2001年的前23天仍然属于龙年。
 
在Table 1的Panel A中考察了生肖对登记结婚数量的影响。结果表明,更多的人在龙年前两年的虎年和兔年结婚,可能是因为这样让夫妻计划一个龙宝宝更容易。相比之下,在羊年登记婚姻数量显著下降。在Table1的Panel B中考察了生肖对孩子出生数量的影响,结果显示在龙年有更多孩子出生,而羊年出生孩子数量更少。这表明中国很多人会关注十二生肖,并且相应地安排结婚和孩子出生时间。
 
四、实证框架
 
为了研究龙年出生与教育成就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潜在影响机制,作者采用了三种不同的数据集,并相应估计了三个模型。
 
 
被解释变量是学生K在科目S上的期中考试成绩,科目包括数学、语文和英语。如果学生K属龙,Dragonk取值为1。另外控制了学生的个人特征(年龄、性别、户口、民族、是否独生子女、BMI、认知能力)、父母特征(教育、工作、收入水平)、班级固定效应等。
 
基于CEPS数据和模型(3)作者也用了学生报告的衡量自我价值认同和愿望程度的六个独立指标变量(如是否想读大学)作为被解释变量。
 
同样基于模型(3),作者也分析了属龙孩子的父母和其他父母在关于孩子未来的期望上有多大差别,被解释变量变为父母是否期望孩子至少获得大学学历、是否期望孩子未来能够担任领导(科学家、工程师、负责人)等、对孩子未来是否有信心。
 
最后作者考察了父母对孩子的投入,包括是否上过幼儿园、零花钱、与老师谈话次数以及孩子是否做家务。
 
为了确定学生的生肖,需要知道精确的出生日期。但是上面三个数据中,只有CGSS问到了具体的出生日期,其他两个只有出生年份和月份,没有具体日期。因此,如果一个农历新年不是在某个月份的月初或者月末开始,那么我们无法确定那些出生在特定月份学生的生肖。例如,2000年2月5日开始的龙年,那么2月4日还是兔年。如果一个学生出生在2000年的2月份,不知道他精确出生日期情况下是不能判断他是属龙还是属兔的。对于这种不能准确识别生肖的情况作者用了两种方法来处理。首先,如果这个学生出生月份有至少一半是属于龙年的,那么就将其视为出生在龙年。此外,作者为那些出生在龙年(羊年)的情况构造了一个Dragon变量。具体来说,如果一个学生出生在龙年和兔年或者龙年和蛇年的分界月份,就让“Dragon”等于那个月份中龙年天数的份额。例如,如果一个学生在1988年2月出生,“Dragon”虚拟变量将等于12/28(1988年2月有28天;前16天属于兔年,其余12天属于龙年)。
 
有人也许认为属龙孩子的父母与其他父母有系统的差异。例如,他们可能受到更多的教育或有更多的收入。在使用的所有数据集中,作者考察了属龙孩子的父母是否与其他父母在可观察维度(教育、职业和家庭收入)上是否有所不同。如本文后面所述,两组父母在这些属性方面没有区别,在回归中控制这些特征并不会改变结果。
 
五、数据
 
这篇论文中作者分别用了三个微观调查数据。
 
首先,使用CGSS(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2010-2013年四轮的调查,分析了龙年和羊年出生组的教育水平。作者将分析对象限制在1982年(当年一胎政策写入了宪法)及以后出生的人群(18-31岁),这些人群已经完成了他们的教育,年龄组包括了所有的生肖。然后进一步将年龄窗口限制在1985-1991年出生,1986年-1990年出生的人群,随着样本减少,结论依然成立。
第二个数据是BCSS(北京大学生追踪调查数据),用来研究属龙与学生高考成绩的关系。样本中约有24%是属龙的,2%属羊。此外作者也进一步将年龄区间缩小,例如将样本缩小到1989-1998年出生,结果也没有发生变化。
 
最后一个数据是关于中学生的,采用的是CEPS(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2013-2014)。数据包括七年级和九年级的中学生,出生于1996-2002年,没有属羊的,属龙的占样本的23%。数据中包括数学、英语和语文的期中考试成绩(对成绩进行了标准化),以及认知能力测试,以及学生的升高和体重(可以计算学生的BMI)。此外,这个数据中还包括了关于自我价值认同和对未来期望的问题。具体来说,问卷中问到学生:你是否同意下列对你自己的描述,从1的“完全不同意”到4的“完全同意”,描述包括:“我能够很清楚地表述自己的意见”、“我的反应能力很迅速”、“我能够很快学会新知识”等。学生也被问到:你对自己的未来有没有信心,回答从“根本没有信心”到“很有信心”。此外,学生还被问到了“你希望自己读到什么程度”、“你最希望自己将来做什么”,作者根据这些问题分别构造了虚拟变量。CEPS也问了家长对孩子的期望问题,包括 “您希望孩子读到什么程度”, “您最希望孩子将来做什么”,“您对孩子的未来是否有信心”、“您对这个孩子的成绩有些什么要求”等,作者也根据这些问题分别构造了虚拟变量。最后作者也构造了一组虚拟变量来衡量父母对子女的各个方面投资,包括孩子的家长是否主动联系过学校老师、孩子平均每星期能得到多少零用钱、孩子是否帮助父母做家务、孩子3岁以后有没有上过幼儿园等。
 
六、结果
 
(1)属龙和大学教育
 
 
Table 5 展示了利用CGSS数据方程(1)的估计结果。因变量是被调查者是否获得大学及以上学历。第一列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一样时,属龙的人获得大学及以上学历的概率比出生在其他生肖年份的人高11个百分点。在第二列中加入属羊的变量表明属羊对获得大学及以上学历的概率没有影响。第三列加入了父母职业特征变量,结果保持不变。(1)到(3)列中的样本都是出生于1982到1995年之间的,其中1988年是龙年。为了构造出生年份更为相似的组别,在(4)列中,作者只保留了出生于1985至1991年的样本,属相包括兔、蛇、虎、马、牛和羊。属龙的系数变得更小了但是仍然显著。在(5)和(6)列中,作者进一步将样本缩小到出生于1986年-1990年和1987年-1989年的人群,发现属龙的人群获得大学及以上学历的概率仍要高出5-6个百分点。
 
(2)属龙和高考成绩
 
 
Table 6展示了方程(2)的估计结果。结果变量是学生的高考成绩。第一列表明,在其他条件一样时,属龙学生高考成绩高出约7.5分(均值是580分)。尽管只是平均成绩的1.3%,但在激烈的高考竞争中,一分之差也会对学生产生很大的影响。第二列加入了父母的教育程度和家庭经济变量,属龙变量系数依然显著。在第(3)列加入属羊变量,系数为负且10%的水平下显著,但是属龙的系数结果仍然显著。第(4)和(5)列进一步将样本限制在出生于1987到1989年的学生(34.1%属龙)和1988到1989年的学生(48%属龙),属龙学生高考成绩分别高出了约6.2分和8分。
 
(3)属龙的中学生
 
 
Table 7的回归结果中分析了属龙对中学生考试成绩的影响,因变量分别为学生数学、语文和英语的期中考试成绩。
第(1)列结果表明出生在龙年的学生数学成绩更高,尽管估计影响统计上没有异于0。第(2)和(3)列表明属龙的孩子语文和英语的成绩更高并且统计上异于0。由于回归中控制了父母教育和工作以及家庭收入,那么属龙对考试成绩的影响不是由于父母教育或收入导致。但是还有一种可能是,属龙的孩子比其他孩子有更高的自我价值认同,进而对考试成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Table 8中的回归从六个维度刻画了学生的自我价值认同。第(1)-(6)列的因变量分别是表示学生是否相信她/她能清楚地表达自己想法,是否认为自己反应能力迅速,是否认为自己能够很快学会新知识,职业规划(是否想读大学,是否想要成为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政府公务员、企业/公司管理人员、科学家、工程师等),是否对自己的未来有信心。属龙虚拟变量的系数在每个回归中数值都很小并且都没有显著异于0。这表明属龙对学生的自我价值认同的各个方面都没有影响。因此,自我价值认同不能够解释Table 7中属龙对考试成绩的影响。
 
(4)属龙孩子的父母
 
 
进一步,有人可能会认为这是由于属龙孩子的父母与其他父母不同。例如他们可能受教育程度更高或者收入更高。如果父母的这些属性使他们更有可能安排生育时间并使得他们更有可能有属龙的孩子,并且这些属性也影响到孩子的教育成果,那么就是这些因素影响到了孩子的教育和考试分数而不是生肖属龙所导致的。首先为了消除回归中的这些混淆因素,作者控制了所有可用的父母特征,包括收入、职业、教育。其次,为了正式考察属龙孩子的父母和其他父母在可观察维度上是否不同,作者用父母特征对孩子是否属龙做了回归。回归用了论文中所涉及的三个数据。Table 9中报告了结果。Panel A展示了CGSS样本的结果,表明属龙孩子的父母并不比其他孩子父母更有可能获得大学及以上学历。Panel B和Panel C用BCSS和CEPS数据也表明类似的结果。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没有看到属龙孩子的父母与其他父母在教育、收入或从事白领职业概率上有什么差别。
 
 
数据中还包括有关父母如何看待孩子的未来等问题。询问家长的问题包括家长是否认为自己的孩子至少能高中毕业,是否认为自己的孩子至少获得大学学历,对孩子未来职业的期望,对孩子未来是否有信心等。Table 10展示了这些回归的估计结果。模型控制了孩子的特征,包括性别、BMI、认知能力、父母特征(教育、家庭收入状况)。在所有回归中,属龙变量的系数为正,并且五个模型中有四个是高度显著。这表明在其他条件一样的情况下,如果孩子属龙,父母对孩子会有更高的期望。
 
父母对孩子当前学习和未来的高期望,可能会转化为对孩子投入更多的资源。例如,父母可能会花更多的时间来和老师沟通关于他们孩子的情况,或者他们更不太可能要求孩子们帮助做家务以免影响学习。
 
如果父母对子女未来的期望与他们投入在孩子身上的资源有关,那么父母的期望将与孩子的考试成绩正相关。为了考察这个假说,作者在Table 7的期中考试成绩回归模型中加入衡量父母期望的变量。在这些回归中属龙变量系数估计值的任何变化都可能显示了属龙变量影响考试成绩机制的信息。具体来说,给定属龙孩子父母对他们孩子有更高的期望,就属龙变量作为这些期望的代理变量来说,同时在模型中包括属龙和父母期望作为控制变量来解释考试成绩所得到的属龙变量系数,相对于不包括父母期望变量的模型而言,属龙变量在数值大小和统计显著程度上都应该要更小。
 
在Table 7报告的模型中加入父母期望变量后的结果见Table 11。与Table 7的结果相比,这里属龙变量的系数大小就只有之前的一半,并且在三列中都不显著异于0.这表明在控制了父母的期望之后,属龙变量不再能够解释属龙孩子更高的考试成绩了。另一方面,所有度量父母期望的五个变量系数都为正并且显著。
 
 
Table 12考察了是否属龙孩子的父母相对于其他父母会在孩子身上投入更多资源。第(1)列结果表明,与其他父母相比,属龙孩子的父母在本学期主动联系孩子老师5次及以上的可能性要高1.4个百分点。第(2)和(3)列的结果表明属龙孩子的父母更有可能送孩子去幼儿园以及给孩子零花钱。第(4)和(5)列的被解释变量衡量了孩子是否经常做家务,估计结果表明属龙的孩子更不太可能帮助家长做家务。
 
七、总结
 
这篇论文通过一个看似荒诞而迷信的话题讨论了一个关于信念自我实现的深层次问题。
 
以往实证研究主要基于一个数据,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利用不同的数据多角度论证一个问题,这样既丰富了文章的内容更增强了论证的说服力,本文利用三个独立的数据就是如此。在论证过程中,作者首先证明生肖属龙的孩子教育结果确实更为出色,然后通过排查各种可能渠道,发现可能的影响机制是父母对他们有更高的期待进而投入更多的资源,剥丝抽茧层层推进,通过简单的回归模型得到了比较让人信服的结论,这也说明有时候论文可能不是取决于用了多复杂的模型,而在于分析过程能否让读者信服。
 
Abstract
 
In Chinese culture those who are born in the year of the Dragon under the zodiac calendar are believed to be destined for good fortune and greatness, and parents prefer their kids to be born in a Dragon year. Using province level panel data we show that the number of marriages goes up during the two years preceding a Dragon year and that births jump up in a Dragon year. Using three recently collected micro data sets from China we show that those born in a Dragon year are more likely to have a college education, and that they obtain higher scores at the university entrance exam. Similarly, Chines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have higher test scores if they are born in a Dragon year. We show that these results are not because of family background, student cognitive ability, self-esteem or students’ expectations about their future. We find, however, that the “Dragon” effect on test scores is eliminated when we account for parents’ expectations about their children’s educational and professional success. We find that parents of Dragon children have higher expectations for their children in comparison to other parents, and that they invest more heavily in their children in terms of time and money. Even though neither the Dragon children nor their families are inherently different from other children and families, the belief in the prophecy of success and the ensuing investment become self-fulfi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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