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海报
文献来源：Familiar strangers: The role of diaspora networks in foreign investment and long-run developmen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62, 104293.
2026年4月，一部名为《给阿嬷的情书》的电影悄然上映，讲述了一位华裔青年回到祖籍地寻根的故事。在电影的开头，片中的华裔青年凭借一本泛黄的族谱，找到了素未谋面的亲人。而连接他们的，仅仅是一个共同的姓氏。
但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亲情的故事。在经济学家的眼中，这本族谱背后蕴含着一个更宏大的问题：由姓氏、宗族和祖籍地维系起来的海外华人网络，能否影响资本流向，并最终改变故乡的产业发展轨迹？
近日，由暨南大学管理学院的陈方豪助理教授、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熊瑞驰助理教授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张晓波教授合作撰写的论文“Familiar Strangers: The Role of Diaspora Networks in Foreign Investment and Long-run Development”（熟悉的陌生人：侨民网络在外商投资与长期发展中的作用）在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在线发表，讲述了与这部电影遥相呼应的故事。三位作者利用中国工商注册行政数据，系统研究了那些“熟悉的陌生人”（海外华人华侨）如何凭借一脉相承的姓氏，在改革开放初期顶着制度的不确定性率先投资中国，并在此后数十年间持续释放“乘数效应”，撬动了数倍于自身的非侨民外资涌入，从而塑造了地方长期的产业发展。
这项研究也表明，在制度尚未完善的阶段，宗族网络充当了正式市场制度的替代品，使侨民企业能够驾驭制度的不确定性，进而促进外资进入中国。而一旦制度成熟，这种纽带在企业选址中的作用也会逐渐减弱。如果说电影讲的是情感意义上的寻根，那么这篇论文讲的则是经济意义上的寻根：祖籍、姓氏和宗族网络如何在制度不完善的年代帮助资本找到进入中国的第一条路径。
01
引言
侨民网络长期被认为能够降低跨国交易中的信息摩擦和信任成本。既有研究对侨民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已有丰富讨论，但关于侨民如何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市场形成早期如何影响投资进入、产业集聚和长期发展，仍缺乏系统的微观证据。这项研究以中国改革开放早期为研究场景，考察海外华人网络是否帮助外资进入制度尚不完善的地区，以及这种“先行进入”是否会对地方经济产生持久的影响。
02
历史背景
2.1 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逐步铺开
1979年，中国通过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正式向外商投资敞开大门。然而，中国并没有一夜之间全面开放，而是采取了一种渐进式的策略：从1980年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开始，到1984年开放14个沿海城市，再到1988年海南建省办特区……开放政策是在各城市交错推行的（见图1）。
2.2 华人社群与祖籍地的宗族联系
与今天外资遍布全国的情形不同，改革开放早期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中，相当大比例由海外华人担任法定代表人。论文据此将这类企业定义为“侨民企业”，强调海外华人在外资进入中国市场过程中发挥的桥梁和网络作用。数据显示，1984年至1994年间，侨民企业占到了所有外资进入企业的90%以上。这些侨民企业往往集中在与其法定代表人祖籍地有历史联系的沿海地区。
这种祖籍地联系之所以能够跨越国界和代际延续，与海外华人社群中的宗族文化密切相关。第一代移民由于仍有家庭成员留在故乡，往往对祖籍地保持较强情感联系，也会为后代维系与家乡的联系提供条件。即使后代逐渐失去直接的社会联系，姓氏、族谱、宗亲会和商业网络仍可能维持他们与祖籍地之间的纽带。与此同时，许多中国出生的父母会通过带子女回乡、讲述家族历史等方式培养后代的身份认同；第二代或第三代侨民也可能继承父母留下的商业网络，即使他们个人的华人身份认同已经发生变化。
那么，为什么侨民企业会选择特定的城市？这种选择又带来了怎样的长期后果？
03
数据与识别策略
3.1 数据来源
要回答这个问题，最大的挑战在于：我们通常无法直接观察到侨民企业法定代表人的祖籍地信息。而作者利用了中国姓氏的地理分布特征来克服这一难题。
中国有一个独特的宗族文化：同姓之人往往聚族而居，姓氏的分布在空间上高度集中。图2基于2005年中国人口调查数据，从三个不同的样本：移民密集省份（包括广东、福建、浙江）、其他省份和1980年至2014年注册的所有侨民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对中国20个人口最多的姓氏的地理分布进行了可视化。从图中可以看出，侨民企业法定代表人姓氏分布与移民密集省份人口姓氏分布较为相似，但与其他省份法定代表人姓氏分布差异较大。例如，“陈”（‘‘Chen’’, ‘‘Chan’’, ‘‘Tan’’）是海外华人法定代表人中最常见的姓氏，也是移民密集省份中最常见的姓氏。然而，在中国人口总数中仅排第五位。这种简单的比较表明，姓氏的地理分布可以用来揭示华侨华人与祖籍地之间的联系，即宗族联系。例如，陈姓的人可能集中在福建某几个县，林姓的人可能扎堆在广东某几个村。这种姓氏与地域间的对应关系不是偶然的，而是数百年甚至上千年人口迁徙、繁衍、聚居的结果。
作者利用2005年中国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构建了每个姓氏在每个地级市的“集中度”，即一个姓氏的人口在某个地级市的比例。这个比例可以被直观地理解为一个拥有该姓氏的海外华人，其祖籍在某个地级市的概率。
举个例子，如果你的姓氏是“陈”，而“陈”姓人口在福建泉州的比例特别高，那么一个海外的陈姓投资者，其祖籍是泉州的概率就相对较大。通过“姓氏—地级市”的连接强度，作者定义了宗族联系强度。
3.2 识别策略
有了宗族连接度的度量，由于政策是交错展开的，作者采用Staggered DID来识别宗族关系对侨民企业进入的影响。处理组为那些在某个年份被授予“开放政策”的地级市中的、宗族连接度较高的“姓氏—地级市”配对；对照组为同一地级市中宗族连接度较低的配对，以及尚未开放的地级市中的配对。通过比较开放政策实施前后、不同宗族连接强度的姓氏—地级市配对之间的变化，作者尽可能排除了地级市固定差异、年份冲击和一系列潜在混杂因素，从而识别宗族网络对侨民企业进入的影响。
作者还进行了一系列严谨的稳健性检验，包括：使用不同历史时期（1945年前、1960年前）的姓氏分布数据来构建宗族连接度，以排除近几十年国内人口迁移的干扰；采用De Chaisemartin和D'Haultfoeuille（2020）提出的动态DID方法，以缓解交错DID中处理效应异质性和负权重可能带来的偏误；以及排除来自香港、澳门、台湾和“避税天堂”的所谓“往返投资”（round-tripping FDI）企业等。
04
实证结果
4.1 基准回归：宗族连接显著推动了侨民企业进入
表3回归结果表明，对于宗族连接度接近于零的“姓氏—地级市”配对，开放政策本身并未带来明显的侨民企业进入效应；但对于宗族连接度高的配对，开放政策带来了显著的正向效应。具体而言，在第4列中，在实施了开放政策的地级市中，宗族连接度每增加一个标准差（0.008），会导致侨民企业进入数量增加约0.029家，相对于样本均值（0.06）而言，这相当于50%的增长。由于回归是在“姓氏—地级市—年份”这一非常细的层面上进行的，因此看似很小的系数，换算到总体外资进入规模上，具有明显的经济意义。
4.2 宗族网络是制度的替代品
如果侨民网络仅仅是在制度完善之前的替代品，那么在制度变得完善之后，这种效应应该会减弱甚至消失。作者进一步利用中国加入WTO这一制度环境变化，检验宗族网络是否主要在正式制度不完善时发挥作用。
表5结果显示，在WTO入世之后，宗族联系对侨民企业进入的影响不再显著。这说明，随着正式制度和外资准入规则逐步完善，企业选址对宗族网络这类非正式关系的依赖显著下降。
4.3 侨民企业的乘数效应
在长期效应的估计中，作者利用宗族联系驱动的侨民企业进入作为工具变量，估计了早期侨民企业对后续非侨民外资的乘数效应。
表7结果发现，1996年每增加一家侨民企业，到2014年会额外吸引约2.815家非侨民外资企业进入，并显著提高后续非侨民外资的注册资本规模。按照样本均值和标准差计算，一个地级市如果在1996年多一个标准差的侨民企业，到2014年会多出约1098家非侨民外资企业，相当于该地级市2014年非侨民外资企业平均存量的1.4倍。这清楚地表明了最初的侨民企业对随后进入的非侨民外国企业产生了实质性经济影响。
除了估计侨民企业的长期乘数效应，作者还探讨了早期侨民企业吸引非侨民外资企业后续进入的机制：早期侨民企业扮演了拓荒者的角色，它们率先进入新的行业、新的地级市，促进了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工业园区的发展，改善了当地的基础设施和商业环境。当这些基础设施到位后，后来的非侨民外资企业便能够直接进入，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观察到的早期侨民投资的挤入效应，而不是挤出效应。
05
启示与思考
5.1 启示
论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第一，利用覆盖中国外资企业进入全过程的行政数据，提供了侨民网络引导FDI区位选择的系统证据。
第二，基于中国姓氏地理分布构造宗族联系指标，为研究海外华人祖籍网络提供了新的可量化方法。
第三，揭示了非正式网络与正式制度之间的动态关系：在市场制度薄弱的早期，侨民网络可以作为制度替代机制帮助外资进入；但随着制度完善，其作用会逐渐减弱。对其他希望吸引外资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经验表明，在人力资本和制度建设需要长期积累的情况下，利用侨民网络引入先行外资，可能是一条务实的早期发展路径。
5.2 思考
在制度经济学和侨民经济学文献中，关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互动关系已有大量研究。那这篇论文在这两支文献上的定位是什么呢？
North（1990）的制度变迁理论认为非正式制度（文化、习俗、信任）和正式制度（法律、产权）共同塑造了经济激励。在此基础上，Greif（1993）通过对中世纪马格里布商人的历史分析，证明了在正式制度缺位时，基于声誉和关系的非正式制度可以充当“替代品”。然而，Greif也提出了一直困扰发展经济学界的“路径依赖”之忧：对非正式制度的过度依赖，是否会阻碍向正式制度的转型？马格里布商人正是因为过度依赖个人化的声誉机制，最终未能建立起像热那亚商人那样的去人格化交易，导致长期经济衰落。
这篇论文可以被理解为对Greif“路径依赖之忧”做出了回应。熟人关系并不一定会把市场锁在“小圈子交易”里。中国改革开放早期，正式制度还不完善，海外华人凭借姓氏、宗族和祖籍地联系，率先把外资带回故乡。它们像第一批探路者，用熟人网络降低了信息不对称和制度风险。等到市场规则逐渐成熟、更多外资看到机会之后，投资就不再只依赖宗族关系，而是扩散到更广泛的企业和地区。
在电影中，寻根的终点是情感的归属。而在这篇论文中，寻根的终点类似于乘数效应：侨民企业不仅带来了资本，更带来了信心、经验和网络，为后续更多的外资铺平了道路。
但两则故事在内核上是相通的：无论是电影中的亲情，还是经济学中的侨民网络，它们都指向了一个更本质的东西——信任。在制度尚未完善的时代，正是这种基于宗族、地缘、姓氏的信任，支撑起了早期中国外资的第一波浪潮。而当制度逐渐成熟之后，这种基于宗族和地缘的信任，开始让位于更普遍的市场规则。正如论文所显示的，在WTO入世之后，侨民企业进入中国市场不再那么依赖宗族网络所提供的特殊信任机制。
或许这就是发展的辩证法，有些力量，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不可或缺；而当它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后，又会悄然退场，把舞台交给更完善的制度。
推文作者：陈婧茹
Abstract
This paper shows that diaspora networks played a pivotal role in directing early foreign investment to Chinese locations with weaker institutions and in catalyzing long-ru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Using an administrative dataset of all foreign firms in China, we document that the post-1979 surge in foreign entry was led by diaspora firms whose legal representatives were overseas Chinese; large non-diaspora inflows arrived mainly in the late 1990s. Leveraging the staggered rolling-out of opening-up policies across prefectures during 1981-96 and employing the variation in the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surnames as an identification strategy, we find that diaspora firms preferentially entered prefectures likely to be their legal representatives’ ancestral origins. This pattern is stronger in contract-intensive industries and disappears around China’s WTO accession. Early diaspora entry had sizable long-run multiplier effects, attracting later non-diaspora FDI and fostering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clusters and p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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