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来源：ChatGPT

原文信息：Jensen, Mathias Fjællegaard, and Ning Zhang. 2026. "Effects of Parental Death on Labor Market Outcom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16 (5): 181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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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哀顺变”是人们面对丧亲者时最常说的一句话。它表达善意，也暗含一种期待：悲伤终会过去，生活终会恢复原样。

        这篇论文用严谨的微观证据说明，劳动市场中的个人并不是孤立的劳动者。一个人的就业和收入背后，往往站着一个家庭支持系统。父母对子女的影响，并不会在子女成年后消失。他们可能提供情感支持，帮助照看孩子，协助家庭运转，也在日常生活中提供稳定感。当父母突然离世，这些支持也会随之减少。因此，父母离世并不只是一次心理上的告别。它可能改变成年子女的健康状态、育儿安排、照护责任和收入轨迹。

        “节哀顺变”是一句安慰，但现实中的“顺变”往往需要时间、资源和制度支持。悲伤不应被简单地视为个人必须独自承受的事情。它也可能是一种需要被看见、被理解、被支持的社会风险。

        研究父母去世的经济后果并不容易。

        一个主要困难是预期效应。如果父母在去世前长期患病，成年子女可能早已减少工作、增加照护、调整居住地或改变家庭安排。此时，收入下降可能并不是父母去世本身造成的，而是长期患病过程已经带来的结果。

        另一个困难是反向因果。子女的经济状况恶化，可能会影响整个家庭的资源和父母健康。这样一来，父母死亡和子女收入变化之间的关系就不一定能被解释为单向因果影响。

        文章使用的是丹麦全人口行政登记数据，覆盖时间为1980-2019年。

研究样本限定为：在1985-2014年间，25-50岁成年人经历的第一次父母突然去世。

        25-50岁成年人：年龄段是劳动市场参与最活跃的阶段，因此适合研究收入和就业变化。

        第一次父母去世：第一次父母去世时，另一方父母通常仍在世。在丹麦制度下，遗产往往由健在配偶继续持有，因此第一次父母去世不太可能立即触发大规模遗产转移。这样可以减少遗产渠道的干扰。

        突然去世：文章关注心脏病、脑血管疾病、急性呼吸感染、交通事故和其他外部事故等突然死亡。这样可以尽量避免父母长期患病带来的预期效应

        父母去世后，成年子女的就业和收入都会下降，且这种下降具有持续性。在父母去世后的五年窗口内，男性就业率平均下降约0.4个百分点，女性下降约0.7个百分点。收入方面，男性平均下降约1.5%，女性平均下降约2.0%。从动态结果看，影响会随着时间逐渐显现。到父母去世后的第五年，男性收入下降约2%，女性收入下降约3%。这意味着，父母离世的劳动市场影响并不是葬礼前后短期请假造成的暂时波动，而是会在数年内持续反映在收入轨迹中。

        文章还进一步区分父亲去世和母亲去世的影响。结果显示，母亲去世对子女收入的负面影响大于父亲去世。同时，无论失去父亲还是母亲，女性受到的收入冲击都大于男性。以母亲去世为例，女性收入下降约2.7%，男性下降约2.0%。这说明，父母离世并不是一个性别中性的家庭冲击。家庭支持、情感连接和照护责任的分布方式，使女性在遭遇丧亲时承担了更大的经济后果。

        那么，父母去世为什么会影响成年子女的就业和收入？文章重点讨论了三个机制：心理健康、非正式托育支持、健在父母照护。其中，心理健康和托育支持是最核心的两条渠道。

        作者没有简单地把心理健康变量加入收入回归。原因在于，心理健康本身也是父母去世造成的结果，如果直接控制它，可能会形成“坏控制”问题。文章转而观察收入下降起点和心理健康治疗开始时间是否同步。结果显示，二者确实存在明显共现。

        父母去世后，成年子女使用心理健康服务的频率明显上升。女性在母亲去世后，每年心理咨询次数增加约0.10次；父亲去世后增加约0.06次。男性也出现类似变化，只是绝对水平较低。

        精神健康相关药物处方也显著增加。母亲去世后，女性使用精神健康相关药物的概率上升约1.5个百分点，男性上升约1个百分点。阿片类止痛药处方同样有所增加，说明丧亲冲击可能并不只是短期情绪低落，也可能伴随更广泛的身心压力。

        第二个机制，也是解释性别差异最关键的机制，是家庭支持的中断。

        文章将样本区分为是否有0-5岁幼儿。结果发现，没有幼儿的男性和女性，在父母去世后收入下降幅度相对接近；但对于有幼儿的女性，父母去世后的收入下降接近4%。相比之下，有幼儿男性受到的影响明显较小。

       这一结果说明，父母离世不仅意味着情感支持减少，也意味着家庭照护资源减少。当祖辈照护突然缺位，家庭需要重新分配育儿责任，而女性更可能承担这种调整成本。她们可能减少工作时间、降低劳动供给，或者在工作安排上做出更多让步。

        第一次父母去世后，另一方父母成为丧偶老人。成年子女是否会因为照顾健在父母而减少工作？文章利用健在父母的健康状况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如果健在父母健康较差，成年子女收入下降更明显，女性受到的影响尤其突出。这说明，老人照护责任确实可能影响成年子女的劳动市场表现。

        不过，作者认为这一机制并不是总体结果的主要来源。原因在于，丹麦拥有相对完善的公共医疗和养老服务，而且样本中大多数健在父母在父母去世后的五年内并未出现严重健康问题。因此，照护健在父母是一条真实存在的渠道，但其解释力弱于心理健康和非正式托育机制。

        为了确认主要结论不是由其他因素驱动，文章还进行了多项补充分析。

        遗产渠道不能解释主要结果。由于文章研究的是第一次父母去世，成年子女通常不会立即获得大规模遗产。作者进一步利用父母财富进行异质性检验，也没有发现遗产能够解释收入下降。

        婚育变化不能解释收入损失。父母去世后，成年子女生育率和同居概率略有下降。但从经济逻辑上看，生育减少通常更可能提高劳动供给，而不是降低收入。因此，这一机制无法解释文章发现的收入下降。

        工作偏好变化不是主要原因。父母去世后，个体并没有显著增加换职业、换公司或换部门的概率。这说明收入下降并不是因为人们普遍转向更喜欢但收入更低的工作。

        结果对替代控制组设定依然稳健。作者使用未来将经历父母去世的人作为控制组，得到的估计结果与主分析相近。

        这篇论文的意义，并不只是告诉我们“父母去世会降低成年子女收入”。更重要的是，它示范了如何把一个看似私人化、情绪化、难以量化的人生事件，转化为一个可以被严谨识别的经济学问题。

        在政策启示方面，它也提醒我们需要重新理解丧亲。父母去世当然是私人事件，但它并不只产生私人后果。当丧亲影响心理健康、托育安排和劳动收入时，它也就成为公共政策应当关注的问题。如此普遍的事件，哪怕只对收入产生几个百分点的影响，也可能在总体经济层面累积成不小的损失。

        悲伤并不总会自然退去，它也可能进入家庭分工、医疗系统和劳动市场，成为一种需要被看见的社会风险。

推文作者：

田佳乐，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劳动经济学、健康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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