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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和性别分工

推文人 | 焦阳 

原文信息: Hicks, Daniel L., Estefania Santacreu-Vasut, and Amir Shoham. “Does mother tongue make for women’s work? Linguistics, household labor, and gender identity.”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110 (2015): 19-44

随着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语用学等学科研究的不断发展, 语言学家研究的焦点开始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 性别语言遂成为语言学家们探讨的新话题。

首先, 性别语言的表现: 第一, 用词方面, 许多学者发现女性更喜欢使用一些夸张性的、强调性词语: perfectly, extremely, terrific。此外, 女性喜欢使用委婉语, 话语中“模棱两可”的词语较多, 在语言使用方面比男性保守。 第二, 男女交谈方式也存在很大区别。女性在请求别人时言语比较间接、婉转; 而男性更多地使用祈使句和命令句, 言语较直接。第三, 话题差异: 传统意义上社会属于男人, 女人属于家庭。男人关心事业, 女人关心家庭和孩子。不同的天地, 不同的话题。男人在一起多谈论政治、体育等; 女人相聚时议论的话题常围绕感情、婚姻和家庭。

语言的差异不仅是语言学研究的问题, 而且近年来更是经济学、财政学、社会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篇文章就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语言中性别使用差异对于家庭分工的影响, 为了排除各国政治在体制、立法以及市场规模的差异, 以及为了更好地体现各国在性别观念上的差异,本文将研究的重点限定在移居到美国的第一代移民。

本文的研究重点有两个, 第一测试家庭分工是否是移民所使用的语言背景的函数, 第二研究性别认同的形成以及在认同观念形成后是否会随着居住地点的改变而改变。

作者发现, 语言中所包含的性别属性对男女日常生活的时间分配有很大的影响。使用性别标记语言的男性比没有使用性别标记语言的男性要少做家务活动 (包括煮饭, 打扫卫生, 照顾老人等), 而女性则要花更多的时间在家庭理财, 日常消费以及汽车维修等活动。其次, 通过比较9岁前后移民美国的移民, 作者发现, 性别观念是在少年时期就已经形成。使用性别标记的语言只对9岁后的移民在家务活动分工的影响显著, 同时作者发现, 性别观念一旦形成,不会随着其移居到其他国家的时间的长短而改变。

这篇文章的数据来源主要有两个, 2003至2012年的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 (CPS) 以及American Time Use Survey (ATUS)。 CPS大家都比较熟悉了, ATUS则是从2003年开始美国劳工部针对抽样家庭是如何分配一天的时间而进行的问卷调查。由于ATUS的调查人群来自CPS,所以,可以通过每一户调查家庭的ID将两个数据库匹配起来。通过匹配,作者得到了19,548个现居住在美国的第一代移民, 样本中一半以上的调查对象为女性,平均年龄44岁, 48%的调查对象拥有高中以上的学历, 一般家庭规模为3.59人, 平均每个家庭有1.09个孩子。

下表分性别统计了个人在时间分配上的不同,平均来说,女性比男性花在家务劳动上的时间要多90分钟。此外,她们比男性在消闲娱乐和工作的时间分别要少42和97分钟。从具体家务劳动的时间分配上,性别差异也非常显著, 女性主要把时间花在洗衣做饭、打扫卫生等,而男性主要花费时间在修剪草坪,维修等工作。

直接的数据统计描述显示在家庭时间分配上的性别差异很明显。接下来问题来了, 作者要如何测试语言的性别差异是如何对时间分配产生影响的呢?一些社会语言学家认为语言差异是男女在社会中地位不平等造成的, 性别语言的形成有以下几方面因素:  (1) 社会分工: 传统的社会分工导致男性在社会和家庭中的经济地位越来越高, 不同的社会分工和地位必然要反映到语言中来。在英语中, breadwinner (养家糊口的人, 当家人) 主要指男性, 而housewife (家庭妇女) 是专门操持家务、养育孩子的女性。 (二) 社会偏见: 由于男女的社会分工和文化角色的差异在人们心目中形成了一种固定的,例如男主外, 女主内的模式。所以, 男性使用新奇的、甚至是粗鲁的词语似乎能表现男性对社会固有标准的独立和挑战精神, 从谈吐中体现男性的男子汉气概。而一个女性如果也使用与男性相同的词语, 就被人们认为是不文雅。由于社会偏见的存在, 即使男女从事相同的职业, 人们也往往用不同的词汇或句法结构来描述她们。如, a businessman is aggressive (一个男性商人精明强干、进取心强); a businesswoman is pushy (一个女性商人争强好胜、好出风头) 。(三) 社会权势支配: 在现实社会生活中, 一般来说, 男性处于强势 (powerful) 、支配的地位, 语言以男性为规范, 把男性的语言作为标准和主体, 而女性则处于弱势 (powerless) 、受支配的地位, 女性语言只是一种附属或变体。例如英语中的阴性名词大都由阳性名词加词尾而来, 如actor (男演员) 和actress (女演员), hero (男英雄) 和heroine (女英雄), waiter (男招待) 和waitress(女招待) 等等。

参考世界语言结构图集, 作者通过以下四个方面给样本里所使用的语言的性别属性打分:(1) 性别基础(sex based-SB), 主要是指生物性别, 比如日语的性别区分有生命和无生命, 丹麦语区分人和非人类。作者将区分生物性别属性的语言标记为1,其他为0. (2) 语言中有关性别分类数量的词 (number of genders-NG), 比如尼日利亚福拉有20种与性别有关的词,英语和德语把“neuter”归为第三类性别, 西班牙语和法语只有两种性别分类的词 (feminine and masculine) 。作者把只有两种性别分类的语言赋值为1,其他为0。(3) 性别指定 (gender assignment-GA), 有的语言会针对情境给不同的性别在名词的使用上设置不同的语言规则, 作者将有特定性别使用规则的语言设置为1, 其他为0。(4) 与性别有关的代词 (gendered pronounce-GP), 比如英语中的第三人称代词为he/she/it。作者把语言中区分性别的人称代词赋值为1,其他赋值为0。这四个指标从不同地方面反映了不同的性别在语法和特定量词、名词的使用时候的区别。作者也把四个指标加总构建了一个语言的性别强度指数(Gender Intensity Index), 比如, 德语的性别强度指数为2, 其性别基础和性别指定分别为1。针对CPS和ATUS的数据没有记录每一个受访者所使用的语言的这个缺陷, 作者把其移居美国前的移入国大多数人口所使用的语言作为受访者所使用的语言, 并用以计算语言的性别指数。

本文主要的估计结果如下表所显示: 这里主要报告了使用性别指定(GA)作为语言性别属性(GM)的指标, 当作者替换之前所提到的语言的性别分类的其他标准代表语言性别属性, 得到的结果都很类似。如下表所示, 所使用的语言里有显著性别属性的男性比语言里没有性别属性的男性每天要少做24分钟的家务劳动。 但是同时, 同种有性别属性的语言的男性和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发现,女性每日平均比男性花在家务劳动的时间要多100分钟!

之后作者进行了一系列的稳定性检验, 考虑到样本并没有具体区分个人日常所使用的语言可能会导致的误差,作者使用美国社区调查(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复制了上表的测试, 得到类似的结果。第二, 虑到移民的人口结构构成, 作者指出, 来自与美国接壤的墨西哥移民数量很多, 而墨西哥、波多黎各等国所使用的西班牙语则带有有较强地性别属性, 这可能会对模型的结果产生一定影响, 作者对排除墨西哥、波多黎各等临近国家移民的子样本进行回归,结果与表4并未相差太大。此外 ,  作者进一步对是否有配偶,  以及双职工家庭进行了分子样本回归,回归结果如下图Panel A 所示。最后,作者控制了移入国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和移入国的GDP等变量,回归结果显示在表七Panel B。不难发现,作者之前得到的结果依旧稳健,使用的语言中性别属性显著的女性比语言不显著的女性要多花时间从事家务劳动,同时,同种语言的男女花在家务的时间差,性别属性明显的语言要高于无明显性别属性的语言。

如果个人对于性别分工的观念是在来到美国之前形成的,那么比较不同的移民年龄对于确定性别认定观念的形成很有帮助。作者通过对个体特征相似但是语言背景和移民的年龄不同使用双重差分法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

问题来了,如何选择较为准确的关键年龄(critical age)作为样本区分点呢? 之前的研究显示,9岁对于个体的语言能力是一个很关键的时间点,9岁之前的移民在使用移入国本国的语言更为流利。这里作者沿用了9岁作为区分性别观念形成的时间点,比较9岁前后移入美国的移民的语言背景差异对其后来在家务劳动的时间分配的影响,得到的结果如下图所示。结果符合作者的预期,性别分工的观念对9岁以后的移民更为显著。

作者还比较了9岁(critical age)前后移入美国的,使用有无明显性别特征的语言男性和女性每天在家务劳动所花的时间。结果显示,相比其他女性,9岁以后使用的语言有明显性别特征的女性移民在家务上花的时间要多出20分钟;而对于其他男性,9岁以后使用的语言有明显性别特征的男性移民在家务上花的时间要少25分钟。

语言性别语言的研究也不是孤立的, 它和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历史学、文化学、宗教学、地理学、民俗学都有密切的关系, 并受制于语言使用者的家庭和文化背景, 教育水平等。 

这篇文章通过分析语言的性别属性, 进而分析文化的性别观念对于男女在家庭分工的影响,尤其在识别策略上, 通过比较移居到某一国第一代移民, 可以更好的排除其他社会制度, 宗教观念等的影响, 唯一比较遗憾的是, 本文并没有详细地解释是什么决定了语言的性别属性, 以及语言的性别属性和文化的性别区分是如何互相影响的。语言是文化的印记, 是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载体。

文章的最后, 我为大家准备了几篇相关的文章, 有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自行下载阅读:

[1] Falck, O., Heblich, S., Lameli, A., & Südekum, J. (2010). Dialects, Cultural Identity, and Economic exchange.

[2] Gay, V., Hicks, D. L., Santacreu-Vasut, E., & Shoham, A. (2017). Decomposing culture: An analysis of gender, language, and labor supply in the household. Review of Economics of the Household, 1-31.

[3] Lupyan, G. & Dale, R. (2010). Language Structure is Partly Determined by Social Structure. PloS one 5(1): e8559.

[4] van der Velde, L., Tyrowicz, J., & Siwinska, J. (2015). Language and (the estimates of) the Gender Wage Gap. Economics Letters, 136, 165-170.

原文摘要:

This paper studies the formation and persistence of gender identity in a sample of U.S. immigrants. We show that gender roles are acquired early in life, and once established, persist regardless of how long an individual has lived in the U.S. We use a novel approach relying on linguistic variation and document that households with individuals whose native language emphasizes gender in its grammatical structure are significantly more likely to allocate household tasks on the basis of sex and to do so more intensively. We present evidence of two mechanisms for our observed associations – that languages serve as cultural markers for origin country norms or that features of language directly influence cognition and behavior. Our findings do not appear to be driven by plausible alternatives such as selection in migration and marriage markets, as gender norms of behavior are evident even in the behavior of single person househo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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