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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上海车牌拍卖的福利分析

推文人 | 慧航
 
原文信息:Better lucky than rich? Welfare analysis of automobile license alocations in Beijing and Shanghai, Shanjun Li, forthcoming in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我们知道,在分配公共资源方面,诸如拍卖之类的市场方法以及抽签之类的非市场方法都被广泛使用。在这其中,北京和上海的车牌分配机制分别采用了这两种方法,非常典型。
 
上海,作为中国最早对外开放并建立市场机制的地区之一,在车牌的分配上采用了拍卖的机制。拍卖机制的好处是,可以将稀缺的公共资源分配给那些最需要它的人,也就是支付意愿(willingness to pay, WTP)最高的那些消费者,因而一般认为是最优效率的分配稀缺资源的方式。
 
而北京与之相反,则使用了抽签的方式。抽签的好处是尽可能的保证了公共资源分配的公平性,但是在分配效率方面传统上认为并不能达到最有效的分配。
 
然而,如果我们考虑这项公共资源是有正的外部性的,而且这种外部性是随着支付意愿而递增的话,那么抽签的方式反而可能会更加有效。
 
比如,在车牌拍卖方面,我们知道更多的汽车会导致更多的污染以及更拥堵的交通,而一般而言,那些支付意愿更强的消费者,也会更多的驾驶汽车、买更高排量的汽车。因而,如果使用拍卖进行分配,那么得到车牌的是那些支付意愿更强的人,因而可能会有更多的汽车使用,导致更严重的污染和交通拥堵情况。而如果使用抽签机制,那么不管支付意愿高低,都有同等的概率获得车牌,因而那些支付意愿低、很少用车的消费者因为运气获得了车牌,可能可以减少汽车的使用,从而减少污染和拥堵。
 
因而,如果考虑外部性的话,拍卖机制和抽签机制各有千秋,如果没有定量的证据支撑,很难说孰优孰劣。Shanjun Li单独在RES上forthcoming的文章认真的讨论了这一问题。
 
 
以上关于支付意愿和外部性成本的讨论可以总结为上图。其中第一张图代表外部性成本不随着支付意愿的增加而增加,Q_(Q下带着一横线)代表配额,那么图中绿色面积代表由于配额导致的无谓损失(DWL);在抽签体制下,面积ABQ_O是潜在可能的消费者剩余的最大值,但是由于均匀分配,因而只能实现OQ_/OQ_1,或者AOQ_的面积,因而ABQ_就是由于抽签而带来的无谓损失。
 
而在第二幅图中,EC曲线代表外部性的成本,潜在的外部性成本是EDFG,同样由于抽签机制,外部性成本只实现了EFG,因而EDF就是节约的外部性成本。可以想象,随着EC曲线和需求Q曲线的不同形态,无谓损失和节约的外部性成本的大小是难以确定的,因而很难说抽签机制一定比拍卖要差。
 
接下来,作者使用了BLP的框架,并借鉴了DID的思路对消费者的需求进行了估计。作者选取了四座城市:北京、上海、天津、南京,其中天津和南京与北京上海地理位置靠近,但是没有对牌照进行限制,因而可以为识别北京、上海的反事实提供识别的来源。
 
北京于2010年12月份开始宣布车牌抽签,从2011年1月开始执行,2011-1013年每个月大概放出20000个牌照,2013年之后,每年放出大概150000个牌照。
 
而上海实际上从1986年就开始施行牌照的拍卖了,2008年到2012年间开始在线拍卖。在这个拍卖中,竞标者首先在第一个小时之内根据接受的最低出价进行报价,在接下来的半小时之内,可以有两次机会更新自己的报价,但是只能在现在能够接受的最低报价上下浮动300元。因此上海牌照拍卖的价格是相对比较平稳的。
 
作者使用BLP模型的思路对消费者的需求进行了估计,并构建了反事实,即如果没有车牌的限制,北京上海究竟会卖出多少汽车呢?下表给出了作者的答案,是非常惊人的,牌照基本上控制了一半的买车需求。比如北京2011年实际上卖出33万辆,而如果没有牌照限制,这个数字可能会陡然升至83万辆。
 
 
更重要的,作者进行了福利分析,其消费者剩余的情况如下图:
 
其中蓝色的曲线代表的是消费者的支付意愿。可以看到,如果按照两个城市给出的牌照配额,且如果两个城市都进行拍卖的话,那么实际上北京的拍卖价格甚至比上海要高2万块钱,尽管上海的收入平均比北京更高。上海具有更高的收入,但是其对汽车的支付意愿更低,作者认为,这可能反映了上海的公共交通比北京更好,因而抑制了上海的买车需求。
 
在考虑了外部性的情况下,作者做了更进一步的福利分析。根据作者的计算,如果北京实行拍卖,那么2012年的拍卖价格大概应该在75890元左右,而总的消费者剩余有375亿元,但是由于拍卖机制,只实现了11.5%的消费者剩余,意味着332亿元的消费者剩余变成了无谓损失。
 
如果考虑外部性(污染、拥堵、交通事故、二氧化碳排放等),根据作者的测算,拍卖牌照可以实现46亿元的净社会福利(总剩余减去外部性成本),而如果施行抽签,那么净社会福利大约为-256亿元,意味着损失了256亿元的社会福利。两者相比,拍卖机制比抽签高出整整300亿元的社会福利。
 
实际上,根据作者测算,如果北京使用拍卖机制,那么2012年北京政府会有大约197亿元的拍卖收入(与之相比现有的交通方面的投入为170亿元),如果像上海一样,将这些拍卖收入投入到公共交通(地铁、公交)中,那么交通情况可以得到更有效的治理。比如上海将拍卖收入投入到公共交通中,因而上海拥有比北京更长的地铁网络,因而上海对于车辆的需求(支付意愿)较低,这也减少了排放、拥堵等情况。
 
因而总结下来,北京的抽签政策是效率非常低的分配公共资源的方式,造成了大量的社会福利损失。不知道北京是否会学习上海的经验呢?
 
在这篇推文里面,我并没有具体介绍其使用的模型和识别策略,然而这篇文章使用BLP结合着DID的思路是非常有新意的,感兴趣的读者可以仔细阅读,相信一定会有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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