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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信息

 

Weizeng Sun, Yuming Fu & Siqi Zheng. 2017. "Local Public Service Provision and Spatial Inequality in Chinese Cities: The Role of Residential Income Sorting and Land-Use Conditions”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57(4): 547-567.

 

引言和背景

 

目前在中国的城市中，公共服务这一资源的空间分布十分不均衡，好的医院，学校和公共交通设施往往只出现在城市的特定区域内，而不同收入水平的人群对于公共服务的需求不同，这就很可能导致富人向优质公共服务的供给区域（比如学区房）集中。本文基于这一观察实证检验了两个假说。其一，不均等的本地公共服务提供会导致高收入人群流向优质公共服务的“覆盖区域”，从而可能加大城市内部的空间不平等问题。其二，某些土地利用条件会限制这种“收入选择”(Income Sorting) 的行为，从而可能缓解城市内部的空间不平等问题。

 

变量和数据

 

作者首先在Kremer & Maskin (1996)以及 Davidoff (2005)的基础上构建了衡量城市层面“收入选择”的指标，即不同居委会 (neighborhood) 之间的家庭总收入变化与城市家庭总收入变化之比。当变化以方差形式衡量时，可以证明这一比值相当与将收入变量对一组预测居住地的虚拟变量进行回归所得到的R2，可以称作“R2 sorting index”。作者使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7年城镇家庭调查数据 (UHS) 来计算这一指数，剔除关键变量存在缺失值的城市后，得到207个地级市的R2 sorting index。作者指出这一调查没有囊括不具有城市户口的农民工群体，所以得到的指标可能被低估。

 

公共服务提供方面，作者以每一万城市居民中的中小学教师数量来衡量公共教育供给；以每一万城市居民拥有的医生数和医院病床数来衡量公共健康供给；以人均道路面积和每一万城市居民拥有的公交车数量来衡量公共交通供给。并将这些变量整合为公共教育，公共健康，公共交通和总公共服务四项单一指标。为了消除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比如反向因果），作者在计算这些指标时使用了2002年而非2007年的数据。

 

土地利用条件方面，作者选用了可能通过住宅再开发影响收入选择的三个变量。其一是1998年国有企业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的占比，理由是早年间国企给职工免费分房，之后又将这些福利房以很便宜的价格卖给职工，这些国企房很少会以市场价进行出售，所以国企就业人数多的城市，收入选择现象就会相对较少。其二是城市建成区的面积增长（1998年比2004年），这一比例越低，说明城市这些年中扩张越多，公共服务的供给越不均等，同时高收入人群有更多空间可以通过住宅再开发将低收入人群“赶出”市中心。其三是城市中坡度小于15度的土地面积占比，这一地理特征在文献中被广泛应用于衡量住房供给弹性。

 

主要结果和讨论

 

作者首先将构建的R2 sorting index对公共教育，公共健康，公共交通和总公共服务四项单一指标以及有关的控制变量（收入差距，家庭年均收入，城市人口密度等）进行回归，发现总公共服务供给确实能够有效减少“收入选择”的程度。具体来看，公共教育和公共交通供给的增加都对因变量有符合预期的影响，而公共健康并没有体现出显著影响，作者解释这是由于医疗资源可达性的空间不均衡很大程度是由于交通状况引起的，所以在控制了公共交通供给后，这一变量就不应该再影响人们的选址决策了。作者进一步加入三项衡量土地利用条件的变量，也得到了基本符合预期的估计值，并且在加入这些变量后，前述的有关公共服务供给的系数依然稳健。根据估计结果，作者构建了两个能够反映（由土地利用条件导致的）城市间收入选择差异的变量，用于下一步的分析。

 

文章的第二块实证分析集中于分析公共服务供给，土地利用条件和由其导致的收入选择对人们支付意愿的影响。支付意愿的差异实际上直接造成了空间不平衡的存在，所以本身也可以作为空间不平等的一种衡量方式。作者依据“显示偏好理论”和经典的Roback 模型构建了人们对生活舒适程度（Amenity）的支付意愿指数（主要决定因素为房价和工资）。模型将支付意愿依据低、中、高三类收入水平不同的人群进行了区别，并控制了气温和降雨等影响生活舒适程度的变量，所用的估计方法为GMM。估计结果显示，总公共服务供给的系数随收入水平的提高而降低，这符合低收入人群最需要公共服务供给的预期。具体来看，公共教育和公共交通供给的系数都对因变量有符合预期的影响，即随收入水平的提高而降低，而公共健康一项的系数却体现出了相反的特征，即随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与第一步实证分析中的解释相同，作者认为在控制了公共交通供给后，这一变量实际上不再影响人们的选址决策。最后，通过将第一步中构建的两个反映城市间收入选择差异的变量与总公共服务供给交互，作者得到结论，收入选择确实使低收入人群获得公共服务变得相对困难，导致了空间不平等的扩大。这一研究的政策含义是显而易见的：城市地方政府应该加大对于公共物品的供给力度，覆盖更多的贫困人群，以促进城市中的机会均等。

 

原文摘要

 

Spatial inequality refers to unequal access to local public services between high- and low-income households in relation to their residential locations. We examine two hypotheses regarding the role of income sorting and land-use conditions in shaping spatial inequality in Chinese cities, where residents have little direct influence on local public service provision. First, in the presence of resource indivisibility, travel cost, and location-based rationing, scarcity of public-service resources in a city makes access to public services more uneven across neighborhoods, thus exacerbating income sorting and spatial inequality in the city. Second, the exacerbating effect of resource scarcity is mitigated by land-use conditions that limit income sorting. Estimates of willingness to pay by households of different income levels for public-service resources across cities corroborate both the exacerbating effect of resource scarcity and the mitigating effect of inclusive land-use condi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