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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能上清华北大的大宝,还要二胎吗?

 
推文人 | 夏周阳光照古今
 
原文信息
  
Title: Abolishing user fees, fertility choice, and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uthors: Takahiro Ito and Shinsuke Tanaka
Publicatio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8, Volume 130, pp. 33 - 44
 
这个故事有点旧。
 
这篇文章研究了一个规模较大的妇幼保健政策改革对黑人家庭儿童的质量和数量(QQ)的影响。1994南非在废除种族隔离后实行了改革,取消孕妇和6岁以下儿童保健服务费。该文章实证检验这一政策改革实施10年后对孩子教育成果和女性生育决定的影响。作者发现,1993年到2004年间,因为取消该类用户收费,使得家庭生育率下降和儿童受教育程度提高。在作者陈述中,该研究第一个贡献在于证明妇幼保健干预存在长期的影响,并为之提供了新的证据。他们克服了现有文献因内生性和不可观测因素带来的缺陷,利用南非种族隔离的显著历史特征结合政策时间变化来建立因果关系。在1994年以前的几十年里,南非在种族隔离制度下,南非黑人的政治代表性有限,选择居住地的能力也有限。白人控制卫生资源分配权,所以这些资源分配与黑人的需求无关,这也使得黑人社区卫生设施的初始可用性与社区的家庭特征之间没有多少联系。政策前的有无卫生资源地区间的平行趋势假设基本可以满足,同时政策也满足外生性假设。
 
该研究第二个贡献在于为评估QQ理论模型的预测提供了经验证据。历史人口从高生育率向低生育率的转变几乎与人力资本发展和经济增长同时发生,这些特征事实,催生了Becker的QQ模型理论。现有文献多为研究成人工资的提高,女性地位的提高,生育政策等环境因素来探讨生育率的下降,或是利用多胞胎等特殊状况导致孩子数量产生外生变化来进行数量到质量的因果实证检验。一般来说,生育率的下降可归因于养育孩子的边际机会成本提高,即孩子数量的价格。这篇文章明确了具体卫生政策也可是人口转变的触发因素。计划生育和避孕知识使得生育率的下降。孩子健康状况变好,降低了学习障碍,提高了教育成绩,变向降低了人力投资成本,这可以反过来促使父母更多地投资于人力资本并降低生育率。作者提出基本没有其他论文研究医疗保健政策对生育决策和对人力资本发展的影响。从孩子质量角度来探讨生育反应的实证研究也很少。
 
识别、模型和主要结果
 
该文章首先利用时间上的变化,保健服务费用取消是在1994年,作者使用1993年和2004年改革前后的观察数据;其次利用区域上的变化,具有卫生设施的地区和卫生设施缺乏的地区。前地区的黑人受该政策影响更大,他们无需长途跋涉到接受治疗或是等待公共诊所或医院、药房在本地区建设完工后才能享受服务。结合两个层面上的变化,作者采用简化形式方程的倍差分法(DD)来估计免费健康服务的影响。
上式中i代表个人,C代表社区,k表示出生队列,t代表时间。回归中控制变量包括:社区特征变量,如中小学数量、邮局、银行、正规市场等;到这些设施的距离;93年的(对数)人口;所有这些变量与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互项;地区的固定效应;出生年份固定效应。回归结果标准误都聚类到社区一级。第一个重要因变量是孩子质量。实际度量为7岁至14岁孩子的教育程度。在计算教育成就时,作者关注的是完成学年数,而不是学校的实际年数。第二个重要因变量是孩子数量,作者采用31岁至45岁的女性样本拥有的年龄在8岁以下的孩子数量。由于政策改革在1994,该变量可以捕捉到改革后生育决策的变化。
 
作者的主要实证结果支持QQ权衡模型理论,享受免费医疗服务带来的影响:教育程度的提高,和生育率的下降。主要结果如下表:
当然,作者做了很多稳健性检验 (如采用三重差分法,加入因出生年份队列不同受政策影响也不同的第三层变化)和证伪试验(如选择17-24岁的孩子样本进行检验。这些孩子在94年的时候已经超过6岁,不能获得免费卫生医疗服务)来排除教育改革或其他社会政策的混淆性影响,并且排除了父母收入、移民决策、死亡率下降等变化对估计结果的影响。作者的结论十分稳健。这对其他考虑取消妇幼保健用户费用的发展中国家有重要的政策启示,这表明了增加获得卫生服务机会不仅改善短期健康状况,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可改善孩子教育程度和降低生育率。降低生育率和提高教育水平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两个引擎,但它们之间因果关系性值得我们更进一步的学习。
 
凑数的结语
 
Becker在父母效用函数中放入孩子质量与数量选择,构造了一个一般的QQ理论模型。由其模推演可以很容易得出母亲教育程度的提高会有利于孩子质量的提高,同时会使孩子数量下降!目前很多数研究集中在从数量到质量提升。例如,降低避孕成本与孩子数量边际成本的增加有关,会反过来降低孩子数量,从而使得均衡条件改变,孩子质量的边际成本下降,从而提高孩子质量;以财政补助鼓励生育的政策也会减少孩子数量边际成本,增加孩子数量,从而增加边际质量成本最终将导致儿童质量下降。现有的文献多数利用孩子数量的外生变化,如由于多胞胎出生,直接影响到数量,而不涉及儿童数量边际成本变化,从而导致质量边际成本的增加,从而导致质量下降。当然,孩子的质量也会影响数量。本文提及改善健康状况有望改善教育成果,相对降低对孩子素质的投资障碍(健康状况差是学习的主要障碍),可有效地降低了质量投资价格,这会促进质量投资提高。从而,高孩子质量投资与高的数量边际成本有关,因此生育率会下降。那么二胎时代,如高教育投资下,孩子质量显著,是不是该类家庭二胎生育决策会受到怎么样的影响? 提供更好的公共教育产品,降低私人教育投资成本,是否能提高生育率?
 
原文摘要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effect of abolishing user fees from the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MCH) services on child quantity and quality in South Africa in the post-apartheid era. Exploiting exogenous variation in exposure to the policy effect, we find that the policy resulted in lower fertility in households and greater educational attainment of children a decade later. The absence of the effects among children not subject to the policy eliminates channels through heterogeneous preexisting trends or unobserved concurrent changes. The important policy implications are (i) the theoretical predictions of the child quantity-quality tradeoff model characterize reproductive behavior among parent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ii) MCH policy serves as a motivating force underlying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human capit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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