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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国家的公民抗议与机构信任

 
推文人 | 吴进进
 
原文信息
 
Sangnier, M., & Zylberberg, Y. (2017). Protests and trust in the state: Evidence From African countrie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ume 152,In Progress (August 2017).
 
研究概况
 
本文的作者认为,在非洲国家,公民抗议其实就是对政府表达不满的方式,可以把抗议看作一种信号,提醒着公众:你们看,我们的政府机构表现糟糕,还值得信任吗。如果政府压制抗议活动,那么这种信号传达的政府负面信息就更明显了。具体而言,由于不透明和信息劣势,普通公众可能不了解他们的政治领导人的胡作非为,但是抗议活动则会把政府的一些不正当行为暴露出来,那么其他社会群体就会汇聚抗议信息,对政府机构和领导人的看法和信任就会发生改变。总之,抗议发生前后,公众的政治信任可能发生显著的变化。但是抗议这种信息传播也不是完美的,其效应随着距离的增加而降低,也就是说,抗议发生地较近的公众的政治信任受到抗议的负面影响较强,而距离抗议发生地较远的地区公众的政治信任的影响则较弱。抗议活动所产生的这两种差异正好提供了一种准自然实验机制,本文的作者使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了非洲国家的社会抗议事件对公众政治机构的信任及其随着而产生的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
 
识别策略
 
论文使用了两套数据。第一套数据是非洲晴雨表(Afrobarometer)第三波和第四波调查数据,调查的年份在2005和2009年之间。从这项调查数据中我们可以得知受访者受调查的具体日期和所在地,由于调查提供了详细的地理信息,绝大多数受访者可以被定位于具体的村镇。第二套数据是社会抗议数据,这项数据来源于“武装冲突位置和事件数据”(Armed Conflict Location and Event Dataset (ACLED)),这个数据库提供了非洲地区1997年以来详细的社会冲突事件信息,包括冲突事件的精确地理坐标(geographical  coordinates)、冲突事件的参与者身份,事件类型(包括暴动和抗议,战争,游说,和平协议以及对平民的暴力袭击等)和冲突的结果等,本文关注的冲突事件是暴动和抗议这一类。
 
作者把这两套数据匹配起来了,以每个受访所在位置为中心画了一个20公里半径圈,然后在这个范围内搜寻那些在接受调查日前后60天发生的抗议事件(至少发生一起事件)。经过配对,本文得到了11200个有效个体样本。基于上述样本设计,作者构造了实验组和控制组,实验组是在居住地半径20公里范围内、且在发生抗议事件后60天以内受访者。控制组是在发生抗议事件前60天内接受调查的受访者,且抗议事件发生在其居住地中心圈半径20公里外。因此,论文的基准DID模型如下所示:
 
为了避免对样本选择性偏误的质疑,作者还进行了一系列检验,首先,作者对受访对象进行了平衡性检验,发现抗议发生前后的受访对象主要特质,如年龄、性别、人种、宗教信仰、教育程度等方面都没有显著的差异。其次,调查日期可能受到抗议事件的影响,因此作者比较了抗议事件前后60天社会抗争事件出现的概率,结果发现,两段时间内抗争事件发生的概率没有显著的差异(见图1)。再次,抗议前后调查方式或调查员可能对调查结果产生影响,因此作者控制了各种调查本身因素,如调查员是否由政府委派、受访者是否拒绝首次调查,以及现场督导员是否对调查进行核查等,结果均发现抗议对上述现象均没有显著地影响。
图1 受访日期前后60天抗议事件发生概率
 
研究发现
 
文中表2报告了抗议与各类机构信任之间的关系,无论模型有没有加入控制变量,受访者居住地20公里范围内在调查前发生的社会抗议事件()显著降低了受访者对非洲各国总统、执政党、警察、选举委员会、国会以及法院的信任度。受到抗议消极影响的政治机构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政治领导机构,如总统、执政党和议会;第二类是具有政治监督性质的机构,如警察、选举委员会和法院。抗议不仅暴露了政治领导机构的虚伪,而且也说明了政治监督机构在监督政府机构不法行为上的无能,因此监督机构也会因为抗议而受到公众怀疑,其政治信任度也因而显著下降。相反地,地方政府、反对党、议会没有受到显著影响。
稳健性检验
 
作为稳健性检验,作者想看看不同的样本选择会不会影响结果。首先,表1的基准模型把样本限定为已经发生至少一次抗议事件的样本,现在则不管调查对象居住地20公里圈内有没有发生抗议事件,把所有地区及其样本都纳入分析。其次,作者把样本限制在至少发生一次抗议且抗议事件发生的时间在2000到2003年之间。最后,作者把那些抗议发生前后共7天内就接受调查的样本排除掉,以免时间过短导致调查员人员挑选样本问题。上述三个方面的检验结果都和表2的基准模型结果十分相似。最后,作者把之前120天的试验窗口换成60天(即抗议前后各30天),结果依然没有特别大的变化。
在表4中,作者进一步分析了受访者的异质性对结果的影响,受访者中一些人十分怀疑非洲晴雨表调查的动机,他们怀疑调查员可能通过调查向政府举报被调查者的态度或行为,因此很多人隐藏他们的实际信任,特别是在发生社会抗议的背景下。在调查问卷里,有1个问题则可以控制公众的这种心理,即询问公众“公民是不是容易隐藏他们对政府政策的批评”。如表4所示,在控制上述因素后(通过交互项)发现结果变化不大,社会抗议对公众机构信任的影响并没有因为公民对调查本身的怀疑而发生显著变化。
作者还想知道抗议对信任的影响是否仅仅局限在参与过抗议行为的受访者身上,正好问卷里有一个问题询问受访者“有没有可能参与抗议行为”,考虑这个变量后,作者发现,的确参与抗议的受访者信任度下降幅度更大,但是没有参与抗议的受访者的机构信任同样显著降低,社会抗议积极分子并不是社会抗议降低信任度的主要原因。
 
安慰剂检验
 
作者还对冲突事件类型做了几项安慰剂检验。首先,作者把因变量换成与政府政策无直接关系的冲突类型,如民间团体之间的冲突、种族冲突、球迷冲突以及其他不能归为政治抗议的冲突事件。作者发现这些暴力事件并没有改变公民的机构信任度。其次,作者还把冲突事件划分为国内根源抗议和非国内政策根源的抗议事件。根源于国内政策的抗议事件一般源于某项政策引发公众不满,因此由政府机构或领导人背锅;非内部政策根源的抗议则无法找到国内的政策负责人,因为这些政策可能源于国际经济与政治动荡、外企倒闭、或者一些历史事件庆典等。因此,公众从非国内政策根源的抗议事件中获取的信息其实很少,这类事件对政治信任几乎没有实质性影响。模型分析发现,结果的确如此。最后,作者还分析了受到压制的抗议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分析发现,受到压制的抗议事件对公众政治信任的负面影响更大,而且,对政治监督机构(选举委员会)的信任因抗议事件被压制而下降的幅度更大。
 
抗议与公民参与
 
政治抗议降低了公众的机构信任,可能因此影响了公众的政治参与意愿。作者还分析了抗议了对公民参与下一次选举和参与游行示威意愿的影响。分析发现,抗议事件显著降低了公众对执政党的投票意愿,提高了投反对党或弃权票的意愿。每发生1起受压制的抗议事件,投执政党票的意愿就会降低8个百分点。在抗议事件,特别是受压制的抗议事件发生后,作者分析发现,公众声称将参加游行示威的可能性却有所增长。对抗议活动的压制适得其反,反而有助于协调和激励潜在的参与者,减轻了集体行动困境。作者还发现,政治抗议还增加了公众对少数分子的宽容度,每增加1起抗体事件,公众对惩罚少数分子的支持度降低了8个百分点。
 
总体而言,抗议对公民政治意愿与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是显著的。政治抗议使非洲国家公众从执政党转向反对党,或者选择弃权。抗议也并不会扼杀公民行动,甚至在抗议后公民更敢于投身政治抗议活动,更加反对对抗议的压制。
 
推荐语
 
这是一篇典型的政治学实证论文,却发表在公共经济学顶级期刊上,足见这篇论文在研究设计和因果关系识别策略上的精巧之处。作者基于微观经济学的传统做法,匹配宏微观两套政治数据,巧妙使用事件发生和受访者居住地空间上的处理效应和事件发生和受访者受调查的时间窗口,构成自然实验模型,从而实现了更为清晰的因果识别策略,其效果要比一般的跨地区宏观分析更强。作者的分析策略值得国内研究借鉴,近年来国内涌现了越来越多的微观调查数据,就社会学和政治学研究经常用到的CGSS数据而言,这套数据时间跨度长,样本容量大,变量丰富,更关键的是,和非洲晴雨表调查一样,CGSS提供了受访者的居住地点和调查日期,可以为我们分析具体的事件对公民态度与行为的影响提供条件。希望有识之士更多地运用类似研究策略,进行更多有趣的研究。
 
原文摘要
 
This paper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that, after protests, citizens substantially revise their views on the current leader, but also their trust in the country's institutions. The empirical strategy exploits variation in the timing of an individual level survey and the proximity to social protests in 13 African countries. First, we find that trust in political leaders strongly and abruptly decreases after protests. Second, trust in the country monitoring institutions plunges as well. Both effects are much stronger when protests are repressed by the government. As no signs of distrust are recorded even a couple of days before the social conflicts, protests can be interpreted as sudden signals sent on a leaders' actions from which citizens extract information on their country fundament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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