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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ey:一半天使,一半恶魔

 
推文人 | 许文立
 
作者按:本来想写一个有关货币建模的技术性概述。后来一想,根据以往推文的经验,大部分人都不喜欢太多数学公式推导的帖子,因此,还是来个故事版的帖子吧。如果实在是忍不住想知道货币建模方面的介绍,可以去看看我们推送的“DSGE建模与编程入门(21)、(22)、(23)”,或者直接与作者联系,交流讨论。
 
“Bread, cash, dosh, dough, loot, lucre, moolah, readies, the wherewithal:你喜欢把钱财称作什么呢?对于基督徒来说,它是万恶之源;对于将军来说,它是战争的主要资源;对于革命者来说,它是劳动者的枷锁。那么,它到底是什么呢?” Ferguson(2008)
 
故事一:公元1275年,马可.波罗跟随父辈来到中国,沉浸在“纸醉金迷”之中。20年后,他带着《马可波罗游记》回到欧洲。他描述了中国纸币的神奇作用,震惊了欧洲,许多欧洲人把它当作了炼金术。歌德在《浮士德》中描写到,魔鬼梅菲斯特引诱深陷财务危机的国王发行纸币,从而增加支出,并支付国家债务。国王发行纸币后,确实在短期内解决了资金问题,但是却导致了通货膨胀,最终使得国家灭亡。
 
故事二:比1913年美联储创立时还早一个半世纪的时候,美国人本杰明.富兰克林来到伦敦,试图说服他的宗主——英国人,允许美国殖民地印刷统一的纸币来支付七年战争的成本。但是这个建议被英国人无情的拒绝了。讽刺地是,250年后,美国的纸币——美元不仅仅存在了,而且已经在全球经济中超过了英镑,甚至成为美国能力的最大标志。而富兰克林的头像就印刻在100面额的美元上。而人民币正在为实现纸币创始国的伟大复兴而快速国际化。
 
一、货币极简史
 
远古时期,贝壳、谷物、牛、石块、金条和银条等等都作为货币在不同地区、不同时代使用过。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金属硬币的出现,普遍认为始于公元前7世纪的Lydia(小亚细亚的富裕古国,位于今土耳其西部地区)。这种钱币是一种手工敲打出来的金银合金硬币。这种硬币在现在看来非常普通,但是在当时却非常的具有革命性的技术进步。许多经济史学家假设硬币技术始于私人部门,后来被国王收走(Hicks,1969;Bordo,2008;Rogoff,2015)。
 
过了80年,这种硬币技术才传入一些希腊城邦国。Lydian最后一任国王克里萨斯王利用更先进的金属分离技术大量铸造硬币。波斯人打败了克里萨斯王,但是他创造的铸币却流传下来。这种硬币在贸易中被越来越多的地使用,并广泛传播。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雅典的“猫头鹰”币,这种铸币技术使得希腊城邦实力大增,最终在公元前480年的萨拉米斯战役中,打败了波斯王塞瑟斯。由此,开启了西方文明的发展与繁荣。
 
亚历山大大帝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的无敌军队。但是,他还有一项措施非常“明智”,那就是利用铸币来支付军费,且以此保障大量的物质供给。在处理帝国不同辖区内金银币价值的波动问题时,他采用固定汇率制——宣布金银按1:10兑换(Davies,2002)。但直到19世纪纯法币越来越广泛地流通,不同金属硬币同时流动所造成的比值波动问题才被解决(Sargent and Velde,2003)。
 
货币技术的发展常常被人们赞誉为“天使”,而忽略了它的“魔鬼”一面。W. J. 杰文斯(1875)对货币的论述提醒人们,由于假币使得生活变得困难,因此,政府要采用更加专业的材质来阻止假币。正如,在1670年左右,伟大的艾萨克.牛顿作为皇家铸币局的局长重铸了英国硬币,并发明了摩花边硬币以防止假币。
 
但是,对于货币来说,给人们带来最大的威胁则是货币的价值波动。公元151-301年,罗马的累积通胀达到19900%,而这段时期也出现了非常多叛乱与灾难(Ficher et al.,2002)。而且这个问题反复不断地发生。
 
中国的硬币发展似乎独立于西方。因为中国从商代的铜贝开始,到战国时期的铲币、刀币、环钱、楚币都属于金属铸币,只是形状各异。直到公元前210年,秦始皇颁布“以秦币同天下之币”,才统一发行“天圆地方”铜钱,一直沿用至民国时期。(注:之所以,前面用了“似乎”一词,因为我们以前看世界史的时候发现,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带领军队打到了今印度地区。之后100多年里,西方的硬币是否传入中国,影响了中国铸币技术呢?)中国古代也有金条和银条发挥着价值储藏和交易媒介的作用。
 
随着中国印刷术的发展(可追溯至公元7世纪唐朝的木板印刷,后来经发展出公元11世纪宋朝的可携带的陶瓷印刷),以及劣质金属货币的缺陷使得中国商人引入了纸币。中国商业为了避免贸易过程中携带大量金属货币的困难与危险,创造了一种可用金属货币赎回的纸质票面凭证。后来,这种货币的近似替代物就被地方政府用来向中央政府上缴税收。到了公元8世纪早期,中央政府禁止私人发行这种纸币,并控制了地方的发行系统。“交子”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张纸币(Morse,1906)。
 
公元11世纪到15世纪是中国纸币的全盛时期。尤其是,随着成吉思汗的蒙古版图不断扩展,当时的纸币已经非常类似于现代版本的货币,只是没有设立央行这样的专职机构。公元1260年,忽必烈登基后发行的银兑纸币没有终止日期。1262年,他又禁止金银作为交易媒介流通。到了1270年代,蒙古通货逐渐变成了纯法币形式。因此,马可波罗1275年到达中国时,对纸币体系十分惊叹。
 
1265年时,元朝发行了1200万银兑纸币,到1330年时,发行量已经上升到1200亿银兑纸币。到1294年忽必烈去世时,元朝通货膨胀极其严重。后来明朝推翻了元朝,但其发行的新币也没有做得比元朝更好。到1400年时,其发行的纸币仅仅是票面价值的3%。由于连续的通货膨胀,而有没有建立现代央行这样专门控制通胀的机构,政府对通胀无可奈何,最终在1500年放弃官方发行的纸币制度。
 
欧洲从拜占庭帝国灭亡(15世纪中叶)开始直至19世纪,都是使用银本位制度。16世纪在南美洲西班牙殖民地(今玻利维亚)发现波托西银矿,西班牙大量铸造银币,称为比索(Peso),因为一比索等于八个皇冠币的价值,又称八片币(Pieces of eight)。自此银币成为这四百年间国际贸易通用的货币。19世纪末期,银币作为交易货币走到了终点,许多国家从银本位或双本位转向金本位(Fernholz et al.,2017)。
 
1870-1913年常被称为金本位的“太平盛世”,因为各国的货币与黄金的比价十分稳定。金本位的特征是:黄金的自由流动、各国货币兑黄金比价稳定、没有国际协调机构(Eichengreen and Temin,2010)。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各国为战争筹款,放弃黄金承兑。各国开动印钞机,大量印钱支持军费开支。一战后,各国又开始重建金本位。丘吉尔——时任英国财政大臣,后任英国首相——决定回到一战前的金兑换比率。这让英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Rogoff(2015)说,“这一决定可能是丘吉尔英雄般人生中唯一的污点”。Ahamed(2009)在“Lords of Finance: The Bankers Who Broke the World”中写道,“央行官员破坏了这个世界”。(注:这里的央行官员不仅仅指中央银行的人,还有财政部和其他金融部门的人)当人们享受过了印钱的“乐趣”之后,会轻易的退回到“束手束脚”的金本位吗?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金本位再也没有回来,而是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由此,开启了美元国际货币的强势时代。各国的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与黄金挂钩。但是,在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也终结。
 
直至今日,世界又再次回到了中国元朝时期的纯法币体系。
 
更多货币史的细节可以参考加尔布雷斯的《货币简史》(2016,中译本)、Davies的《A History of Money:From Ancient Times to Present Day》(2003)、Ferguson的《The Ascent of Money: Financial History of The World》(2008)、Rogoff的《The Curse of Cash》(2015)等。
 
二、经济学与货币
 
Hick(1935)说:“钱(货币)是纯货币理论的核心问题。要么,我们解释为什么利率为正时人们还会持有货币,要么我们就回避这个问题。而大多数逃避者都将其隐含在‘摩擦’中。但摩擦在经济理论中又没有太多地位,因此,货币理论似乎不是一个有前途的经济分析领域。但是我不同意这一观点。我认为我们要直面摩擦,来解决这一问题。”
 
那么,如何建模货币呢?货币的职能:1、交易媒介;2、价值储存;3、计价单位;4、有时候也有延迟支付功能。计价单位在模型中没有什么特别之处(Julio Garn et al.,2017),因此,建模价值储藏与交易媒介成为主要任务。货币的存在解决了交易体系中双向一致性问题(Williamson and Wright,2010,2010-HME,Lagos et al.,2015-JEL)。
 
目前,有四种方式建模agent持有货币:
 
1、MIU
 
2、CIA
 
3、新货币主义
 
4、货币I理论
 
前两种都建模货币的交易功能。新货币主义则是以搜寻理论和博弈论为主,体现的是“真正的”微观基础(Williamson and Wright,2010b),它们将货币当做是改善交易过程的制度安排,认为货币是内生性出现的,可参见Williamson and Wright(2010a,2010-HME)和Lagos et al.(2015,JEL)。货币I理论则认为货币是应对不确定性风险的资产,货币供给分为内部货币和外部货币(注:内部和外部流动性的书,可见霍姆斯特罗姆和梯诺尔的《内部流动性与外部流动性》,中文本以由格致出版社出版)。货币I理论可参见Brunnermeier and Sannikov(2016,NBER)。
 
Williamson and Wright(2010b)指出,主流宏观经济模型(新凯恩斯宏观经济模型)中,货币要么不出现、不发挥作用,要么边缘化其作用,即只是充当交易媒介,以CIA、MIU或者MIP的形式出现。而且在没有名义粘性存在的情况下,货币没有太大的实际效应(可参见“DSGE建模与编程入门:CIA和MIU”的数量结果)。因此,新凯恩斯主义把名义粘性当做货币政策非中性的关键假设。但是,这也受到很多质疑。
 
第一,即使新凯恩斯主义引入Calvo(1983)定价和Mankiw(1985)的菜单成本,新货币主义者也并不认为这就是微观基础。1、如果名义价格(工资)能指数化,那么,就可以根据总价格来调整单个企业的价格;2、可是拥有这个指数信息有成本,所以提出“粘性信息”方法(Mankiw and Reis,2003),但是这样仍不能说明NK是正确的。
 
第二,新凯恩斯主义更关心名义粘性,但即使没有名义粘性人们就活不下去,也不能说明人们就不关心货币、银行业和相关机构(Wiliamson and Wright,2010a、2010b)。
 
第三,新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含义是货币非中性。但价格粘性从逻辑上说又不是构成非中性的强有力证据,也没有支持新凯恩主义政策。Farmer(2010)在“Macroeconomics for the 21st century”中论证了,即使不假设价格粘性,也能得到货币非中性的含义。
 
那么,摩擦究竟在货币经济中扮演中什么角色呢?
 
NK把价格粘性(或者更一般地,不完全市场或者不完全契约)当做“摩擦”。但是他们对摩擦只是进行了部分字面理解。摩擦是环境的一种特征,它会使代理人在取得某种合意结果时变得很困难(Williamson and Wright,2010a)。而价格粘性是机制(制度)中存在的一种摩擦。当价格机制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时,代理人就会放弃它,并选择利用另外一些机制(制度)来作出反应(Coase,1937;Barro,1977)。但NK把机制(制度)假设为既定的,然后代理人再来作出约束最优化行为。这与内生选择机制不一致,那么,把价格粘性或者不完全市场和契约当做一种结果,而非假设前提,这就需要机制设计理论——虽然环境中存在摩擦,代理人也能内生选择产出最优结果的交易机制,即消除机制中的摩擦。
 
目前,货币越来越被当就是为了消除这种交易机制中的摩擦而出现的事务。在有些经济学家看来,货币是人们想之所想的东西,即人们愿意相信并接受成为货币的东西(Bossone,2017)。而大部分经济学家都以货币的功能性——交易媒介、计价单位、价值储藏——来定义货币(Garin, Lester and Sims,2017)。但这一定义在另一部分人看来过于狭隘。正如Davies(2002)所说:
 
“经济学家,尤其是货币主义者总是试图过分评价货币的纯经济的、狭隘的、技术性功能,而没有对其广泛的社会性、制度性和心理方面给予充分关注。无论如何,正如本研究所示,货币大部分起源于非经济因素:起源于贡品,也起源于贸易;起源于抚恤金和聘礼,也起源于物物交换;起源于礼仪与宗教仪式,也起源于商业;起源于奢侈的装饰品,也起源于经济人之间的交易媒介。即使在当代社会,货币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精神回报(例如个人社会地位,或者国家在GNP列表中的位置),这些都不能被经济学家们关心的流通速度统计量所完全刻画。”
 
三、货币与当代
 
大部分经济学家都认为,在当今充斥着高科技的银行与金融体系中,货币中的现金是无关紧要的东西(Rogoff,2016)。(注:大家可以去看看挪威与瑞典的无现金化进程)现金的好与坏一致存在极大争论:
 
(1)支持现金的理由:它仍然是许多人偏爱的支付方式;快速、方便的使用;对于年轻人、老年人、未受教育者以及低收入人群很重要;维护隐私信息;世界货币会对许多个人和经历恶性通胀的国家产生正外部性;政府能获得通胀税。
 
(2)反对现金理由:它有成本、无效率、过时了;助长犯罪活动,洗钱和逃税等;在ZLB甚至NLB情形下,限制了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
 
最近几年,数字货币的出现又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因为央行开始担心数字货币的发行权问题,同时开始考虑他们到底能把利率推到负什么程度;因为高负债政府越来越需要税收收入;因为安全部门希望预防恐怖主义;因为司法部门试图处理不断增长的国内和国际犯罪活动;因为人们越来越担心数字货币会暴露隐私,并限制自由。而学术界对数字货币的关注似乎已经滞后了,参见Raskin and Yermack(2016)。
 
央行似乎应该担心数字货币,因为很多人又开始讨论哈耶克的“货币非国家化”了。但是央行不必太敏感,Fernandez-Villaverde and Sanches(2016)的研究表明,类似于比特币这样的私人发行的法币制度安排之间的竞争并不会发挥太大的作用。一种纯私人货币制度在实施资源有效配置方面会失灵。
 
对于数字货币和货币电子化(注:虽然它们之间有区别,可参见ECB(2012)和IMF(2016),但其政策含义仍然具有共通性),央行也需要区别对待。
 
如果电子货币仅仅是存款的一种衍生服务:
 
只要电子货币提供商(EMSPs)所收到的资金储存在银行(或者投资于证券),顾客就成为相关存款未定权益(和证券)及其利息收入的所有者。银行(和证券寄托人)对其提供必要的流动性以支持电子货币偿付和保险客户的清偿存款权益(证券)负有全部责任。
 
EMSPs仅仅只负责服务提供的完整性和连续性。因为他们仅仅提供交易服务,而不拥有收到的资金,他们就不对银行(证券寄托人)无力通过流动性和保险供给来支持电子货币偿付负责。同时,顾客的存款权益(和证券)并没有参和其资产,它们的清偿就不会置于风险之中。因此,除了对EMSPs规定其服务质量与市场引导外,不应对其施加额外的要求。
 
因此,如果电子货币不是货币规制措施应该尽量简化,相关行为人的责任应该考虑。尤其,EMSPs收到的资金应该出入银行,因为银行是支持电子货币偿付的最佳机构,且EMSPs就没有激励去用流动性投资更高回报的证券。而且,事实上,所谓的客户资金也是客户对银行的存款索取权(而不是对EMSPs),只有银行对保护这种索取权负有责任。这就不存在EMSPs对电子货币负债,电子货币除了是银行存款的一种衍生服务外,什么也不是。
 
如果电子货币代表着真实货币价值:
 
电子货币发行所对应的资金应该记录在发行者的资产负债表中,作为资产对应着电子货币负债,且所有利息收入都属于发行者,他们拥有其用途的决定去——包括返还给顾客以激励更多使用电子货币用于交易和储蓄。那么,管理者应该停止使用“客户资金”,而应该使用“发行者负责”。
 
管理体系应该要求发行者保证偿付能力,且确保他们的电子货币能得到法律保护来抵抗其破产。管理者应该要求电子货币机制之间的互操作性,且提供资产和负债从破产的电子货币发行者转移至有能力偿付者,以确保服务的连续性。
 
电子货币的发行者应该被允许用他们的资金投资一些安全资产,而不仅仅是银行存款,因此,使发行者能在流动性和更高收益之间进行取舍,且应该允许他们与银行和另一些金融机构合作流动性和保险协议以保障电子货币偿付。
 
此外,电子货币发行者应该被允许持有央行的账户,这能潜在有利于多重互通电子货币机制。这一制度可以完全保护电子货币负债,抵抗流动性和信贷风险,且使它们更接近于狭义银行存款(Bossone 2001)。
 
此外,对于那些提供电子货币服务的银行应该要求其资金同样约束于应用在存款上的审慎规则,且授权他们可以开展电子货币贷款以利用部分储备制度。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数字货币技术对需求端技术进步的贡献,进而对人们福利提升产生贡献。也就是Solow悖论:“我们无处不见计算机,除了生产率统计中。”正如我们在推文“Solow悖论:在数字时代”一文中所写:“1987年,Solow说:“我们无处不见计算机,除了生产率统计中。”这就是著名的Solow悖论。虽然许多人用它来批评那些夸大计算机对生产率增长的狂热分子,但是还有一种理解是国民账户核算没有包含计算机革命的实际影响(Hulten and Nakamura,2017)。那么,我们目前所处的数字革命时代呢?我们随处可见数字化技术,除了国民统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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