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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组合:DSGE研究的挑战和机会

推文人 | 周潮
 
原文作者:Fabio Ghironi是华盛顿大学Paul F. Glaser经济学教授,NBER国际金融和宏观经济学项目助理研究员等,International Finance等期刊编辑。
推文信息:Ghironi F. Policy Packages: Challenge and Opportunity for DSGE Research[J]. 2016.
推文作者简介:周潮,就职于中国人民银行张掖市中心支行,主要研究方向是DSGE、CGE和货币政策  E-mail:gssdzc@126.com。
 
实施全面的政策组合,已经成为政策决策层的最新声音。世界各地的政策制定者,鼓励(或承诺)将政策工具的菜单扩大,从而有助于拉动全球经济走出自2008年以来所深陷的危机困境。Draghi(2016a),G20(2016),Lagarde(2016a,b),和Praet(2016)等人的高调演讲和评论,就是以这种提法或展望为特色的。在很多情形之下,被称为“多管齐下”的政策制定,就是鼓励(或承诺)开展更加强大的经济政策国际合作(例如,参见G20,2016;Lagarde,2016a,b)。Draghi(2016b)给出了关于“相互依存,相互依赖”的清晰解释:货币政策与被称为菜单部分的其它政策是如何相互影响的。这些观点(或承诺) 提出了挑战,但是对于与政策相关的宏观经济学研究而言,同时更是机会,我坚信DSGE模型能够很好地应对这种挑战,并且一定将会有更好的发展。
 
对政策组合展开分析,这样就对宏观经济学建模提出了挑战,因为这将要求模型能够囊括这些政策的所有特点,关键是能够区分和理解不同的政策影响,以及彼此是如影响的。不同国家之间的政策合作,或是国家内部不同政策制定者之间的合作,需要注意特定的策略空间,政策制定者的目标,以及不同国家(或政策制定者)之间的不对称性等,这些可以影响政策合作可能收益变化的因素。
 
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最有可能成功地完成这些任务。通过构建合适的微观基础,呼吁政策(通常是货币和财政政策的组合以及结构性改革)是相互传导和影响的。DSGE拥有最好机会来打通不同的政策渠道。由于DSGE模型是动态的,有助于我们理解各种政策行为的短期和长期影响之间的区别,以及不同的政策组合随着时间是如何相互补充或替代的。由于DSGE模型是随机的,模型在一个不确定性环境中来识别政策操作,在这个环境中,消费者、厂商和政策制定者在没有关于未来的完美知识下来做出决策,改革的效果依赖于经济周期条件,改革本身改变经济周期的特点。最终,由于DSGE是一般均衡的,意味着价格和数量是由模型的约束和最优条件联合决定的,也即关于政策是如何影响任意价格或数量的,并没有任何先验假设的约束。
 
重要地,正如本文刚才所提到的,微观基础(Microfoundation,严格讲,DSGE中没有这个“M”)、动态性、不确定性以及通过模型的约束和最优条件而联合确定的价格和数量,这些所定义的DSGE建模特点,并不一定非要导入理性预期,并不一定非要依赖于外生生产率冲击作为宏观经济周期波动的唯一来源(或来源之一),也就是说DSGE模型并不意味着非要依赖于多种类型的冲击,来拟合需要的数据序列,正如贝叶斯估计试验那样。DSGE分析并不要求一定是最标准的欧拉(Euler)方程,将边际消费效用的预期增长与事先实际利率捆在一起;DSGE也并不要求一定是,唯一均衡、完全市场、金融中介没有显著作用、零失业的无摩擦市场出清、完全弹性的价格和工资或卡尔沃(Calvo)名义刚性;DSGE模也并不要求货币政策一定要用泰勒(Taylor)规则来描述。最后,DSGE研究并不要求一定要用对数线性化或低阶近似来求解模型。这些关于DSGE研究的所有成分 (或求解技术) ,已经成为学界、博客和杂志等,对DSGE进行不断批评的对象[1]。我们可以使用一些或者全部这些成分和技术,因为在所有这样做之后,并不意味着模型就是现实的照片,在一个简单框架中来构建基准、透明的结果,指引我们结合更加现实假设,来理解研究及其应用。但是DSGE方法并没有限制我们使用这些成分。即使将微观基础嵌入到模型之中,最终决策也必须要基于完整、清晰和实证结果合理性之间的平衡[2]。
 
在这种背景下,关于政策组合的呼吁,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大的机会,来思考什么是模型整合,来审视最重要的机制是如何通过这些政策而运行的。
 
考虑再三呼吁,将结构性改革与传统的需求侧政策支持相互结合。关于结构性改革的政策菜单,政策制定者的主张已经非常广泛。它包括但不限于,商品和劳动力市场的改革,金融市场的改革以及改变贸易政策(例如TPP协议),远远超越基于关税的标准贸易政策,这些都是结构性改革的最好特点[3]。我将关注商品和劳动力市场的改革。
 
通过促进创业和资源再分配,这些改革旨在改善经济性能。它们的目的,是让经济变得更加灵活,让冲击变得更具弹性,使其能够被快速吸收、降低家庭和企业的成本。要实现这些改革的目标,一定要减少官僚主义的市场准入壁垒,一定要打击垄断,一定要减少(或消除)适得其反的劳动力市场监管,因为这种监管会对激励企业创造就业机会和激励工人自身会产生负面的影响。任何结构性改革的宏观模型所包括的特点,就是要研究这些政策变化是如何影响市场的以及影响是如何溢出到模型中的其他市场的。模型应当动态的,告诉我们关于改革的短期和长期影响;模型应当是随机的,让我们能评估改革对于经济周期性质以及福利的影响。并且,它们应该决定模型中的价格和数量,假设改革自动导致价格(或加成,或数量,或其它应由经济内生决定的因素)向着正确的方向变动,而不至于混淆政策行为和政策结果。为实现这点,模型应当导入微观水平商品市场和动态劳动力市场的特性,允许生产商进入和退出市场,允许就业岗位产生和就业岗位消失。Cacciatore和Fiori (2016,下文简称CF)开创了这种分析的一个卓越起点,通过导入劳动力市场摩擦的搜索-匹配机制,从而扩展Bilbiie, Ghironi和Melitz (2012)的模型,来研究降低准入壁垒、减少雇佣成本和失业津贴的相应结果[4]。
 
现在考虑研究劳动力和商品市场改革与货币政策一起实施的应用。在一个普通的新凯恩斯(NK) 模型中,Eggertsson, Ferrero和Raffo (2014,下文简称EFR) 来研究这个问题,该模型没有基础微观层面的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动态性,并且实际上将改革处理为价格和工资加成的外生减少来建模的。意料中,他们发现改革是通货紧缩,自动降低贸易项并改善贸易余额。由于改革是通货紧缩,从而恶化货币政策实施中利率零下限的问题:在利率零下限,由于通货紧缩会导致实际利率上升,减少总需求,因此改革将是昂贵的。
 
EFR关于结构性改革和货币政策的普通NK-DSGE分析,是一个有用的讨论起点,并且受到了政策研究领域的更多关注,尽管建模形式非常简化,但是混淆结构性改革和政策行为的结果,将其视为加成的减少,政策制定者所认为的改革,应该是减少市场准入壁垒,或者是增加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如果我们在NK模型中嵌入CF类型的产品和劳动力市场来建模,研究减少产品准入壁垒、或让劳动力市场在零下限情形之下变得更加灵活的影响,我们将发现差异显著的结果[5]。最值得注意的是,改革是不需要通货紧缩的。实际上,通过一种通货膨胀效应,它们有助于经济远离利率零下限。这种通货膨胀效应是产品市场改革的一个特别情形,通过在企业准入和产品创造中的投资膨胀而增加总需求。此外,在国际背景下,改革并不意味着贸易项降低,这是由于对生产的国内要素的需求增加,可以导致国内商品价格上升,同时也并不意味着外部平衡的改善,例如这是由于在准入壁垒减少之后,贷款融资来增加企业准入是最优的。价格加成下降,但是它们是内生且逐步来进行,并且通过产品更加紧密的替代,增加生产者准入、减少加成。
 
宏观经济政策是如何对结构性改革做出响应的?在Cacciatore, Fiori, 和Ghironi (2016,以下简称CFG) 的论文中,通过货币模型的一个中央银行模块,来研究货币政策这个问题。作者指出,最优货币政策对改革的响应是扩张的,平滑交易成本并带来改革的长期收益。最优政策制定者参与改革,结果将使得GDP和消费长期提高,并扩张政策以带来那些接近目前的长期收益。这个结果与Draghi (2015) 的观点是非常一致的,政策扩展带来改革的收益。直觉上,拉姆齐 (Ramsey) 最优财政政策对结构性改革的响应会带来同样的结果,作为政策制定者将有相同的动机,带来长期收益。这个结果(与我们的其它研究相同),已经在去年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官方文档中经常出现,通常被错误地看作是“IMF研究”的结果[6] 。
 
在这些论文和其它论文的基础上,IMF于2016年4月公布世界经济展望(IMF, 2016a),提出结构性改革的建议及其与宏观经济政策的相互依存[7]。IMF建议进行改革,要注意当时的经济环境;优先考虑改革的顺序是重要的;改革应当与扩张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相结合。我们在DSGE模型中得到这些结果,所包括的很多成分,成为被严格批评的目标。我将接受这些评论家的任何挑战,他们告诉我,基于DSGE的分析,这些模型所提供的政策建议是不合理的,应该被丢弃。从我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结果表明,DSGE模型可以应对研究政策组合的挑战,并提出非常明智的政策指导 [8]。
 
有太多的问题需要进行研究。我与Cacciatore,Fiori和Duval的合作研究,以及我所进行的其他工作,并没有解决改革的最优结构问题,产品的最优水平以及劳动力、金融的市场监管问题;并没有解决一个国家 (或货币区域) 内部,政策制定者之间战略的相互影响;并没有解决各个国家之战略的相互影响,以及来自国际合作可能收益的多个维度[9]。对于我们或者其他学者的研究,这些都是下一个阶段议程中的问题。所以要根据DSGE分析的许多评论家所提到的其它方向,来修改模型,从而使得它们与现实更加吻合。现在,我们的DSGE研究所表达的传导机制和政策建议,我认为这是一个显著的成功,符合“无DSGE”政策制定者的直觉思考。如果更复杂、更现实的模型,最终提出同样的政策建议,我将非常满意,我将继续使用简单的框架,必须要知道模型不是现实的照片,必须要知道KISS原理:“Keep It Simple…Sir (or Señorita)”。
 
我个人的一点读后感:无论是新新古典,还是新凯恩斯,……,经济学各大流派争论的背后,依然存在“微观基础”和“一般均衡”两大共识,这正是DSGE模型产生的前提条件。作为现代经济学从分歧到共识的产物,DSGE模型不仅是学者进行学术研究的利器,更是政策制定者进行政策研究的“实验室”。把“大量的定量分析与经验判断、定性分析相结合”来进行政策决策,必将产生“惊险的一跃”,这与你、我、他的日常生活,同样是息息相关的。
 
脚注:
[1]我确信,我已经忘记了对DSGE模型进行批评的其他声音。由于无意之中忽视他们的观点,我向这些批评DSGE的作者说声“抱歉”。这些猛烈的批评是如此广泛和坦率。通过忘记引用关于一些作者的批评,而不是做出任何具体的公正评价,媒体如此公然地来掩盖这些不同观点之间的不一致。在本文的有限篇幅,我也将不会引用任何人,从而来“不公正”对待所有的评论家。快速谷歌(Google)搜索“DSGE批评”或“宏观经济学的麻烦”,将会呈现给你,许多作者的名字及其贡献。
[2]这意味着,与广为传播的观点相反,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我们,来书写DSGE“玩偶”模型,并且可以用笔和纸来求解。
[3]参见Ghironi (2016)。
[4]它不完全是Cacciatore-Fiori模型的扩展,而是根据Michaillat (2012)的研究思路来导入失业。
[5]这正如我们在Cacciatore, Duval, Fiori和Ghironi (2016b)的论文所做的。
[6]例如参见IMF (2016b,c)和Lipton (2016)。我们研究的应用,最近由Gaspar, Obstfeld, and Sahay (2016)所提到,他们参考了我们一些研究工作。
[7]特别地,参见Cacciatore, Fiori, Duval, and Ghironi (2016a)。
[8]El-Erian (2016)提出结构性改革与宽松的货币、财政政策的结合,以及国际合作,作为“更好经济学”,是与1990年代和2000年代的基本华盛顿共识是相关的。我们的模型对于“更好经济学”这种直觉,则提供了理论支持。
[9]在CFG,我们希望各个国家同步改革,但是我们缺少关于政策战略相互影响的成熟分析。相似地,正如在Cacciatore, Fiori和Ghironi (2015)论文中,我们指出货币政策国际合作对改革的响应使得改革的收益最大化,而对于政府和中央银行之间的策略影响,我们则缺少完整的分析。
 
注:本文已向作者申请翻译授权,此译文仅供个人学习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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