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协调博弈识别社会规范

 

推文人 | 郑筱婷

 

推文信息：

 

Krupka E L, Weber R A. Identifying social norms using coordination games: Why does dictator game sharing vary?[J].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2013, 11(3): 495-524.

 

这是一篇2008年就发布的IZA工作论文，2013年才发表在欧洲经济学会的会刊上，虽然不是最牛的刊物，但这篇论文引发大量的跟进研究，截至2017年3月27日谷歌学术现实应用量已达213次。

 

自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最后通牒博弈和独裁者博弈，已经成为实验经济学中研究社会偏好的重要手段（workhorse）。最后通牒实验通常如下所示：被试自动被分为分配提议者和接受者，提议者会得到10元钱，他决定从10元中分配多少给接受者，接受者在看到分配给他的金额后，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若是接受，则按照提议者的分配方案分配。若是拒绝，这两人什么都不能得到。独裁者博弈取消了接受者拒绝的可能。因此单次的双盲独裁者博弈可以排除策略性的动机、社会压力和实验者的需求效应等其他机制。但是，即便是双盲的独裁者博弈，通常也有超过半数的独裁者愿意分享一定金额给对方，平均分配的金额约为20%（Camerer，2003）。

 

独裁者博弈的实验中，对他人的慷慨分享与经济学中自利的理性人假设不一致。因此，学者们分别用公平（fairness），利他（altruism）、不公平厌恶（inequality-aversion）或顾他（other-regarding）等偏好来解释这些博弈中的对他人的慷慨大方，并建立了许多重要的数理模型，将他人的分配结果对个体效用的影响纳入到该个体的效用函数中。但是，对于这种个人顾他的动机，也存在很多质疑。比如，John List(2007JPE)指出，在实验室中被试那么慷慨，为什么在生活中我们很少收到一个信封，里面装着别人送的钱？实验室中的慷慨或许不过是实验室实验的demand effect。Bardsley（2008）和List（2007）进一步指出独裁者博弈中人们慷慨是因为这些博弈中都缺少了不慷慨的选择，限制了被试表现不慷慨的机会。他们对独裁者博弈做了变形，增加了其他选项，比如可以以一定代价从对方那里拿走对方的金钱，增加这些选项后，独裁者分享的概率和金额都大幅度下降了。Levitt and List(2007)犀利地批评独裁者博弈的微小变化都会导致行为选择和结果的巨大差异，因此实验结果在实验室之外的外推有效性是存疑的。

 

独裁者博弈中的慷慨行为究竟如何解释？争议的焦点是：人有仁心，会考虑他人福祉的社会偏好，抑或人是自利的，不过为避免被别人鄙视不得已而为之。独裁者博弈的微小变形（通常是不改变博弈的结构，只是增加其他选项）带来行为的巨大改变，究竟是因为偏好不稳定还是因为哪怕微小的变形也会改变在该博弈中隐含的社会规范？社会偏好是稳定的还是容易受外界影响的？社会偏好是对遵从社会规范的偏好还是对他人福祉的关心与共情？从个人体验来讲，不遵从社会规范对人的效用水平有着负面的影响（良心上的考验与挣扎），但人也有恻隐之心。

 

Krupka 和Weber(2013)的研究回应了上述争论，他们指出在不同情境下社会规范（social  norm）是不一样的，并巧妙地运用协调博弈诱导出不同博弈中人们对不同选择的认可程度—行为的得当程度（social appropriateness），哪怕情境发生极其微小的变化，不同行为所对应的得当程度会发生较大的变化，即隐含的social norm很不一样，所以导致行为选择有很大的不同。比如，在美国，为什么人们去咖啡店的时候会给服务员小费，但是去麦当劳却不给小费？为什么在美国大家会给服务员小费，但是在中国或欧洲，却不给服务员小费？

 

这个研究的一大贡献是用巧妙的方法来测量不同博弈中所隐含的社会规范，并显示了社会规范的变化会引起多少行为的改变。独裁者博弈的微小变化，就会导致该博弈中的社会规范发生重大的改变，从而导致行为发生较大的变化。作者还建立了一个理论模型，将效用分为两个部分：决策结果带来的金钱效用和行动是否符合社会规范带来的效用，并用实验的数据估计出两种效用的参数，并用诱导出的行为得当度（appropriateness）来预测不同实验中的人的行为，发现能很好的预测和解释与前人文献中不同独裁者实验中的行为差异。

 

Krupka 和Weber(2013)发现不同实验中大家公认的最得当的选择都是平等地分配。这和Andreoni and Bernheim (2009)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但是他们还发现，不同博弈中社会认可的得当程度的差异对个体的行为产生了重大而显著的影响。

 

问题的提出

 

如果以美国2006年的人均GDP为100，那么荷兰则为75，英国为74，法国73，德国64，从这些数据上看，西欧国家的人均GDP要明显低于美国。那么一个经济体如何才能成功地为公民提供尽可能高的福利呢？这也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根本问题。人均GDP貌似提供了一个标准的答案，也是最简洁明了的答案，然而除了人均GDP之外，我们能做得更好吗？人均GDP在某种程度上并不等于福利水平。一个人的效用包括消费、平均寿命的长度、休闲的时间、社会的平等程度等等因素，而人均GDP只是衡量的收入的水平。

 

美国拥有更高的人均收入和消费，但是相比于美国而言，法国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更少的不平等、更多的公共消费比率、更长的寿命，那么哪一个国家的福利更高呢？美国还是法国？中国的收入在迅速的提高，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人们放弃了大量的空闲时间、不平等也在加剧、储蓄率上升、但是寿命也延长了。中国的福利水平比收入增长快还是慢呢？

 

以下为该论文的简介：

 

长期以来，社会科学，比如心理学，认为社会规范会影响人类的行为。最近一些年经济学家也开始关注社会规范，并用社会规范解释非自愿失业、服从、有代价的惩罚、给小费等行为和过去令人费解的宏观j经济现象（Akerlof，1980；Bernheim，1994；Fehr and G¨achter，2000；Conlin, Lynn, and O’Donoghue，2003；Akerlof，1980）。

 

尽管社会规范总是被用来解释过去难以解释的行为，比如用公平感解释最后通牒博弈或独裁者博弈中接受者(recipients)拒绝不公平分配的行为。但是规范几乎很少用来预测行为。因为社会规范很难测量或量化，也难以预测社会规范对行为的影响，很难直接研究不同的社会规范会对行为产生什么影响，或者规范的改变会引起行为发生什么改变。如何量化和测量不同博弈中隐含的社会规范是一个难题。

 

该论文假设人们总是选择和社会规范相一致的行为，而不是去研究人会多大程度上去遵守社会规范(norm compliance)。

 

一、理论模型

 

A = {a1, . . . , aK }表示行动选择集合A中包含K个行动选择。社会规范用 N(ak ) ∈ [−1, 1]表示，可以用对于某一行动的社会得当程度（degree of appropriateness）的集体评判来经验地测量。若N(ak ) > 0,集体认为该行动是得当的；若 N(ak ) < 0，则表示集体认为该行动不太得当。N(ak ) 就识别了某一行动ak是如何被大家所感知的，是应该做的或者是不应该做的。用π(ak )表示行动ak 带来的金钱收益, V()表示金钱收益给个体带来的价值。γ ≥ 0表示个体对自己是否遵守社会规范的在意程度，如果越在意，γ越大。个体的效用函数如下所示：

 

u(ak ) = V(π(ak )) + γ N(ak ).

 

考虑两种选择情景A和A’，A = {a1, a2}和A’ = {a’1, a’2}，且满足π(a1) = π(a1) > π(a2) = π(a’2)，如果N(ak ) = N(a’k ) = 0,for k = 1, 2，那么决策者就会在情景A中选择a1，在情景A’中选择a’1。但是，若是两个情景中的社会规范不同，比如N(a1) = N(a’1) < N(a2) < N(a’2)，那么一定存在某些γ使得决策者在情景A中选择a1而在情景A’中选择a’2，即便两种情景下不同行为带来的金钱效用是完全相同的。

 

二、诱导社会规范的方法

 

招募被试，但不需要他们真正参与独裁者实验的决策，而仅仅让他们评判实验中每一个行动（每个实验共11个（10，0）至（0，10））的得当程度(social appropriateness)，即N(ak )。得当程度分四级：非常不当、有些不当、有些得当和非常得当。个人的评判如果和大家评判的众数相同，则可以获得7元出场费以外的额外奖励。被试有激励去猜测其他人评价的众数，因此，诱导出来的行为得当程度不是个人的偏好，而是社会认为的行为得当程度。这样，这些评判者就是在参与一个纯匹配的协调博弈，目标是预测其他人认为该行动是得当的还是不得当的。社会规范反映的是对行为的集体感知（collective perceptions），协调博弈为识别这种社会集体的感知或判断提供了一种很好的内含激励的途径。

 

三、 实验设计

 

实验一：测试不同独裁者博弈中每一个行动的社会适当性

 

1.标准的独裁者实验(standard)：一个决策者开始收到10美元，另一个人收到0美元。决策者要决定给对方x，x∈[0，10]，x为整数。

 

2.欺负人的独裁者实验(bully)：决策者和另一个人一开始都收到5美元，决定给对方或者从对方拿y, y∈[0,5].

 

若用（a,b）表示最后的分配结果，那么两种情景下的选择集中的选项从结果看是完全相同的，从($10, $0)到 ($0, $10)，但是到达相同结果要采取的行动是不一样的，有些是给，有些是拿。在标准的实验中，除了($10, $0)之外，都是给钱给别人，但是在欺负人实验中，从($10, $0) 到 ($6, $4)都需要从对方手里拿钱。因此，尽管结果是一样的，在这两个选择集上的社会规范是不同的，可以猜测结果相同但包含从对方手里拿钱的选择会被认为是更不适当的。

 

3.其他学者用过的独裁者博弈的变形4-5个（(Lazear, Malmendier, and Weber 2012; List 2007;Dana, Cain, and Dawes 2006).）

 

将被试的选择转化为数值：“very socially inappropriate” 得-1分, “somewhat socially inappropriate” 得–1/3分“somewhat socially appropriate” 得1/3分，“very socially appropriate”得1分。

 

结果发现标准的和欺负人的实验中，相同的结果，但是一个是“拿”一个是“给”达到的，人们认为两种行为的得当程度存在明显差异，同样的结果，“给”被认为比“拿”的要得当。“拿”都是不得当的，拿得多不得当程度也只增加一点点。根据效用函数和行为适当度评价，可以得到如下行为预测：

 

行为预测1：在欺负人实验中，更多的人会选择公平的分配，即($5, $5)

 

行为预测2：在没有选择公平的分配($5,$5)的条件下，欺负人实验中更多的人选择利益最大化的的分配($10, $0)。

 

Bully情景中，含take的行动，评价的负数更大，所以显得公平分配的效用更高，更多人选择公平的分配。

 

实验二：用另一组被试做两种独裁者博弈实验（标准和欺负人）中的一种，并且对前面行为是否得当的评分实验不知情。

 

标准实验：双盲的独裁者实验，独裁者拿到一个黄色信封，外面写着“给你的钱”，里面装有10张一美元的纸币。另一些人则领到一个白色空信封，白色信封写着“给另外一个人的钱”。实验者讲完实验说明后将白色空信封收起，在门外等。独裁者一次一个走出教室，实验者会给一个白色信封给他，并让他将白色信封放到教室外面的顶部有一条缝的密封的小盒子中，独裁者可以私密地决定放多少到白色信封中，然后将白色信封投进这个盒子。全部投完后，接受者们排队从实验者处领取白色信封，实验者会大声说出每个信封中的钱的数量。

 

欺负人实验：与标准实验完全相同，只不过一开始每个人发到的信封中都有5张一美元的纸币。

 

实验2的结果如下图所示：

 

欺负人实验中更多人选择平分，在没有选择平分的条件下，bully情景中的独裁者会更多选择一分不留给对方。

 

作者用实验一中得到的行为得当评价N(ak )和实验2中的行为数据，并且假设金钱的效用是最简单的线性函数，即V(π(ak )) =βπ(ak )，因此u(ak ) = βπ(ak )+γ N(ak )。用条件logit模型估计出β和γ。据此可以进一步计算出2γ/β，该系数表示某个体愿意采取其他人认为非常适当的行为（N(ak )=1）、不愿意采取非常不适当的行为（N(ak )=-1）而愿意放弃的金钱数目。实验二中标准和欺负人实验的2γ/β分别为5.66和4.94。

 

作者还用估计出来的参数来计算出不同实验的预测值，发现预测值的特征基本与被试实际选择的分布相一致。作者也用Lazear, Malmendier, and Weber (2012)、List (2007)的历史数据进行了参数估计和预测，发现本文的模型能较好解释不同独裁者实验的结果，说明了在不同实验中，人们对于遵守社会规范的偏好是相当稳定的。

 

在分析List（2007）实验的评价数据时，可以看出，当存在“拿走”的选择时，一块钱都不给另外一人的得当程度有了明显的提升，从-0.8提升到了-0.2，并且任何分配小额金钱给另一人的选择的得当程度都有所提升。其实，该论文通过诱导出社会规范，指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即社会规范不是静态的，不是不变的，而是受到参考点的影响，而选择集扩大就会影响到参考点或者比较的点。增加了“拿”的选择，事实上告诉实验参与者，一分钱不给并不是最糟糕的。用一句英文来说：It could be even worse! 

 

本文引用的文献：

 

[1]Camerer, Colin F. (2003). Behavioral Game Theory. 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

[2]Bardsley, Nicholas (2008). “Dictator Game Giving: Altruism or Artefact.” ExperimentalEconomics, 11, 122–133.

[3]Levitt, Steven and John List (2007). “What Do LaboratoryExperimentsMeasuring Social [4]Preferences Tell Us About the Real World?” Journal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1, 153–174.

[5]List, John (2007).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Giving in Dictator Games.” Journalof Political Economy, 115, 482–494.

 

Abstract

 

We introduce an incentivized elicitation method for identifying social norms that uses simple coordination games. We demonstrate that concern for the norms we elicit and for money predict changes in behavior across several variants of the dictator game, including data from a novel experiment and from prior published laboratory studies, that are unaccounted for by most current theories of social preferences. Moreover, we find that the importance of social norm compliance and of monetary considerations is fairly constant across different experiments. This consistency allows prediction of treatment effects across experiments, and implies that subjects have a generally stable willingness to sacrifice money to take behaviors that are socially appropri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