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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发展与创新人群

文 | 华岳 
 
原文信息:Richard Florida. 2003. " Cities and the Creative Class" City and Community, 2(1): 3-19.
 
1 引言
 
首先给各位拜年,祝各位鸡年大吉!今天所推的这篇文章并非来自顶级期刊,但是Richard Florida这个名字相信对于研究城市经济学,尤其是研究创新城市与创新人群的学者来说不会陌生。本文是他的成名书"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的一个论文版概述,文章的结构安排略显松散,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去找原书来看,这本书在学界的评价不错,刚刚出了十周年纪念版。
 
2 地理不死,集聚为王
 
随着交通成本及通信成本的全面降低,"geography is dead"的观念一度十分流行,然而现实中我们并没有观察到人口大规模向乡村地区转移,而是依然集聚在城市中。同样,创新力最强的知识型和高科技产业也依然集聚在特定地点(硅谷,曼哈顿,好莱坞,研究三角区)。地理没有死,今天的经济增长更加依赖基于地点的集聚,而特定区域对经济,尤其是创新经济的吸引力还在不断增强。是否存在集聚是无需讨论的,重要的是集聚存在的原因,近十年来关于这方面的文献层出不穷,大多没有脱离经典的“投入品共享”“劳动力市场蓄水池”和“知识溢出”三大“集聚经济 (agglomeration economies)”效应。Florida在本文中强调了其中的“劳动力市场蓄水池”效应,即在城市中(或特定企业集聚的地点)存在一个更大的创新人才的“劳动力池”供企业挑选,从而降低创新成本。
 
3 社会资本,人力资本与创
 
社会资本研究领域的大牛Robert Putnam发现,美国社区中的人际联系正在变得越来越松散,一起打保龄球的少了,单独一个人打的多了(他写了本书就叫Bowling Alone), 参与投票的,去教堂的,加入工会的,当志愿者的,都少了。Putnam将这些现象视为社区中社会资本存量的下降,认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在减弱,这对于经济增长来说并非好事。而Florida认为,在现代社会,人们之间的联系从传统的“强联系”逐渐转变为“弱联系”是必然的趋势,“强联系”固然能带来社区内部的稳定,但天然具有排外的属性,其实不利于多元化与创新,反而是“弱联系”的社区对于外来者更加开放,更有利于创新资源和想法的引入。
 
相比于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对于区域经济增长的解释力更强,甚至被许多学者认为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因素。在“人才是关键”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对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和引入无疑是公共政策制定中极为重要的一环。而这就引出一个问题:“创新人才如何选择他们生活和工作的地点?”传统的“给钱就来”的观点并非是完美答案,Florida认为创新型人才身上所携带的不仅仅是人力资本,更有一种“创新资本 (creative capital)”,而正是这种“创新资本”使得他们并非仅仅追求一些物质上的东西,而更希望生活在创新氛围浓厚,多元化,包容度高,制度环境良好的地方。这些地方被称为“创新中心 (creative center)”,创新人才在这里能够充分证明和发挥自己的“创新性”。企业循着创新人才的脚步而来,创新人才也在这些地区设立企业,创新企业的进入和产生又吸引了更多创新人才来此集聚,循环往复,创新中心就此成为了一个个经济发展中的“明星”。
 
4 吸引创新人才的“3T”理论
 
作者认为,技术,才能和包容(Technology, Talent & Tolerance)是吸引创新人才的三大要素,缺一不可。“技术”指一个地区的创新型和高科技企业的集聚程度;“才能”指拥有学士或以上程度的学位者;“包容”指开放程度和多元化程度。作者具体列举了一些关于开放程度与多元化的实证研究,有学者利用“同性恋指数(Gay Index)”,发现一个地区同性恋人群的比例与高新企业的集聚之间有很高的正相关性。作者指出,同性恋人群向来受到极大歧视,融入主流社会特别之难,如果一个地区连同性恋都能包容,那么其他各式各样的人也能在此和谐共处。另一些研究基于“波西米亚人指数(Bohemian Index)”,这里的“波西米亚人”特指艺术创新群体(导演,音乐家,画家,雕塑家等)。研究发现“波西米亚人指数”与区域高科技产业集聚程度,以及就业和人口增长之间具有非常强的正相关性。
 
5 未来研究方向
 
作者在文章最后提出了一些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
 
1. 对“弱联系”社区的属性和功能的继续研究
 
2. 对具体驱动创新人群集聚的因素,以及组织如何更好激励创新人群的研究
 
3. 对“创新资本主义经济”所基于的社会结构,城市形式、结构与功能的研究
 
4. 对创新时代所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的研究,包括不断扩大的收入不平等,创新人群的心理健康问题等。
 
Abstract
 
Cities and regions have long captured the imagination of sociologists, economists, and urbanists. From Alfred Marshall to Robert Park and Jane Jacobs, cities have been seen as cauldrons of diversity and difference and as fonts for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Yet until recently, social scientists concerned with regional growth and development have focused mainly on the role of firms in cities, and particularly on how these firms make location decisions and to what extent they concentrate together in agglomerations or clusters. This short article summarizes recent advances in our thinking about cities and communities, and does so particularly in light of themes advanced in my recently published book, 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 which focuses on diversity and creativity as basic drivers of innovation and regional and national growth. This line of work further suggests the need for some conceptual refocusing and broadening to account for the location decisions of people as opposed to those of firms as sources of regional and national economic growth. In doing so, this article hopes to spur wider commentary and debate on the critical functions of cities and regions in 21st–century creative capit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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