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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信息：
Tanguy Bernard, Stefan Dercon, Kate Orkin, Giulio Schinaia, Alemayehu Seyoum Taffesse, The Future in Mind: Aspirations and Long-Term Outcomes in Rural Ethiopia,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ume 141, Issue 2, May 2026, Pages 1383–1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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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贫困究竟只是资源匮乏，还是也会限制一个人想象未来的能力？传统发展经济学强调信贷约束、风险、技术和市场机会。但长期生活在贫困中的人，可能还面临一种隐蔽约束：由于身边很少有人成功改善生活，这使穷人低估努力的回报，于是形成较低的愿景，并减少对生产、教育和资产的前瞻性投资。因此，“低愿景—低投入—低回报”本身也可能成为贫困陷阱的一部分。
本文提供了一项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长期随机实验，研究团队邀请部分农村家庭观看四部总长约一小时的纪录片，影片没有提供补贴、培训或新技术，只讲述与观众背景相似的普通农民如何通过设定目标、持续努力和调整生产方式改善生活。五年后，仅接受过这一次干预的家庭投入了更多劳动，增加了农业和子女教育投资，积累了更多耐用品，住房和食物保障也有所改善。更重要的是，他们对未来的愿景仍然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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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和样本特征
2.1研究背景
本研究实验地点位于埃塞俄比亚东部山区的多巴地区，距首都约380公里。当地交通闭塞，部分村庄需要骆驼运输才能到达，是该国较为贫困的地区之一。实验开始时，69%的家庭人均日消费低于1.90美元标准，只有4%的家庭拥有手机，没有任何家庭拥有电视，62%居民约一年看一次或从不观看电视节目。
2.2样本特征
作者从2007年人口普查名单中随机抽取64个村庄，并在附近找到16个放映场所，每个放映点周边选4个步行可达的村庄。主要分析样本包括这64个村庄中的1152户家庭和2112名个人。调查共进行三轮：初始调查（2010年9—11月）、中期追踪（2011年3—5月）和五年后长期调查（2015年12月—2016年1月）。户主报告家庭构成、资产、子女就学等信息，并与配偶分别提供愿景、偏好和储蓄等个人心理变量。
表I展示了基线时样本家庭的经济状况。这些家庭为小农，平均每户5.6人，主要收入来自种植和畜牧（含产品及牲畜销售），成年人平均每日投入5小时。家庭牲畜有限，人均资产为411美元，略高于一头牛的价值。生产工具人均24美元，仅23%的人有储蓄。教育水平低下，成年男性平均受教育3年，女性1年，仅16%的受访者父亲接受过教育。尽管小学免费，但仍有42%的7—15岁适龄儿童未入学。
2.3愿景测量
为了量化并比较不同受访者的愿景水平，研究使用已开发的愿景调查指标测量个人希望在一生中达到的收入、资产价值及最长子女的教育水平。表II显示，受访者普遍希望改善当前处境：样本家庭平均规模为5.6人，其希望达到的年收入约为2020年全国人均水平的1.5倍，希望达到的财富略低于该推算值；在子女教育方面，60%的受访者希望最长子女接受中学以上教育。进一步将愿景与个人预期（认为十年后能达到的水平）比较发现，所有领域中的预期均低于愿景：平均收入预期约为愿景的四分之一，平均财富预期约为愿景的三分之一，预期子女达到的教育水平也比愿景低一年。
03
实验设计
3.1随机分组
研究团队在每个村庄随机抽取18户家庭，并将其随机分为处理组、安慰剂组和村内控制组。处理组观看四部各15分钟的奥罗莫语纪录片，影片中的两男两女均为与受访者社会经济背景相似的普通农村居民。他们主要依靠辛勤劳动、设定目标、坚持计划和调整生产经营方式改善生活，其行动路径在当地具有可行性，但又不同于周围人的常规选择。影片旨在通过“可接近的榜样”促使观众重新审视自身愿景，而非传递新的生产技术。六个月后，52%的观众认为主人公起初比自己更贫困，73%认为其后来比自己更富裕。
为排除集体观看视频、接触外来人员等因素的影响，安慰剂组观看了时长相同、仅具娱乐性的农村喜剧，控制组则不参加放映，处理组和安慰剂组的依从率没有显著差异。样本平衡性总体良好，后续回归进行了控制了少数指标存在轻微差异。样本流失也十分有限，五年后仍追踪到96%的基线家庭和94%的基线受访者。此外，利用未处理村庄构造的纯控制组检验表明，没有大规模溢出效应的证据。
3.2模型设定
其中，表示村庄中家庭的家庭层面结果变量。如果家庭被邀请观看纪录片，则；如果家庭被邀请观看安慰剂影片，则。被省略的类别为村内控制组家庭。是村庄固定效应，是预先设定的基线控制变量向量，包括户主的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和所完成的最高年级。
对于愿景、时间使用、信念和偏好等分别在户主和配偶层面观察的变量，是个人层面结果变量，我们控制每个人的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和教育程度。这些结果的标准误在家庭层面，即随机分组单位上聚类。连续结果变量中高于第99百分位的观测被剔除。
04
结果
4.1观看纪录片五年后的影响
表III显示，观看榜样纪录片五年后，处理组家庭显著增加了劳动和农业投资：户主及配偶每天合计多工作约一小时，休闲时间相应减少；购买改良种子、化肥、饲料和兽医用品等现代农业投入品的概率均提高10个百分点，生产工具价值也显著增加。与此同时，处理组更多使用家庭劳动力、较少雇佣外部劳动力，但耕地面积和牲畜价值未出现显著变化。综合各项结果，处理组农业投资指数相对控制组和安慰剂组分别提高0.21和0.18个标准差，表明愿景干预持续增强了家庭从事生产活动和投资未来的意愿。
表IV显示，榜样纪录片显著促进了家庭对子女教育这一长期投资。五年后，处理组16至20岁子女的在校人数比控制组增加35%，每日在校时间增加约33分钟，完成小学教育的人数由控制组每户0.07人增至0.16人，接近翻倍；对于7至15岁儿童，入学人数没有显著变化，但在校和学习时间有所增加。此外，处理组教育支出比控制组高36%、比安慰剂组高30%。综合来看，处理组教育投资指数相对控制组和安慰剂组分别提高0.25和0.21个标准差，表明愿景干预推动家庭将更多资源投入子女教育。
表V显示，榜样纪录片在五年后改善了家庭的资产积累和部分生活水平指标，但没有显著提高当期食品及经常性非食品消费。处理组食物不足时间相对控制组减少0.33个月，耐用消费品价值提高29%，住房价值提高27%，拥有独立厕所的概率和生活满意度也有所上升。消费未增加可能是因为家庭继续将资源配置到耐用品、住房和生产性投资等未来用途。综合来看，处理组福利指数相对控制组和安慰剂组分别提高0.15和0.14个标准差，表明愿景干预带来了温和但持续的生活水平改善。
4.2影响机制
心理机制分析显示，榜样纪录片持续提高了家庭对未来的愿景和预期。干预五年后，处理组在收入、财富和子女教育方面的愿景指数相对控制组和安慰剂组提高0.12至0.15个标准差，预期也显著上升；安慰剂组没有长期变化，说明效应主要来自纪录片中的榜样内容，而非观看活动本身。愿景和预期在放映后及六个月时仅小幅上升，五年后效应更加明显，可能是因为家庭先尝试投资、观察回报，再逐步调高目标。总体而言，结果支持“榜样提高愿景，进而促进长期努力和投资”的作用机制。
为检验愿景以外的作用机制，作者进一步考察了时间与风险偏好、控制点与坚毅、信息传递和技术回报认知，以及实验者需求效应。结果显示，干预并未持续改变受访者的时间偏好、风险偏好或坚毅程度；内部控制点仅在六个月后短暂上升，五年后便回到基线水平，无法解释仍在持续的投资效应。处理组也没有更多采用视频提及的15项活动，对化肥回报的判断亦未改变，说明干预并非主要通过传播技术信息发挥作用。愿景变化仍是解释长期行为和投资变化的最合理路径。
最后，将农业投资、教育投资、福利以及愿景与预期综合指数全部合并为一个总体指数。表VII显示，接触视频中的榜样人物五年后，相对于安慰剂组，干预对结果产生0.26个标准差的显著正向效应；相对于控制组，效应为0.24个标准差。所有替代规格下结果稳健。
05
结论
本研究在埃塞俄比亚偏远贫困地区随机邀请家庭观看一小时的榜样纪录片，五年后，处理组在教育、生产活动和资产积累等面向未来的投资及部分生活水平指标上有持续性改善，且现有证据与愿景提升是主要心理机制的解释一致。该干预成本较低，规模化实施时仅耐用品增值带来的收益成本比就约为2∶1。
这项研究的价值，不是证明“励志片可以脱贫”，而是提醒我们：资源约束与心理约束可能相互强化。只提供资金或技术，却不改变人们对未来机会的理解，一些高回报投资仍可能无法发生；反过来，只提高愿景而不给真实机会，也可能制造挫败。
Abstract
Aspirations may condition the future-oriented choices of individuals and thus may play a role in the persistence of poverty or the effort to break out of it. We run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in remote, rural Ethiopia to explore this and evaluate an intervention that aims to change how poor people perceive their future opportunities, alter their aspirations, and through that, modify their investment decisions. A treatment group was shown video documentaries featuring individuals from similar communities who escaped poverty through their own efforts and who serve as relatable role models. Five years after the screening took place, the treated households had increased future-oriented investments in agriculture, children’s education, and assets. The results can be explained by an increase in aspirations in terms of lifetime goals. Overall, this research uniquely provides evidence that a light-touch behavioural intervention can have persistent economic impacts on a poor population.
推文作者：
李俊洁，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量经济学专业硕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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