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上一年学，能降低老年痴呆风险吗？-香樟经济学术圈的财新博客-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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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信息：

Barcellos, S. H., Carvalho, L., Langa, K., Nimmagadda, S., & Turley, P. (2025). Education and Dementia Risk. NBER Working Paper No. 33430.

引言

既有研究早已发现，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往往面临更高的老年认知衰退和痴呆风险。但这种相关关系并不容易解释为因果关系。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可能本身就来自社会经济条件更好的家庭；也可能拥有更好的儿童期营养、更安全的生活环境、更强的健康意识和更多医疗资源。甚至，某些影响教育成就的个体特征，也可能同时影响长期健康状况。换言之，仅仅观察到“教育程度高的人更少患痴呆”，并不能说明教育本身发挥了保护作用。

教育是否能够因果性地降低阿尔茨海默病及相关痴呆症风险？为了回答这一问题，作者利用了英国1972年的一项义务教育改革。该改革将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学生的最低离校年龄从15岁提高到16岁。由于改革只影响1957年9月1日及以后出生的学生，出生日期刚好位于这一临界点前后的个体，在其他方面较为相似，却面临不同的受教育年限要求。作者据此构造断点回归设计，考察额外教育对晚年痴呆风险的影响。

研究背景

阿尔茨海默病及相关痴呆症是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越来越重要的公共健康问题。痴呆不仅会造成患者记忆、认知和生活能力下降，也会给家庭照护、医疗支出和长期护理体系带来沉重负担。随着预期寿命延长，如何预防或延缓痴呆发生，已经成为健康经济学、老龄经济学和公共政策研究共同关注的问题。

教育被认为是可能影响痴呆风险的重要因素。一个常见解释是“认知储备”假说：教育可以提升个体的认知能力和大脑应对损伤的能力，使其在面对老年期病理变化时更能维持功能。除此之外，教育还可能通过收入、职业、健康行为、慢性病管理和医疗利用等渠道影响晚年认知健康。

然而，教育与痴呆之间的因果识别并不容易。首先，教育并非随机分配。儿童期家庭背景、父母教育水平、社会经济地位、早期健康状况等，都可能同时影响受教育年限和老年健康。其次，痴呆的测量本身也存在困难。痴呆发展过程缓慢，早期症状不易识别，且调查数据中存在样本流失问题：认知功能严重下降的个体更可能退出调查，死亡也会造成选择性观察。

为克服这些问题，本文结合自然实验与行政健康记录。作者使用UK Biobank数据，并通过医院记录、死亡登记和医疗史识别阿尔茨海默病及相关痴呆症，从而降低单纯依赖问卷调查可能带来的测量偏误和选择性流失问题。

制度冲击

本文的识别策略来自英国1972年的Raising of School-Leaving Age改革。改革前，学生可以在15岁离开学校；改革后，最低离校年龄提高到16岁。关键在于，该政策以出生日期为界：1957年9月1日及以后出生的学生受到新政策约束，而在此之前出生的学生仍适用旧规则。

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适合断点回归设计的政策环境。出生在1957年8月底和1957年9月初的人，年龄几乎相同，宏观环境、成长背景和生命周期位置也高度接近；但由于政策规则差异，后者被要求在学校多待一年。因此，若在这个出生日期临界点附近观察到受教育年限和晚年痴呆风险的跳跃变化，就可以将其解释为义务教育改革带来的因果影响。

作者首先检验该改革是否确实改变了受教育年限。结果显示，出生在临界点之后的个体，离校年龄平均提高约0.14年。虽然这个变化看起来不大，但它反映的是政策对整个临界点附近群体的平均影响。对于原本可能在15岁离校的人来说，改革带来的约束更为直接。

同时，作者还检查了临界点两侧个体父母的痴呆发生情况。结果显示，出生在临界点前后个体的父母痴呆风险并不存在明显跳跃。这一点有助于说明，临界点两侧人群在家庭遗传和背景因素上具有可比性，断点设计具有较强可信度。

研究结果

本文的得出结论：义务教育改革降低了阿尔茨海默病及相关痴呆症的累积发生率。

从图2看，1957年9月1日之后出生、受到改革影响的群体，在2022年12月时的痴呆累积发生率出现明显下降。当时，临界点附近出生的人约65岁。也就是说，在同一年龄附近，接受额外教育约束的群体，被诊断为ADRD的概率更低。

回归结果进一步支持这一发现。作者估计，改革使个体平均多留校约0.14年，同时使ADRD累积发生率下降约0.2个百分点。进一步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将“是否出生在政策临界点之后”作为受教育年限的工具变量，结果显示：多留校一年使ADRD累积发生率下降约1个百分点。作者也指出，这一点估计值可能偏大；但其95%置信区间仍然排除了低于0.23个百分点的下降幅度。换言之，即便采取更保守的解释，额外教育对降低痴呆发生风险仍具有实质意义。

除了是否患病，作者还进一步考察教育是否影响痴呆的发病时间。生存分析结果表明，额外教育可能推迟ADRD的发生。对于痴呆这类老年疾病而言，推迟发病本身就具有重要福利含义。即使最终无法完全避免疾病发生，延缓认知衰退也意味着更长的独立生活时间、更少的照护负担和更高的晚年生活质量。

遗传风险与社会政策

阿尔茨海默病及相关痴呆症具有较强的遗传基础。通常而言，遗传风险被视为个体出生时已经给定的因素。但这并不意味着遗传风险的后果完全不可改变。一个人的遗传易感性是否最终转化为疾病，可能受到生活环境、行为方式和社会政策的影响。

作者利用UK Biobank中的基因数据，构造了ADRD多基因指数，并将样本分为遗传风险较低和较高的两组。结果显示，义务教育改革对两组的教育影响相似：无论遗传风险高低，改革都提高了留校至16岁的概率。但在ADRD发生率上，教育的保护作用主要集中在遗传风险较高的人群中。换言之，教育似乎削弱了遗传风险与痴呆发生之间的联系。

这一发现具有重要政策含义。它说明，遗传风险虽然在出生时已经确定，但其健康后果并非完全固定。教育这样的社会政策，有可能改变个体面对遗传风险时的生命轨迹。

机制分析

结论

教育政策的后果可能远超劳动力市场和收入分配。多接受一年教育，可能影响一个人在几十年后的认知健康，甚至改变遗传风险与疾病发生之间的关系。

从更广义的公共政策视角看，健康并不只由医疗系统决定。儿童期和青少年期的教育机会、家庭环境、收入流动和社会保障，都会在生命周期中不断累积，并最终反映在老年健康和照护需求上。对于人口老龄化日益加深的社会而言，预防痴呆和延缓认知衰退，不能只依赖老年期的医疗和照护干预。更早期的教育投入，也可能是一种长期健康投资。

本文也提醒我们，在讨论教育收益时，不能只关注工资回报、就业机会和人力资本积累。教育还可能通过塑造认知储备、健康行为和社会经济轨迹，影响个体的整个生命历程。某种意义上，教室里的多一年，可能对应着几十年后的更健康老年。

对于公共政策而言，这正是教育最容易被低估的地方：它的收益往往发生得很晚，却可能持续得很久。

Abstract

There is little causal evidence on factors that can protect individuals against Alzheimer’s Disease and Related Dementias (ADRD) risk. We study the causal effect of education on ADRD, exploiting a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generated by a compulsory schooling reform. ADRD was ascertained based on medical history, hospital records, and death registries, addressing concerns about selective sample attrition. We find that education reduces incidence of ADRD and may delay its onset. Using molecular genetic data, we show that the reform weake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netics and ADRD incidence, implying this genetic risk is not immutable and can be modified by social policy.

推文作者：

王曼玉学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方向：卫生经济学健康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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