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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Ahn, J., Choi, J., & Chung, S. (2025). Labor market rigidity at home an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flexible production reallocation abroad.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76, 103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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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s, GVCs）的快速发展深刻改变了国际贸易和生产模式。跨国公司（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MNCs）通过在全球范围内配置生产任务，实现了成本优化和效率提升。然而，这种灵活性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政策挑战：当一国政府加强劳动力市场管制（如提高最低工资）时，跨国公司是否会通过调整海外生产网络来规避国内成本上升的影响？

这篇文章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该研究以韩国为例，分析了2017年韩国劳动政策突变（如大幅提高最低工资）如何影响跨国公司的雇佣决策。研究发现，面对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韩国跨国公司减少了本土就业，并将生产任务重新分配到海外子公司，尤其是低工资国家。这一现象不仅揭示了劳动力政策与全球生产网络之间的复杂互动，也对政策制定者提出了新的挑战。

1. 2017年韩国的劳动政策改革

2017年，韩国经历了一场政治动荡——时任总统朴槿惠因丑闻被弹劾，文在寅迅速接任。新政府上台后，推行了一系列强化劳动力市场管制的政策，主要包括：（1）大幅提高最低工资：2018年和2019年，韩国最低工资分别上涨16.4%和10.9%，两年累计涨幅接近30%。（2）缩短法定工作时间：每周最长工作时间从68小时降至52小时。

这些政策旨在改善劳动者福利，但也显著提高了企业的用工成本。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政策变化是突如其来的，企业并未提前做好应对准备，因此可以视为一次“自然实验”，为研究劳动力政策对企业行为的影响提供了理想条件。

2. 跨国公司的独特应对方式

传统观点认为，大企业（如跨国公司）由于薪资水平较高，受最低工资政策的影响较小。然而，在全球化生产的背景下，跨国公司拥有灵活的海外生产网络，可以通过调整国内外生产任务的分配来应对成本冲击。

例如，如果韩国的最低工资上涨导致本土生产成本增加，跨国公司可能会：减少本土雇佣，尤其是低技能岗位；将生产任务转移到工资更低的国家（如越南、中国等）；增加从海外子公司的进口（即公司内贸易）。

这篇论文的核心问题就是：韩国的劳动力政策改革是否真的触发了这种“生产任务再分配”机制？

1. 数据来源

研究使用了韩国统计厅（Statistics Korea）的《企业经营活动调查》（Survey of Business Activities, SBA）数据，涵盖2013-2019年期间约13,000家韩国企业，其中包括：（1）跨国公司（MNCs）：在2013-2016年间至少拥有一家海外子公司的企业（约占制造业企业的33%）；（2）非跨国公司（Non-MNCs）：无海外子公司的企业。

数据包含企业的就业、资本存量、销售额、进出口等详细信息，并能识别每家企业的海外子公司所在地。

2. 关键变量

因变量：本土就业人数（对数）；企业增加值（衡量本土生产规模）；公司内进口占比（衡量生产任务转移）。

核心解释变量：MNC×Post：区分跨国公司（MNC）与非跨国公司（Non-MNC），并捕捉政策改革后的效应（Post=2017-2019年）。

3. 分析方法

研究采用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ID），比较政策改革前后跨国公司与非跨国公司的就业变化。此外，还进行了事件研究分析（Event Study）和倾向得分匹配（PSM），以增强结果的可靠性。

研究发现，政策改革后，跨国公司的本土就业显著减少，而非跨国公司未受明显影响。具体来看：2017年，跨国公司就业下降1.0%；2018年，降幅扩大至3.4%；2019年，进一步降至4.1%。

相比之下，非跨国公司的就业基本保持稳定。这一结果表明，跨国公司确实通过调整全球生产网络来应对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

上图显示：发现明显的差异性趋势，因为两个组别在2016年前的就业增长趋势较为一致。此外，不利的劳动成本冲击效应呈现出随时间增强的趋势：在2017年7月最低工资调整政策公布后，就业立即下降2%；在2018年（文在寅政府上任后的首个完整年份），就业下降了4.5%；2019年进一步下降至5.3%。

2. 生产任务向低工资国家转移

进一步分析发现，跨国公司的就业下降主要集中在那些海外子公司位于低工资国家（如中国、越南等）的企业（表6）：

上表显示：在中国有子公司的企业，就业下降3.6%；在越南有子公司的企业，就业下降6.2%；而在高工资国家（如美国、日本）有子公司的企业，就业未受显著影响。

这一模式与“成本驱动型生产转移”的假设一致：当本土劳动力成本上升时，跨国公司更倾向于将生产任务转移到工资更低的国家。

3. 公司内进口增加

研究还发现，跨国公司从海外子公司的进口占比显著上升（表9），尤其是在那些：海外子公司位于低工资国家的企业；受最低工资冲击更大的企业（即原本薪资较低的企业）。

这表明，跨国公司不仅减少了本土生产，还通过增加从海外子公司采购中间品来替代本土生产。

4. 排除其他解释

为了验证生产再分配机制，研究排除了几种替代解释：

外需冲击：出口企业的就业未受明显影响，说明就业变化并非由全球需求下滑驱动（表12）。

1. 主要发现

跨国公司通过海外生产网络规避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本土就业减少；生产任务主要流向低工资国家（如中国、越南），尤其是那些与母公司生产类似产品的子公司；公司内贸易增加，表明跨国公司通过内部供应链调整来优化成本。

2. 政策启示

劳动力政策需考虑全球生产网络的影响：提高最低工资可能 unintendedly 导致就业外流，而非单纯改善工人福利；加强技能培训：政策制定者需配套推出职业培训计划，帮助劳动者适应产业结构调整；国际政策协调：单一国家的劳动力政策可能被跨国公司的灵活调整所抵消，需加强国际合作以避免“逐底竞争”。

3. 研究意义

这项研究不仅揭示了跨国公司如何应对国内政策变化，也为理解全球化时代的劳动力市场提供了新视角。在全球化生产日益普遍的今天，政策制定者需要更加关注跨国公司的行为逻辑，以确保政策目标的实现。

推文作者：余毅翔，安徽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