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信息：Rabaté, Simon, Egbert Jongen, and Tilbe Atav. 2024. "Increasing the Retirement Age: Policy Effects and Underlying Mechanisms."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Policy, 16 (1): 25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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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由于人口老龄化和生育率下降，公共财政的可持续性是许多国家关注的主要问题。为了减轻对养老金制度造成的财政压力，许多国家实施了延长实际退休年龄的改革。最显著的是提前退休的最低资格年龄和个人领取全额养老金资格的年龄（法定退休年龄，以下简称SRA）的变化，这被认为是延长老年职工工作年限的有效手段。提前退休年龄（ERA）或SRA的提高对公共财政的影响取决于它如何影响劳动市场的结果。一方面，除了退休福利的直接节省外，政府还可以从超过退休年龄继续就业的额外税收收入中受益。另一方面，政府可能会花更多的钱在其他类型的社会保险上，如失业保险(UI)和残疾保险(DI)，这可能是退休的“替代途径”。

本文使用断点回归模型来识别荷兰法定退休年龄（SRA）改革的机械和行为效应，改革导致SRA从2012年的65岁逐步增加到2019年的66岁零4个月。研究发现：首先，新旧SRA就业率(+21个百分点)和社会保险参与率(+22个百分点，特别是DI)产生了实质性影响。其次，未发现在旧SRA之前存在上游效应或在新SRA之后存在下游效应的证据，新旧SRA之间对社会保险的替代几乎完全是机械的。此外，考虑对平均效应的影响，SRA每增加一个月，平均退休年龄就会增加约0.2个月。进一步表明，机械模型（mechanical model）有助于理解1950年之前出生的队列产生较小效应的原因。最后，关于决定荷兰SRA退休聚集的基本机制，发现与自雇人员相比，雇员的退休聚集现象多出三倍，这与荷兰就业保护和自动终止工作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一致。

制度背景与潜在改革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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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荷兰养老金制度及其改革

荷兰的养老金制度由三大支柱组成，这三大支柱共同允许工人在退休前积累相当于其平均工资总额的70%的养老金权益。第一个支柱是现收现付的老年养老金福利(AOW)， 个人在荷兰居住期间，每年累积全额第一支柱养老金的2%(最高可达全额养老金的100%)。福利与社会最低工资挂钩，也取决于伴侣关系(退休单身人士获得最低工资标准的70%，退休夫妇获得最低标准的100%)。个人一旦达到出生队列特定的AOW年龄或SRA，就开始领取第一支柱养老金,而提前退休则不能领取。此外，对于大多数雇员来说，由于雇佣合同依法终止，他们在法定退休年龄时必须强制退休。当个人工作者希望在法定退休年龄之后继续工作时，雇主和工作者必须起草一份新的合同。第二个支柱包括公司和特定部门的养老金计划，是对第一支柱的补充。其取决于个人的工资收入和部门提供的养老金安排。雇员和雇主每月向各自公司或行业的养老基金支付保费。个人可以决定在SRA之前(或之后)退休，并通过精算公平地减少(增加)每月福利，提前提供部分第二支柱养老金福利。第三个支柱是个人退休储蓄。个人可以通过个人储蓄或人寿保险计划，每年免税积累预期退休期间平均工资收入的1.875%。在40年的工作年限中，这相当于平均工资收入的75%。

1957年荷兰引入第一支柱养老金时，SRA被设定为65岁，这一直延续到2012年。2011年，面对长期无法持续的公共财政，荷兰政府采取了一项改革方案，其中包括从2013年起增加SRA。2012年，这项改革进行了修订，允许SRA从2015年起以更快的速度增长。不同出生队列受到延迟退休的影响如图所示：

个人也可以在SRA之前通过所谓的替代途径退出劳动力，最重要的是失业保险（UI）和残疾保险(DI),SRA的变化可能导致对社会保险计划的替代增加。失业者如果没有主动辞职，并且在过去36周内至少工作了26周，就有权获得失业救济金。个体获得的救济金数额是基于之前的工资收入。2006年，失业救济金的最长期限首次从5年削减至3年零2个月。随后，在2016年至2019年期间，期限进一步缩短至2年。这将减少失业救济金中的个体比例，也可能增加就业。这项改革对SRA分析中的治疗组和对照组影响相似，因此对本研究的影响有限。个人也可以通过残疾保险退出劳动力市场。当一个人完全或永久残疾时，有资格获得之前工资的75%的保险。相关重大改革是在2006年，对完全和永久残疾者以及部分或暂时残疾者进行了区分，使得该制度变得更加严格。同样，改革以几乎相同的方式影响了实验组和对照组，因此不会影响SRA改革的结果。

（二）SRA改革的机械和行为效应

在考虑改革的效果时，作者把估计的处理效应与一个简单的“机械”模型预测的处理效应进行比较，具体而言，在这个机械模型中，预测个体简单地维持在旧SRA之前所处的状态更长时间，并且在旧SRA之前或新SRA之后不存在任何处理效应。实际的处理效应可能会因为行为反应而与这些机械效应有所不同。

图2展示了机械模型对就业率的假设预测，以及它与一组假设的估计处理效应之间的关系。这些估计可能包括控制组的旧SRA之前的上游（或水平）效应，处理组的新SRA之后的下游效应，以及旧SRA和新SRA之间的积极替代效应。考虑两个1951年出生的队列的假设结果，对照组出生在1951年1月，SRA为65岁零6个月；处理组出生在1951年12月，SRA为65岁零9个月。图A展示了每个群体就业率的一系列假设结果，黑色实线是1951年1月出生的对照组观察到的就业率，可以看到就业率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之前出现下降（例如由于健康状况恶化），然后在法定退休年龄处急剧下降，之后则呈现更为缓慢的下降。黑线虚线给出了1951年12月出生的人群如果与1951年1月出生的对照组具有相同SRA时的反事实就业率情况，在旧SRA之前和旧SRA之后表现出一致的队列效应，而在SRA之后的队列效应小于SRA之前的效应。

同时，图A也有1951年12月出生的人在新SRA下的两个假设的就业率情况:(i)机械(绿虚线)和(ii)观察(红虚线)，图B给出了这两组处理效应。实际观察到的轮廓可能会偏离这个简单的机械模型，在旧的SRA年龄之前，就业率上升，在新的SRA年龄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就业率也保持在较高水平。这可能是养老金财富减少后的财富效应造成的，或由于工作年限延长而增加人力资本投资。而在新旧SRA年龄之间，就业率实际上可能低于机械模型的预测，因为个人积极地从就业转向退休的替代途径，如UI或DI，导致新旧SRA之间的处理效应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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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和实证策略

（一）数据来源

作者使用2007-2020年期间荷兰老年人口的行政数据，对年龄在57岁至67岁之间的全体人口进行了月度调查，重点关注1947年1月至1953年12月出生的人群，样本中大约有140万人。主要结果变量是个体可能出现在劳动力市场内、在市场上以及脱离市场的不同状态。具体来说，个体根据其主要收入来源进行分类，例如工资收入（雇员）和利润收入（自雇）（共同构成就业状态）、残疾保险金（DI benefits）、失业救济金（UI benefits）、福利金、养老金、其他福利金，或无收入（通常是夫妇中的女性）。人口统计变量包括出生月份(选择个体进入对照组和实验组)、性别(男性/女性)、移民背景(有/没有)和家庭类型(单身/夫妻)，60岁以上个人的就业部门(公共/私营)信息。

（二）实证策略

为了衡量改革对就业和其他结果的因果效应，利用基于队列的改革来进行断点回归设计。模型形式如下：

其中yi是个体i的给定劳动力市场结果，j是改革产生的SRA的给定不连续增长。Zi是个人的出生月份，cj是第一个受到改革影响的队列j的截止点，j是受改革影响的第一个群体。

f()是驱动变量Zi-cj的函数，它表示个体i的出生月份与截止点之间的月距离。对于距离变量大于等于0的值，Ti取1，表示处理组的个体，Xi是个体层面控制变量的向量，ϵi表示误差项。

对每个月年龄t分别估计改革对劳动力状况的影响：

其中t表示为与上一个SRA的距离，例如，考虑SRA从65.5增加到65.75，当个人年龄为65.5时等于0。预计在受改革影响的年龄，βj对就业是正的，对退休是负的，当没有上游或下游影响时，其他年龄不应表现出任何不连续性。使用f(⋅)函数的二阶多项式估计方程(2)。

RD方法的一个识别假设是，除了SRA之外，截止点周围的个体在所有维度上都是相似的。实际上，观察到在荷兰以外出生的人在整数上出现了一些峰值，这是由于在缺少出生日期信息时，注册时的行政决定所致，为了不影响估计，从主要样本中移除了移民。同时验证了与SRA增加无关的可观测特征，从截断点的两侧看是相似的，没有观察到不连续，例如，社会人口统计特征（性别、家庭类型、移民背景和劳动力状况，所有这些特征均在58岁时测量）。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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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结果

图5给出了改革效果和识别策略有效性的证据，该图显示了旧SRA后一个月内劳动市场中处于不同状态的个体的平均份额。每个面板显示了这些份额在SRA跃升的出生队列中出现了巨大变化，而在截断点的两侧则呈现相对平稳的模式，与改革对劳动市场结果的直接影响相一致。事实上，观察到退休个体的份额大幅下降，而其他劳动市场状态的份额显著增加。

表2给出了相应的估计结果。结果表明，退休人员的比例将急剧下降59.5%。就业率将增加21.2个百分点。享受残疾保险、失业保险、福利和其他福利的个人比例分别增加了12.7、3.8、2.4和3.1个百分点。总的来说，个人享受社会保险福利的比例增加了22.0个百分点(占退休比例下降的37%)。

接下来，考虑可能存在的上游和下游效应。具体来说，考虑从控制队列SRA之前36个月到之后12个月的每个月的RD估计。图7展示了每个劳动市场状态的RD估计结果集合。

在对照组(旧)SRA之前的几个月，以及在处理组(新)SRA之后的几个月，系数较小或者不显著。这一几乎没有上游效应的发现与在类似环境下发现的结果是一致的，一种解释可能是，只衡量了改革的短期效应，而退休距离背后的机制只有在长期内才对年轻人有影响。然而，一些研究已表明，从长远来看上游效应并不明显。
 

如上所述，SRA改革导致对照队列的SRA与处理队列的SRA之间的社会保险计划的大量替代。这些替代效应是两种效应的总和:(i)机械替代，因为人们在SRA之前的状态或老龄化状态中停留的时间更长;(ii)主动替代，即个人在SRA增加后主动从就业转向失业保险或残疾保险。为了研究机械替代与主动替代，将估计的治疗效果与简单机械模型的预测结果进行了比较。为了获得机械模型中的治疗效果，使用(反向)线性外推法，从处理队列的SRA以外的年龄中减去不同劳动力市场状态下其反事实份额。表3的最后一行的结果表明，机械模型很好地预测了估计的处理效果，这表明对照队列的SRA和处理队列的SRA之间主动替代到其他社会保险计划(非常)有限。

替代效应使得SRA改革对政府支出和收入产生了重要影响。为了确定对政府预算的总体影响，首先使用每个人不同收入来源的月总收入数据来估计公式(2)。结果如表4所示。政府在第一支柱养老金总额上平均每人节省了874欧元。此外，工资和利润收入平均每人增加682欧元。假设这些额外的工资和利润的边际税率为45%，那么所得税收入平均每人增加307欧元。然而，失业保险金、残疾保险金、社会救助和其他类型的社会保险支出平均分别增加了99欧元、285欧元、24欧元和24欧元。总体而言，平均每人的社会保险金支出增加了432欧元（占一级基本养老金支出节省的49％）。假设对这些社会保险金支出变化的边际税率为45％，政府也将在净福利支付上节省（1-0.45）⋅(874-432) = 243欧元。因此，政府每人每月平均净财政收益为307+243=550欧元。

（二）对平均退休年龄的影响

在对改革对老年人影响的一些假设下，可以使用特定年龄的就业估计来计算改革对平均退休年龄的影响。当以就业为结果时，改革对平均退休年龄的影响可以计算为系数之和。这一结果背后的直觉是：RD估计可以被解释为由SRA变化引起的退休年龄累积分布的差异，从中可以推断出对就业率的影响。结果发现SRA增加3个月导致平均退休年龄增加0.61个月，如图8的A面板所示。这对应于平均退休年龄对SRA增加的弹性为0.21。将结果与对平均退休年龄影响的直接RD估计进行了比较，发现与使用就业率的RD估计获得的结果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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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政策效应的关键决定因素

通过比较受这些渠道影响程度不同的老年人的退休率，来考虑荷兰在SRA处出现聚集现象的潜在渠道。

一是预算集中的拐点。第二支柱养老金可以占总养老金的很大一部分。因此，第二支柱养老金中的拐点可能是集中现象的重要推动因素。为了测试这一渠道是否重要，将重点放在医疗保健行业，因为在这个行业没有经济激励使人恰好在法定退休年龄退休。因此，如果集中现象主要是由第二支柱养老金中的财务激励所驱动，将不会在卫生保健部门观察到。图11 A面板比较了在卫生保健部门工作的个体的年龄退休率与其他行业工作的个体的退休率。结果表明两组之间的没有任何差异，这表明第二支柱养老金中的突变点并非是在法定退休年龄处出现集中的主要驱动因素。

二是信贷约束。由于个人不能以第一支柱养老金作为抵押借款，他们可能会在消费方面受到限制，并可能被迫工作直到获得第一支柱养老金，这将在SRA产生群聚。图11面板B然后比较了最低和最高财富四分位数的个人的退休率。财富相对较低的个人在SRA上的退休率更高。然而，对于财富相对较高的个人来说，退休率也很高，这表明信贷约束只是解释的一部分。

三是需求侧的因素。需求侧因素可能在荷兰SRA处的大量集中现象中发挥关键作用。有证据表明，在养老金制度关键年龄的就业保护变化可能是集中现象的重要推动因素。荷兰的工资水平相对较高，特别是荷兰老年人的工资与年轻人的工资之比在OECD国家中尤为突出。在SRA处，就业保护结束，因此在那里存在重要的断点。此外，超过90％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规定在SRA处强制性退休。当工人希望继续工作超过SRA时，雇主必须根据新条件起草新合同，而交易成本成为继续就业的另一个障碍。

在图11面板c中，通过比较工资收入者的退休率和自雇者的退休率(由他们60岁时的收入状况定义)来识别需求侧因素的重要性。由于就业保护不包括自雇者，预计自雇者的聚集程度会更小。结果表明工资者的风险率是自雇者的三倍，这表明严格的就业保护和强制退休的结合可能是荷兰SRA聚集的一个驱动因素。

四是规范。考虑的最后一个机制是规范和框架效应，这在SRA处退休集中现象中也可能发挥重要作用。观察到的个体经营者的剩余聚集表明，规范效应确实也很重要。上述需求侧效应确实可以是雇主驱动的退休效应和工作场所规范效应的混合。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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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使用断点回归设计研究荷兰法定退休年龄的增加对老年人就业和社会保险利用的影响。研究发现，改革使新旧退休年龄之间的退休人口比例降低了60个百分点。这些人中有近三分之一(21个百分点)就业，而也有近三分之一(22个百分点)参加社会保险(特别是残疾保险)。几乎没有发现在旧SRA之前有上游效应或在新SRA之后有下游效应的证据。进一步表明，在考虑到社会保险替代之后，改革为荷兰政府带来了大量储蓄。

延迟退休政策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与老龄工人就业的其他决定因素的相互作用，例如，包括入职条件和失业保险和残障保险的慷慨程度。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结果可能只在某个特定年龄之前成立。尽管个人的预期寿命在增加，但过了某一点后，个人可能由于诸如与健康有关的原因而无法工作。

推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2023级数量经济学硕士李俊洁

 Abstract 

We study the effects of increasing the statutory retirement age (SRA)in the Netherlands, using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 and administrative data on the universe of the population. We find clear and large employment effects of the reform. A simple model in which individuals stay longer in their pre-SRA labor market state predicts the treatment effects well. The employment level before the SRA and the retirement hazard at the SRA are the key determinants of the effects of the policy change. Exploring potential explanations for the high hazard rate observed in the Netherlands, our results point to an important role for employers’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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