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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信息：Catherine Haeck, Jean-William Laliberté. (2024). Careers and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Forthco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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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父母将他们的职业“传递”给他们的孩子，是一个常见的现象（Laband 和 Lentz，1983；Long 和 Ferrie，2013；Doepke 和 Zilibotti，2017；Lo Bello 和 Morchio，2022），现实生活中：高收入家庭的孩子确实聚集在高薪职业中。基于加拿大的职业选择和代际隔离数据，作者从孩子是否与父母职业相同的角度，调查造成不同家庭的孩子收入不平等的代际成因。作者发现：

（1）父母收入越高，孩子越可能继承父母的职业。作者发现：53%的医生，其父母本身就是社会收入最高的前五分之一，而只有6%的医生，其父母来自收入最低的后五分之一。相比之下，10%的清洁工的父母来自收入最高的前五分之一，28%的清洁工，其父母都来自收入最低的后五分之一。

（2）如果父母和孩子在相同职业，父母的收入层次和孩子的收入层次高度相关。因为大部分收入的差距，主要发生在同一个职业的不同等级或者不同岗位。如果爸妈和孩子是相同职业，爸妈的收入水平可以解释三分之一其孩子的收入水平。这种现象在男性更明显，因为低收入群体的高向上流动性职业，男性准入门槛低于女性。换句话说，穷人男性更容易“逆袭”暴富。

（3）“职业跟随”现象，即继承家业，对孩子总收入的解释性有限。尽管管道工的孩子成为管道工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30倍，但金融分析师的孩子成为金融分析师的可能性大约只是其他人的4倍，而这两个职业的孩子的数目大致相同。只有一小部分——大约10%的代际收入排名关系可以通过“职业跟随”这种职业传递模式来解释。也就是说，跟随父母的职业，孩子收入确实会提高，但只在部分职业是显著的。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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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数据来自于加拿大统计局的代际收入数据库（IID）和加拿大人口普查数据，以及去标识化的加拿大人口普查微观数据。数据时间跨度为1978年到2016年，剔除18岁以下的加拿大人，涵盖了1963年到1985年出生的加拿大人以及他们的父母。

最后匹配的数据集中，由于匹配成员必须满足

（1）至少和一波人口普查匹配；

（2）其父母至少和一波人口普查匹配。

因此，在图A1中，作者为不同的样本绘制了儿童收入排名与父母收入排名的平均值，保证样本选择的稳健。可以看到，原始IID人群中的排名-排名斜率是0.227，进行人口普查匹配的儿童样本中是0.233，作者的主要分析样本中是0.239，匹配稳健。

IID这个数据集包括了家庭中每个人的各种收入指标。所以作者使用加拿大税务局定义的所有来源的总个人收入，公式是：

总个人收入=工资+利息和投资收入+自营职业净收入+应税资本收益/损失+股息以及福利

作者使用消费者价格指数将所有金额转换为2016年的加拿大元。为了最大化样本量，作者还将儿童的收入定义为27至31岁之间5年内的平均税前总收入。将父母和孩子的平均值取5年的平均值可以减少临时收入冲击的影响（Deutscher 和 Mazumder，2020）。

作者定义：

父母收入 = 孩子15至19岁时5年内的平均总家庭收入（两位父母收入的总和）

父母收入测量了在孩子青少年时期可用的货币资源，这是做出可能受父母财务资源影响的重要教育投资决策的时期。而且，即使使用孩子10至19岁或父母40至49岁或45至54岁时测量的父母收入，并不会显著影响作者的结果。

进一步的，作者将平均收入转换为父母和儿童的百分位排名，这个百分位数是基于原始IID人群中的国家收入分布，并且是为每个儿童出生队列单独计算的。

数据集中，有500个职业代码，对于那些填写了人口普查但没有职业的人，他们被分配到“无职业”类别（大概在样本中约6%）。数据集中还有关于高等教育证书、文凭或学位的主要学科或学习领域的信息。作者根据教学计划分类（CIP）进行专业分类。只有那些接受过一些高等教育的个体才会观察到专业：样本中34%的成员没有报告学习专业，并且被分配到“无专业”类别。以下是分类后的描述性统计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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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选择与代际流动性的关系

3.1 职业隔离

作者绘制了所选儿童职业的父母收入分布图，估计父母收入的高薪与否的分布，图1展示了以下分布，可以看到：有12.4%的医生成长在父母收入分布前2%的家庭中。总体上，大多数（53%）的医生的父母在收入分布都在最高的五分位数，医科学生不成比例地来自高社会经济地位背景（Dhalla等人，2002）。低薪职业如厨师和美发师的工人不成比例地来自低收入家庭，但底部分布的集中度不够极端。

为了检查所有500个职业的隔离模式，作者计算了每个职业的赫芬达尔-赫希曼集中指数（HHIo），如果职业o中的孩子在父母收入百分位数上均匀分布，那么HHI = 0.01。如果所有职业o中的孩子都来自单一的父母收入百分位数，那么HHI = 1。在作者的样本中，平均孩子处于HHI为0.0111的职业。最小值是0.0101，最大值是0.0457。图A3展示了HHI和职业回报率（以收入百分位数表示）的对比，可以看到，高薪职业和父母的收入水平相关性很大。

3.2 职业回报与收入流动性

作者用以下公式测量职业对收入代际差距的影响：

其中，yio是孩子i在职业o中的收入排名，xi是他们父母的收入排名。作者在估计样本中将职业固定效应δo标准化为零。孩子平均收入排名可以分解为反映职业内收入传递的组成部分（βp）和捕捉按父母收入排名职业隔离的组成部分（Δp）：

这里是职业o中属于组p的孩子的平均收入排名， so∣p是组p中的孩子在职业o中的比例。下图绘制了孩子平均收入排名和父母收入排名的关系，可以看到，父母收入对于职业的影响，大概只能解释三分之一（0.069/0.239 = 29%）。但确实，来自前1%家庭的孩子们，他们工作可以获得特别高的收入。

图中，点的大小表示每个职业中孩子的比例，作者以红色突出显示了一些低流动性职业——那些具有高（低）平均父母收入和高（低）经济回报并且因此有助于代际收入持续的职业——以及以绿色突出显示的一些高流动性职业。具体来看，专科医生的父母在收入分布中位于74百分位数，从职业回报中受益+23个收入百分位。厨师在父母收入分布中位于44百分位数，比专科医生低30个百分点，并且获得负职业回报-15个收入百分位，比专科医生低38个百分点。相对流动性的职业（西北和东南象限），比如采矿、石油和天然气以及建筑行业，这些职业的职业回报与牙医和医生相似（在+20到+30个收入百分位之间），但这些职业的工人平均父母收入要低得多。从事艺术相关职业（例如演员、舞者和音乐家）的孩子们拥有高于平均水平的父母收入，但有大约-20个收入百分位的负回报。

3.3 性别异质性的影响

图3展示了性别对职业、收入以及代际的影响。可以看出，有8.7%的男性在左上象限的职业中（即，正职业回报和平均父母收入低于中位数），但女性的这一比例仅为0.08%。但主要是因为高向上流动性职业往往集中在采矿和建筑行业，这些行业中女性的代表性不足。不过有趣的是，女性从事工程职业以及医学和药学职业的回报要比男性大得多。

3.4 专业异质性的影响

职业和收入代际差异的这种影响，是否和孩子的大学专业有关？图A4讨论了这个问题。可以看到，富裕家庭的孩子系统性地更有可能从事高薪职业。但学习的专业，对于代际收入流动性的解释力度有限。

代际职业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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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来自不同父母收入群体的孩子最终会从事不同的职业？这可能是因为：父母的职业生涯在决定孩子的职业选择中起着关键作用。在图4中，作者讨论了这个问题。可以看到：他们的任一父母从事相同的职业或类似职业，孩子更有可能从事该职业。平均而言，如果父母从事某个职业，孩子从事同一职业的可能性增加了2.1个百分点。相对于没有父母从事相关职业的孩子，这代表了一个9倍的百分点增加。

在图4中，作者专门标注了一些职业，可以看到：如果有一个律师父母，孩子成为律师的概率增加了6.2个百分点，或者说比没有相关职业父母的孩子高15倍。作者称这种现象为“职业跟随”，这种现象在建筑行业和农业行业尤其显著。例如，如果父母一方是普通农场工人，那么孩子从事该职业的概率增加了约8.5个百分点，相对于没有该职业或类似职业父母的孩子增加了18倍。

图4的面板C剔除了职业规模，或者说从业人员的影响，可以看到，很多职业，特别是低收入职业，如果父母是这个职业，孩子也大概率也是这个职业。虽然高收入家庭的孩子倾向于从事高薪职业，但其中大部分并不是通过“职业跟随”。但是“职业跟随”在低收入家庭代表性较高的职业中特别多，例如农场工人和渔民。如果父母是普通农场工人，孩子从事该职业的可能性增加了约8.5个百分点，这是没有相关职业父母的孩子18倍。

除此之外，作者还分析父母的职业影响孩子们从不同职业中获得的经济回报的可能性。例如，律师的孩子不仅更有可能成为律师，而且可能因为他们的父母网络而获得更高的经济回报。图5显示了在职业以相同的方式跨父母收入群体传递的假设情景下的反事实职业隔离项的估计。基于父亲职业的反事实隔离组件的线性斜率是0.022，不到实际职业隔离斜率0.069的一半，相当于整体收入排名-排名斜率0.239的10%。母亲职业的解释力甚至更小。高收入家庭的孩子们聚集在高薪职业中，这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他们继承的父母职业。这个发现在控制了性别固定效应后依然显著，而且母亲的职业对女儿的影响大于父亲对儿子。

05 

结论

本文分析职业隔离和收入代际差异的影响，特别是对于高薪职业。然而，孩子的专业选择只解释了收入代际传递的三分之一。大部分收入代际差异并不能追溯到父母的工作或者职业的影响，也就是说，高收入家庭的孩子不一定追求高薪职业。与此相反，职业跟随在低薪职业中更为普遍。换句话说，有钱人的孩子不一定想赚大钱，但穷人的孩子很可能赚不了大钱。

总体而言，本文的研究表明，职业和专业推动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作用有些有限。代际职业持续性的模式大大低估了收入持续性的程度。父母的收入和职业对于孩子的影响，可能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例如，Corak和Piraino（2011）发现，大约40%的男性在某个时候为一个雇主工作，这个雇主在某个时候也雇佣了他们的父亲。公司对收入不平等有重要作用（Card等人，2018；Song等人，2019；Lamadon等人，2022）。这表示，如果父母的社交网络很重要的话，即使是同一份工作，父母的收入可能与孩子们最终工作的公司类型有关，比如国企、机关事业单位（Kramarz和Skan，2014；San，2021；Staiger，2021）。

推文作者：林泽腾，香港科技大学数据科学学域博士研究生，南方科技大学全球城市文明典范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兴趣：自然语言处理和计算社会科学。联系方式：zetenglin@yeah.net

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Census microdata linked with tax records to quantify the contribution of occupations to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We document substantial segregation into occupations by parental income. Children of high-income parents are significantly more likely to pursue high-paying and more desirable occupations. Since parents may pass on their occupations to their children, we further describe patterns of intergenerational occupational following and show they vary substantially across occupations, with low income occupations showing more persistence across generations on average. Yet, occupational persistence plays a limited role for income mobility, explaining only 10% of the income rank-rank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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