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2000多所大学被划分为四个等级——一级重点大学、二级普通大学、三级大学和高等技术学院，高考分数线决定了每一等级的申请资格，大多数一级和二级大学都是公立大学，质量高，学费低，相比之下三级大学和高等技术学院大多是私立大学，质量较低，学费较高。据估计，只有不到10%的考生能进入一流大学，只有不到0.2%的考生能进入中国的前五所大学（Cai et al.，2019）。被一级和二级大学录取通常被认为是教育上的成功，而被三级大学或高等技术学院录取通常被认为是不太理想的，是大学录取的失败（Zhang et al.，2019）。在高考中取得成功已被教导为大多数学生在整个12年学校教育中的中心目标，并已被证明会大幅改善学生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表现( Jia and Li，2021)。因此，在中国，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高考（NCEE）是风险最高的竞争之一。

大学分配是按等级顺序安排的：一级大学首先完成分配，然后是二级大学，最后是三级大学和高等技术学院，分数高于某一等级分数线的学生有资格申请该等级的大学，但不能保证被该等级的学校录取，一级大学的录取分数线被设定为一级大学录取的最低分数线，通常低于大多数一级大学的实际录取分数线，学生分数低于某一等级的截止分数将没有资格申请该等级的任何大学。如果学生对考试和录取结果不满意，那么她可以选择不进入指定的大学，并在明年重新参加高考，往往称之为复读。复读学生将在行政记录中被标记，但在竞争中不存在优势或劣势，同时对于参加高考的次数没有官方限制，但参加两次以上的高考是很少见的。

文章利用2002—2010年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高考数据进行断点回归，研究发现，那些勉强错过二级大学录取线的学生复读的可能性在断点处高出8%，且复读能够大大提高考试成绩，增加了0.47个标准差，和竞争对手之间的相对排名提高11%。值得注意的是，男性对这一失败的反应比女性大得多，男性在低于二级临界值时复读的概率是女性的两倍，面对这种性别差异，复读回报并不能解释，因为研究发现女性的考试成绩的因果回报甚至高于男性。在收集了甘肃省高中生的调查数据后发现，复读心理成本、父母的教育期望和一些非认知特质是解释复读意愿性别差异的重要组成部分。

（1）文章采用2002 —2010年宁夏回族自治区高考考生的考试成绩（不包含按科目划分的详细考试成绩）和人口统计信息，近年来宁夏每年约有6万人参加高考，参加高考的人数与北京和上海等直辖市相当；

（2）文章手工收集了一级和二级大学录取的分数线；

（3）为了评估高考考生是否在次年复读，我们根据姓名标识符、确切出生日期、性别、种族和考试科目（科学/艺术）匹配连续2年的结果，与下一年的结果相匹配的个人被定义为在下一年重新参加了高考。

最后，将每年都与上年具有相同信息的样本删除（约占样本的0.1%），得到样本由2002—2009年的362592名高考考生结果组成，包含他们的考试表现信息，以及他们是否在下一年复读和复读成绩。

很明显，在二级大学的截止线上，复读的概率急剧下降，特别是对于理科学生。对于一级大学附近的学生来说，复读概率要低得多，这是因为对于宁夏的学生来说，与三级大学或技术学院相比，进入二级大学通常被视为教育上的成功（Zhang et al.，2019）。

进一步，为了研究低于二级大学的临界值这一结果如何影响复读行为，设定如下模型：

明显可知，在截止点附近复读概率存在明显的不连续性，除了基线中的15点带宽外，文章还考虑了10、20点和数据驱动的最佳带宽（Calonico et al.，2014），同时使用其他推断方法，结果仍然稳健。另外有趣的是，复读概率随着考试分数从下往上接近分数线而下降，人们可能更愿意期待复读概率的增加，因为当从下面接近截止点时，错过截止点的遗憾可能会更大。

（2）复读的成绩回报

设定如下模型：

（1）基准结果

更进一步，文章深入研究由于错过分数线而引起复读倾向的性别差异，按性别划分样本，并分别估计基线规格，并使用以下模型，其中Malei是男性的二元指标：

结果如下，第1列和第2列分别显示了男性和女性使用线性对照的结果，列3完整性别相互作用模型，列4放松完全性别互动的模型假设，列5-8使用二次对照的结果。可知，当刚好低于二级临界值时，男性重新参加考试的可能性高出11个百分点，而女性在此情况下重新参加考试的可能性仅高出5.5个百分点，由分数线引起的复读概率的性别差异约为5.6个百分点。当略高于二级临界值时，男性复读的可能性比女性高5-6个百分点，而当分数略低于临界值时，这种性别差异会大2倍左右。

（2）异质性分析

1.个人特征层面

结果发现，汉族和少数民族学生、城市和农村学生以及文科和理科学生的性别差异基本相似，因此，这种性别差异不是由某些群体的个体驱动的，而是对所有类型的个体都很明显。另外，对于这种性别差异的一个解释是女性推迟一年大学入学的话会增加婚姻市场成本，如果是这样的话，结果应该显示在高年级学生中复读的性别差距更大。然而，结果显示年龄较大的群体，特别是21岁以上的群体，性别差异较小，这一结果并不支持婚姻市场成本是我们在复读中看到的性别差距的主要驱动因素。

2.高中和县特征层面

列1-2根据高中的质量划分样本，列3-6根据高中队列的性别比例划分样本，列7-8根据各县的人均GDP划分样本。结果表明，在高质量和低质量的高中、在性别比例不同的地方以及在富裕和贫困的县，学生的性别差异很大，而且幅度相似。

（1）重返工作岗位的性别差异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男性复读的回报可能高于女性，具体来说，复读的更高回报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比如下一次考试成绩的更高提高，或者进入更好的大学的更高劳动力市场回报。       

 首先检验前者，结果如下，结果显示复读的回报率平均男性为0.42标准差的考试成绩，女性为0.58标准差的考试成绩，因此女性复读的回报一般与男性相似，甚至更高。那么关于后者，如果劳动力市场对男性进入更好的大学的回报更高，他们更频繁地参加补考是合理的，因为补考大大提高了进入更好的大学的机会。由于劳动力市场的条件，进入一所名牌大学可能会给男性带来更高的金钱或非金钱回报。本篇不排除这种假设，而在先前的研究发现了暗示性证据，表明在中国，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重返精英大学的比例实际上可能高于正规教育（Li et al.，2012）。

（2）再培训成本的性别差异

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这中差异与重新参加高考相关的潜在成本相关，可能包括复读的机会成本和心理成本。不同性别的机会成本可能不同，因为将进入高等教育和劳动力市场的时间推迟一年可能会对男性和女性产生不同的影响，特别是在生育问题上，同时女性可能认为复读是一个更大的负担，因此比男性有更高的心理成本。

（3）非认知特质、偏好和期望的性别差异

非认知特征、偏好和期望的性别差异也可能是原因，男性倾向于将成功归因于内部因素，如天赋，将失败归因于外部因素，如运气，而女性则倾向于相反（Dweck et al. 1978；Ryckman and Peckham 1987；Beyer 1998）。

（4）家庭支持的性别差异

虽然复读的决定是由学生做出的，但家长也可能对决策过程产生重大影响。如果由于社会规范的性别差异，来自父母的经济或情感支持对女性来说较弱，那么女性也不太可能复读。此外，父母可能对男性和女性的教育程度有不同的期望，这种父母的影响也有助于解释结果。

（5）主观调查证据

文章还于2023年4月收集了甘肃省两所高中各年级高中生的复读意愿和潜在机制变量的调查数据，有兴趣的读者可前往原文查看，发现一些现实的结论。

复读看似是慢人一步，却有极大概率获得更好的成绩回报，也许失败不是停滞，只是在积攒更大能量，我们可以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女性在就业市场与社会环境中往往处于劣势，面对失败所要付出的机会成本与心理成本更高，但如果你有一个要持续变得更好的信念，请一定大胆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