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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信息：

Qiu, H., Hong, J., Wang, X., Filipski, M., 2024. Home sweet home: Impacts of living conditions on worker migration with evidence from randomized resettlement in China.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220, 558–583. https://doi.org/10.1016/j.jebo.2024.02.030

原文链接：

https://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167268124000684?via%3Dihub

农民工外出务工在创收、缓解贫困的同时，也造成了农村的复杂社会经济问题，例如“空心村”现象和"留守 "儿童的健康、教育成果不佳的情况，对长期人力资本增长构成威胁。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在2016-2020年期间为近1000万极端贫困的农村家庭提供新房，确保所有农村家庭享有“两不愁，三保障”的生活水准，基本设施（清洁水、电等）和获得公共服务（学校和诊所）的机会大幅改善。相关理论（The New Economics of Labor Migration）认为，恶劣的生活条件应该成为驱使人们离开的推力因素，而生活条件的任何改善都应该减少这种推力因素。

本文通过双重差分的分析，得出两个核心结论：首先，易地扶贫搬迁项目改变了贫困家庭的外出务工决策，部分家庭成员的外出务工倾向下降（本文称之为甜蜜之家 "Home sweet home "效应），最多可降低 20%。其次，受影响的主要是有子女或受抚养人的家庭。

这篇论文的贡献在于将两个文献领域的交汇点进行了探索。首先，是有关生活条件和务工的文献。通过基于抽签的设计，本文能够研究在生活条件发生真正的外生变化后务工决定的变化，从而解决往往阻碍务工决定因素识别的内生性和选择性问题。目前还没有发现其他利用此类准实验数据研究这一问题的尝试。其次，这项工作也为了解人们如何受到居住地和居住方式（居住条件、环境、邻里效应等）影响的文献做出了贡献，尤其是通过大型人口迁移项目设计定量分析。本文的研究在处理方法和研究结果方面都与之前的研究形成了鲜明对比。政策启示方面，本文揭示了历史上最大的国家主导的发展干预措施之一，在为贫困家庭提供更好的住房和服务减少了工作迁移，尤其是年轻父母的工作迁移。这表明该计划可能有助于减缓"空心村"现象，并缓解家庭分离问题。

1.项目的目标和选择

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实施的范围是：提供公共教育和医疗保健服务成本过高，发展干预措施不可能成功地帮助人们摆脱贫困的地区。在这些地区，实施该计划为最边缘化的人口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他们能够搬迁到具有基本生活设施（水、电、卫生设施）的住房中。参与该项目是免费且自愿的。

实施目标人群的选择是从确定贫困家庭开始的。符合条件的贫困户被登记到国家官方农村贫困人口名单中，使其正式有资格获得援助。符合条件的贫困户需要进行申请才能参与到PAR中。这一遴选过程受到了严密的监督和管理。由于实验组和对照组均由符合PAR资格的人员组成，因此任何可能的搬迁资格错配都不会影响本文的识别策略。

2.搬迁住房分配的随机性

该项目覆盖的980万受益人都是在项目开始时被分配的。从2016年初到2019年最后一轮数据收集期间，绝大多数人都搬迁到了新的住房。为了确保住房分配的公平性和透明度，当地项目官员通常会组织抽签，在有住房时将其分配给受援者。这就形成了受助者重新获得住房的随机顺序。早期分房的家庭会立即获得新房钥匙并很快搬走，而其他人则要等待未来的抽签。在项目实施的五年期限内，每年的搬迁率分别为 25.4%、34.7%、28.5%、10.2% 和 1.2%。到 2020 年底，所有参与者都已得到重新安置。本文对于抽签的细节进行了详尽的解释以确保样本选择的合理性。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阅读原文。

本文利用双重差分的方法研究设计中的随机分配时间来识别家庭条件改善对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影响。首先是基准回归，用于估算早期搬迁者的" intent-to-treat "（ITT）影响。之后，采用工具变量的方法，来识别" treatment-on-treated "影响。最后，进行异质性分析和机制分析。

本文的基准识别策略是在DID的框架下利用搬迁时间的随机性。基准回归方程为：

其中，表示完成搬迁的家庭，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框架中作为变量的工具变量。参数可解释为对实际搬迁者的平均处理效果。在后文的稳健性、异质性和路径分析时，对上述回归模型进行了多次变化。

1.对外出务工的决策影响

第（1）列显示，抽签为得以提前搬家的家庭大大减少了外来务工人员的数量，ITT影响 为-0.14，与搬迁前的水平（0.69）相比下降了 20%。第（2）列中的工具变量回归显示 TOT 为-0.34，同样具有很强的显著性。同时，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中也可以看出：规模较大的家庭派出的务工人员较多，有子女的家庭派出的务工人员较少。此外，本文还将因变量换成长期务工人员数量（大于9个月）务工时常以及汇款。可以发现对于长期务工数量和务工时间都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对于汇款的影响不显著，是因为：减少的那部分外来务工人员是收入最低、汇款最少的。

本文利用搬迁时间的随机性来估计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对劳动力迁移的影响，并揭示了农村地区生活条件作为推拉因素的作用。通过三轮数据，本文对一系列反映家庭外出务工的变量进行了差异估计。本文的实证设计依赖于迁移顺序的随机性，并解决了政策遵守的问题，从而使得有机会做出其中的因果解释。

得出两点主要结论：首先，总体而言，在搬迁后家庭成员外出务工决策发生了显著变化，部分家庭成员外出务工倾向下降。虽然本文不能排除 "最后一英里 "效应等反作用途径的存在，但总的来说，这些途径的作用被抵消了，因此对务工的净影响是下降的。其次，本文发现负向影响主要是由有需要抚养人的家庭，尤其是有子女的家庭造成的。年轻父母最有可能在搬迁后不再外出务工。在当前城市化和 "留守儿童 "问题日益受到关注的背景下，这些发现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提高农村地区的生活质量可能有助于防止家庭分离。根据回归结果：有子女家庭的务工倾向下降了10-20%。

未来，可以对搬迁带来的中长期影响进行探究。了解搬迁后就业和人力资本积累的动态，特别是可能迁移的成年人的动态，应该是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感兴趣的问题。其次，可以涉及更广泛的 "留守儿童 "和 "空心村 "问题，探究务工人员留在家中对当地经济、家庭成员和儿童发展的影响，所有这些都是外来务工人员对社会经济影响的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