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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ch B, Hanlon W W. Culture and the historical fertility transition[J].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23, 90(4): 1669-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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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问题的提出
生育率转变与工业革命并驾齐驱，成为现代经济增长道路上的一个关键转折点。虽然工业革命开启了一个持续技术进步的时期，但早期的产出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被人口的快速增长所抵消，从而限制了人均收入的增长。只有随着生育率转变的开始，人口增长才开始放缓，为人口增长铺平了道路。现代经济增长特征的收入持续增长之路。
了解这一转折点的原因一直是经济学和人口学领域大量文献的焦点。这种兴趣既源于经济史上生育率转变的重要性，也源于这种转变在长期经济增长模型中发挥的核心作用。20世纪70年代，欧洲生育项目的工作催生了安斯利·科尔的“准备好、愿意、有能力”的生育转变模型。该框架认为，一旦满足三个条件，生育率就会降低：生育控制必须“在有意识选择的范围内”（“准备”），成本和收益必须努力为夫妇降低生育率提供激励（“意愿”），家庭必须具备降低生育率的知识和手段（“能力”）。从那时起，经济学家和经济历史学家的大部分工作都集中在生孩子的经济激励的变化上。这项工作的大部分内容都纳入了颇具影响力的Becker和Lewis（1973）数量-质量权衡框架，并强调不断增长的教育需求是家庭规模的决定因素。其他人则关注女性教育和劳动力机会的作用。最近越来越多的经济学文献强调了文化和社会规范对经济决策的影响，包括生育选择。例如，Spolaore和Wacziarg（2022）最近进行的一项跨国分析发现，有证据表明，欧洲的生育率下降是基于一个国家接近法国的文化而扩散的。这项工作将注意力转向了历史生育转变过程中文化的影响。
尽管历史上的生育转变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但这一转变的关键特征仍然无法解释。图1描述了1851-189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出生率。该图的主要特征是1877年开始的生育率急剧下降。这种急剧下降同时出现在全国所有地区（如图1中间图所示），以及城市和农村地区（如图1底部图所示）。这种变化的速度、规模和广泛性是很难用基于经济因素的标准模型来解释的，例如教育回报率的上升，或者最近的研究中强调的文化缓慢扩散类型。
02
文化影响生育率的证据
比较在相同经济和政策环境下不同文化人群的生育率模式，可以将文化和文化联系对生育率的影响与其他经济或政策解释区分开来。最丰富的此类证据来自加拿大，在加拿大可以利用这样一个事实：一些讲英语的加拿大人与英国有很强的文化和语言联系，而讲法语的加拿大人却没有。文章对加拿大样本分析分三个步骤进行。
（一）加拿大不同省份生育率变化的时间序列数据
图2绘制了魁北克省、安大略省和新斯科舍省的原始生育率模式。这些序列取自Henripin(1968)，并使用每次人口普查中不同年龄组的儿童人数进行计算，以推断先前的生育模式。这些数据显示，截至1876年，主要英国裔省份新斯科舍省和安大略省的生育率与主要法国裔省份魁北克省相似甚至更高。此后，主要英国裔省份的生育率急剧下降，其生育率大幅低于魁北克省。事实上，这种转变的时间与英格兰和威尔士观察到的变化的时间非常吻合，它主要局限于与英国文化联系最紧密的省份，而且变化的幅度非常大。
（二）采用双重差分法研究县一级的生育率
该框架中的时间变化基于英格兰和威尔士观察到的生育率变化的时间，而空间变化则基于每个县与英国文化联系强度来衡量。估计方程如下：
其中CHILDct是t期间每年c县出生的平均婴儿数，这是根据人口普查中各年龄段儿童的观察结果推断出来的。如前所述，分母FEMct是15至49岁之间的女性人数（以千计）。主要解释变量是基于1871年人口普查数据，一个县与英国文化联系强度和1877年之后时期的交互项。
表1展示了县级回归结果。结果表明，1877年之后，相对于人口全部为法国裔的县，人口全部为英国裔的县的生育率下降了12-13%。英国裔人口比例变化一个标准差（0.235），这意味着生育率下降约2.8-3.1%。这些影响相当大，可以解释Henripin发现的相对生育水平的显着变化。作者还进行了安慰剂检验以及替换文化联系强度的衡量指标，结果都很稳健。
（三）使用微观数据检验个体层面的生育率
微观数据能够分析1877年前后居住在同一县，在年龄和职业方面具有相似特征，但与英国有不同文化联系强度的妇女之间的相对生育率变化。具体模型如下：
其中Yhdt是t时期d县妇女h每年生育孩子的。核心解释变量是女性是否属于英国文化(BRITh)与1877年后时期(POSTt)之间的交互项。Chdt控制了母亲的年龄。还包括户主职业固定效应和各县的固定效应。基于此β2反映了1877年后英国裔妇女相对于同一时期居住在同一县的其他妇女的生育率的变化。
估计结果显示在表2中。结果表明，1877年之后，与居住在同一县的非英国裔女性相比，英国裔妇女的生育率在每1000名妇女中下降了5个以上。这个估计很有意义，比样本平均值下降了4%。
03
一个看似合理的催化剂
（一）布拉德劳-贝桑特审判
仔细阅读历史记录表明，围绕生育限制的文化态度发生巨大变化的最有可能的催化剂是1877年在伦敦发生的著名的布拉德劳-贝桑特审判。该审判的推动力是1875年出版的《哲学的果实》，查尔斯·诺尔顿(Charles Knowlton)于1832年撰写的一本书。该书自1834年起在英国上市，从未受到质疑，也许是因为它的销量总是很少。然而，布里斯托尔书商亨利·库克涉嫌在小册子中添加“淫秽”图片后，该书受到了质疑。这促使库克和小册子的出版商查尔斯·瓦茨受到起诉。除了瓦茨是著名的世俗活动家和改革家查尔斯·布拉德劳伊的朋友之外，这些世俗活动家可能会被忽视。布拉德劳伊和另一位活动人士安妮·贝桑特意识到，针对瓦茨的案件可以用来宣传他们对计划生育的看法，同时也可以测试政府审查这类工作的权利。他们决定出版诺尔顿的书的新版本，其中包含一些更新的医学知识，并将出售的时间和地点告知法官和警察，以便迅速逮捕和审判。
这次审判引起了人们对维多利亚社会长期以来禁忌的话题的广泛关注。报纸对审判的广泛报道在传播布拉德劳和贝桑特的信息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图3更全面地展示了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报纸报道。左侧面板绘制了1877年发表的提及以下每个关键词的文章数量：“Bradlaugh”或“Besant”；“哲学的果实”；或“人口问题”。右侧面板绘制了对于这些相同的关键词，从1870年到1890年每年发表的文章数量。有近1200篇文章提到了布拉德劳或贝桑特，大约有800篇文章提到了“哲学的果实”，还有不到300篇文章提到了“人口问题”。总体而言，该图表中的模式表明计划生育问题在审判之前并未得到广泛讨论，并且审判有助于开启该主题的公开对话。
作者发现，国外有关该审判的报道有关该审判的消息在英格兰以外地区迅速传播，特别是在英国殖民地。加拿大英文报纸对这次审判进行了报道。与英文报纸相比，我们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加拿大的法文报纸报道了该审判。在美国，这次审判得到了广泛报道，并“引起了大西洋两岸的极大兴趣”（夏威夷公报，1877年8月29日）。图4显示了Newspapers.com上出现的提及“Bradlaugh”和“Besant”或“Malthusian”的美国文章数量。在南非，数字报纸记录很少，作者还是发现了报纸上进行的审判引发的有关计划生育争论的证据。值得注意的是，N-gram数据显示，使用英式英语的来源中提到Bradlaugh和Besant的次数比使用美式英语的来源要多得多。这提供了额外的证据表明，即使在同种语言群体中英国文化人群也对审判报道表现出更大的兴趣。
（二）实证结果
作者将研究1877年之后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生育率的变化有何不同，具体取决于每个地区对审判新闻的了解程度。图5表明，至少在考虑了地区趋势之后，审判前和审判后报纸开张的地区的出生率与审判前的趋势相似。审判结束后，两组地区的生育率均有所下降，审判前报纸开张的地区下降幅度相对更大。
本文主要分析比较了两个5年期间（1873-1877年审判前和1878-1882年审判后）的地区平均出生率，估计模型如下：
其中BRdt是t期间d区的平均生育率，定义为每1000名生育妇女的出生率。EXPOSUREd是审判之前（1875-1877年）某个地点开设的报纸数量。变量TRIALt是布拉德劳-贝桑特审判发生后（即1878-1882年期间）等于1的指标。变量γd代表我们的地区固定效应，而φrt代表一组逐年的固定效应。观测值基于1871个地区人口进行加权。为了加强识别，加入系列控制变量Xdt，包括“婚姻控制”“区级控制”“现有报纸”等变量。最后，将滞后生育率作为对照，以确保结果不会受生育率均值回归的影响。
表4列出了主要结果，其中比较了1877年之前3年和1877年之后3年报纸开办的地点。第1列提供了仅针对不同地区趋势进行调整的基准估计。在审判前3年里收到报纸的地区，审判后每1000名育龄妇女的出生率比收到报纸的地区下降了4.5名。第2、3和4列评估结果显示，在接受该审判报道相对较多的地区，生育率下降。在第5列中，作者将分析时间向后延伸至1868年并向前延伸至1887年。与1878年至1880年间报纸创刊的地方相比，1875年至1877年间报纸创刊的地方没有明显不同的先存生育率趋势。1883年至1887年期间的负系数估计值小于1878年至1882年期间的负系数估计值(在统计上不显著)，这表明与报纸曝光相关的差异生育反应正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
（二）安慰剂检验
图6显示了在1872年至1882年的重点年份中应用该方法的结果。这些结果表明，接触新报纸仅影响1877/78年的生育率。这指出了不同媒体曝光的重要性：仅在1877年。在其他年份，拥有更多报纸与生育率的变化没有很强的关联。
（三）工具变量检验
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作者使用工具变量为，审判前新开报刊与审判后新开报刊的位置进行比较，以衡量某个位置有关审判新文章的数量。IV回归所显示的幅度基本上与表4中获得的变化幅度相同。表明表4结果的稳健性。
（四）机制分析
晚婚还是婚内调整？妇女可能通过多种机制降低生育率，包括推迟结婚、通过间隔或停止生育来降低婚内生育率，或者完全放弃生育。在本文的环境中，大多数妇女都结婚了，而且绝大多数生育都是在婚内生育的，两种最可能的机制是晚婚或婚内调整。首先考察该审判新闻对结婚率的影响。只发现了非常微弱的证据表明，在更多地接触到该审判新闻的地区，结婚率有所下降，但系数很小，而且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因此，结婚人数的减少（晚婚）最多只能解释与布拉德笑-贝桑特审判有关的生育率下降的一小部分。生育率下降的大部分原因肯定是婚姻内生育率（婚内调整）的下降引起。这种模式与布拉德鲁普和贝桑特的明确目标一致，即影响较贫穷的家庭降低婚姻内的生育率。
04
研究结论
本文提供了历史生育转变过程中文化因素影响的证据。从1877年开始，通过研究世界各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英国人口同时出现的生育率下降情况，作者将文化的作用与这一时期影响生育率的其他因素区分开来。观察到英国裔人口在各种经济和政策环境中同时降低生育率，这使作者能够排除生育率下降的影响是由经济或政策变化驱动的。此外，由于文章依靠文化联系来识别受影响人群，因此本文的结果直接说明了文化的作用。
作者为所观察到的文化转变提出了一个看似合理的催化剂：著名的布拉德劳-贝桑特审判。这一事件得到了广泛报道，包括文章分析的所有国家，但来自加拿大的证据表明，这一报道主要针对讲英语的英国裔有效。英国本土的证据也表明，这次审判实际上确实对生育率下降产生影响。如果没有布拉德笑-贝桑特试验，其他事件是否可能很快就会发生，得到同样的结果。当然，这是有可能的。然而，英国的转型落后于法国的生育率下降大约半个世纪，比德国的转型开始早了几十年。这表明，即使面对潜在的经济力量，如日益增长的工业化或不断上升的教育价值，不同文化群体也有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生育率的巨大差异。
Abstract
The historical transition to a low fertility regime was central for long-run growth, but what caused it? Existing economic explanations largely focus on the economic incentives to limit fertility. This article presents new evidence highlighting the importance of cultural forces as a complementary driver of the fertility transition. We leverage a sharp change in fertility in Britain in 1877 and document large synchronized declines in fertility among culturally British households residing outside of Britain, in Canada, the US, and South Africa, relative to their non-British neighbours. We propose a plausible catalyst for the change: the famous Bradlaugh–Besant trial of 1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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