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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信息：

Wang, Y., Shi, J., Yao, Y., & Sun, W. (2022). The impact of health insurance on job location choice: 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50(2), 569-583.

本研究探讨新农合对农村居民选择工作地点的影响。一方面，该保险计划旨在鼓励人们在当地医疗机构接受医疗保健服务，削弱了他们在其他地区寻找工作的动力。另一方面，获得健康保险可以改善被保险人的健康状况，使更健康的工人能够迁移以获得更高的劳动收入。基于独特的全国代表性样本，本文首先调查了新农合对农村居民的整体影响，然后讨论了不同群体的异质影响。结果表明，新农合阻碍了农村居民在居住区以外的地方工作，使在居住村以外工作的可能性降低2.4%。

本文的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该研究为健康保险对发展中国家就业地点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证据。人们选择工作地点的主要决定因素包括房价、工资和通勤便利性等。只有少数研究考察了健康保险对发达国家工作流动的影响。本文展示保险，特别是健康保险如何影响发展中国家居民的工作地点选择方面有所创新。

其次，该研究是最早和评估新农合对移民影响的研究之一。目前对中国新农合的研究侧重于其对医疗保健利用率和成本的直接影响，以及对消费和储蓄的间接影响。本文为间接影响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提供了新的证据，即新农合如何改变中国农村居民的就业地点选择，并进一步分离和讨论了作用机制。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成立。为了重建这一体系，2003年7月启动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系（新农合），作为310个县的试点项目，旨在为农村人口提供基本医疗保险。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该计划迅速扩展到其他地区。截至2007年6月，在收集村级调查数据时，全国84.9%的县被纳入该计划，覆盖了全国82.8%的农村居民。2015年，该计划覆盖了约6.7亿人，相当于农村人口的98.8%。该计划在县一级管理。每个县都可以在保费、免赔额、共同保险费率和要涵盖的服务类型方面区分其计划。为了提高参保率，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保费进行了大量补贴。个人自付费用保费仅占总保费的三分之一左右。例如，2004年全国人均年保费为38.8元人民币，自付费仅为12.6元。

2003年以前，中国大多数农村居民没有任何社会医疗保险。农民工可以在城市地区获得健康保险，他们向农村地区的家庭汇款支付医疗费用。随着新农合的提供，住在靠近居住区工作变得更加有吸引力。例如，2005年在一个有代表性的省份，新农合将报销上限设定为12,333元（1,468美元），相当于农村居民平均年收入的217%。新农合的覆盖面很大，是推动农村居民做出农民工工作决策的潜在因素。

本文利用了中国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2003年至2006年的面板数据集。该数据集包含来自30个省的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农村居民样本。它包括个人特征、家庭人口统计以及村一级的一些一般信息。2007年5月进行了一项后续调查，收集有关参加新农合的信息。后续调查选择了农村经济研究中心2006年调查的一个家庭子集，其中包括居住在23个省143个村庄的5705个家庭。本文合并了来自这两个来源的数据集。

本文旨在探讨新农合对农村居民工作地点决策的影响。因此，本文将样本限制在工作年龄的成年人口，特别是19至60岁的人群。本文从样本中排除了所有学生和残疾人受访者。此外，本文排除了在研究期间退出该计划的家庭，以及在2003年第一个试点年加入新农合的村庄的观察结果。本文的样本包括114个村庄3,198户家庭的7,063人。

计量模型如下：

Y_it表示个人 i 的工作地点状态（以 T 年为单位）。工作地点状态有两个度量。第一个是虚拟变量，指示个人是否在其居住村庄外工作至少一天，其次是村外工作天数。NRCMS_it是一个虚拟变量，如果个人i在第t年参加新农合，则等于 1。X包括一系列可能影响农民工工作决策的个人特征（年龄、性别、教育程度、是否拥有专业技能证书和是否拥有职业培训证书）以及家庭特征（家庭规模、男性比例、劳动力比例、是否有 8 岁及以下的成员、是否有 70 岁及以上的成员、 以及是否有残疾成员）。T_t表示时间固定效应，D_t 表示个体固定效应。

4.1 基准回归

基准结果表明，当应用固定效应和工具变量时，新农合参与使外部工作的概率降低了2.4%。为了确保结果的稳健性，本文纳入了其他替代持续时间（7、30和180天）进行稳健性检查，即，如果移民工作的持续时间不少于一周/一个月/半年，则工人被定义为在其居住村庄以外工作。在替换被解释变量以后，回归结果也保持稳健。

4.2 居住锁定效应和回拉效应

新农合参与对农村居民工作选址决策的影响可以通过不同的渠道分为两个效应，即居住锁定效应和回拉效应。作者将样本分为当地工人和非本地工人，以讨论上述两种影响。

首先通过关注本地工人来考察居住锁定效应。本文对个人的流动工作地点定义了三个虚拟变量：在居住村外但在县内工作，县外但在省内，以及省外，如表5所示，在原籍省份以外工作的可能性明显降低。这与新农合中的分层福利设计一致，为省外医院提供的服务提供最低的报销率。

新农合为非本地地区的工人提供经济激励，让他们回到其居住的县或省，以更高的报销率获得住院治疗。本文使用2003年在其居住村庄以外工作的个人来调查回拉效应。结果报告在表6中。与支持居住锁定效应的发现不同，结果总体上没有显示出任何显着的回拉效应，也没有显示出对各种工作地点测量的显著影响。

4.3 讨论其他可能的渠道

本文还探讨了健康保险影响工作地点的其他可能渠道，包括（i）健康改善效果，即新农合改善健康状况，导致更多的劳动力供应和更高的在居住区以外工作的可能性;（ii）收入效应，即新农合可以减少自付费用和增加非医疗消费;以及（iii）风险态度效应，即新农合降低了风险厌恶程度，并可能增加在户外工作的可能性。本文进行了各种分析来测试上述渠道，但没有一个在新农合参保方面产生显著结果，因此，这些渠道不太可能作为有效渠道来进一步影响工作选择。

此外，作者也通过考察IV的有效性、剔除在2003年开始进行新农合试点的村庄、分离新旧农合医疗保险的影响等，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讨论。

本文的发现支持福利的“magnet effect”，表明新农合在中国的实施总体上不鼓励农村居民在村外工作，因为其分层的健康保险福利设计，在非本地医院接受的住院服务的报销率较低。这一影响主要是由锁定效应驱动的，而不是回拉效应。这意味着该计划主要降低了农民工对当地工人工作的激励，特别是阻止他们到省外工作，但未能吸引农民工回老家。本文的分析适用于2004年至2006年的抽样期，这是新农合的早期阶段，当时该计划的覆盖程度有限。在过去十年中，新农合的覆盖面急剧增加。因此，本文预计近年来其对劳动力的影响将更大，还有待于未来的进一步研究。

Abstra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