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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信息:Bursztyn L, Rao A, Roth C, et al. Opinions as facts.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22

图片信息:https://en.wikipedia.org/wiki/Hannity

01

引言

近些年,电视上涌现很多“观点评论”类节目,其主要内容是主观观点的输出以及娱乐。各“观点评论”类节目可能对同一事件持有不同、甚至相左的观点。与之相对应的是“新闻报道”类节目,其主要内容是报道客观的新闻事实。

和“新闻报道”类节目相比,“观点评论”类节目能够将复杂的时事拆解得通俗易懂、引人入胜。倘若人们能够辨别“观点评论”类节目带有的主观色彩,辩证地看待这类节目输出的观点,那么这类节目便能够促进人们对公共议题的充分探讨。倘若人们无法辨别,把主观观点当作客观事实,那么立场不同的“观点评论”类节目则会加重人们观点的两极化。

本篇文章则聚焦于这一问题,研究人们是否会把“观点评论”类节目表达的主观观点当作客观事实。首先,本文通过一个引入实验,说明在需要了解客观事实时,相较于“新闻报道”类节目,人们会更多地参考“观点评论”类节目。其次,本文利用疫情期间美国两个“观点评论”类节目提供的研究场景,分析了误把主观观点当作客观事实导致的行为差异和后果。

02

一项引入实验

本文在2020年12月进行了一项实验。实验对象是500名共和党的Fox News观众和500名民主党的MSNBC观众。实验要求他们对一项历史统计数据进行猜测。他们被随机分去猜测关于以下主题的数据:美国经济、GDP、失业率、平均工资、以及Covid-19确诊数。同时,他们被随机分到不同激励的两组:如果他们的猜测在官方数据5%范围内,则可以获得10美元/100美元的亚马逊礼品卡。

Fox News和MSNBC的观众被分别提供来自各自频道的四段节目剪辑:两段来自“新闻报道”类节目,两段来自“观点评论”类节目。他们需要从四段节目剪辑中选择一段作为数据猜测的参考。本文关心的结果变量是实验者会选择哪一类型的节目。

Figure 1根据频道、数据和激励的分类,展示了每一组选择“观点评论”类人数的比例。这个比例相对稳定:大约75%的Fox News观众和60%的MSNBC观众选择参考“观点评论”类节目。Table 1展示了控制实验者人口学信息的回归结果,进一步确认了更多的金钱激励无法减少人们对“观点评论”类节目的选择。

这项引入实验阐释了在需要了解客观事实时,人们会更多地参考输出主观观点的“观点评论”类节目,为人们无法区分电视节目中的主观观点和客观事实提供了一些证据。

03

疫情期间的证据

本文接下来利用疫情期间的研究场景,探讨了高风险情境下,误把主观观点当作客观事实导致的行为差异和后果。

3.1 研究场景

Fox News频道上的两档“观点评论”类节目Hannity和Tucker Carlson Tonight(以下简称Carlson)提供了很好的研究场景:这两档节目的内容和观点在Covid-19之前都非常相似,但关于Covid-19的报道大相径庭。

Figure A1展示了使用自然语言处理方法计算的各个节目与Hannity的欧式距离,距离越短表示两档节目越接近。Panel A说明在报道的范围上,和其他Fox News和MSNBC高峰时段的节目相比,Carlson和Hannity是最接近的。Panel B进一步说明了在报道的方式和观点上,两者同样是最接近的。

Figure 2展示了两档节目在Covid-19期间的巨大差异。Panel A展示的是两档节目,以及Fox News频道上的其他节目,提及疫情相关词语的次数。Carlson和Hannity都在一月美国出现了第一例确诊病例之后对疫情进行了报道;但是Carlson在二月持续对疫情进行了追踪报道,而Hannity在二月上半月几乎没有提及疫情;直到二月末,两档节目对疫情相关词语的提及次数趋同。Panel B来自人们看过节目片段之后,对感知到的疫情带来的威胁程度的打分。Panel B的趋势和Panel A类似,和Hannity相比,Carlson让人们感知到了来自疫情的更大的威胁。

3.2 数据与分析

本文首先使用问卷数据进行了分析。作者们在2020年4月进行了一项问卷调查,受众是55岁及以上的代表性人群,他们主要通过电视获取信息,在疫情期间是高风险人群。问卷在询问完人口学信息之后,继续询问了观看Fox News频道各节目的频率;同时询问了开始采取疫情防护措施的日期:在几月几号开始有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等行为。
 

Figure 3A展示了Carlson, Hannity和其他Fox News节目观众回答的开始采取预防性措施日期的密度函数。可以看到,Carlson节目观众更早开始进行疫情防护,Hannity观众更晚,其他节目观众居中。

Table 2展示了控制人口学信息的回归结果。第一列被解释变量是在2月1号之后的多少天开始采取防护性措施,回归结果表明和其他节目的观众相比,Hannity观众采取防护措施要晚4-5天,而Carlson观众要早3-4天。

后几列被解释变量是在给定日期之前是否采取防护性措施的虚拟变量。Figure 3B绘制了后几列回归的系数,可以看到Carlson节目观众有更大的概率在给定日期之前进行疫情防护,而Hannity观众则概率更小。

问卷数据为节目内容会影响人们的疫情预防行为提供了一定证据。问卷数据分析的不足之处在于:数据来自自我汇报;可能存在反向因果等内生性问题。

之后,本文使用Covid-19确诊和死亡数据,结合工具变量进行了进一步因果分析。回归模型如下:

被解释变量是时间t州c细分市场m的Covid-19确诊/死亡病例数,数据来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核心解释变量是Hannity和Carlson两档节目在州c细分市场m的收视率之差,数据来自尼尔森咨询公司。回归同时控制了:Fox News频道晚间的平均市场占有率,以及在Carlson和Hannity播放期间(晚上8:00-11:00)打开电视的家户比例。

Figure 4绘制了OLS估计系数。对于Covid-19确诊和死亡病例数,节目收视率的影响都在随时间逐渐变强。对确诊病例的影响在三月末达到顶峰,对死亡病例的影响在两周后的四月中旬达到顶峰。Table 3展示了回归表格,收视率对确诊病例数的影响持续显著,对死亡病例数的影响在后期逐渐显著。以3月28日的估计为例,一标准差的收视率之差带来约4%的更多的死亡病例。

为了缓解内生性问题,本文巧妙的为内生变量——Hannity和Carlson的收视率之差,寻找了一个工具变量。该工具变量是以下两项的交乘:在Hannity播放期间看电视的家户比例,剔除掉看Fox News的部分;Fox News频道的平均市场占有率,剔除Hannity播放时段。

从直觉上理解,Hannity和Carlson的收视率之差由以下两项决定:看电视的时间偏好和给定时间段内选择频道的频道偏好。该工具变量刻画的则是:与Fox News无关的时间偏好;与Hannity无关的对Fox News的频道偏好。换句话说,该工具变量刻画的是外生的在不同时间段打开电视,并且调至Fox News频道,带来的Hannity和Carlson之间的收视率差异。

Figure 6展示了使用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估计的结果。和OLS结果类似,节目收视率对Covid-19确诊和死亡病例数都有显著影响。对确诊病例的影响在三月中旬达到顶峰,对死亡病例的影响在两周后的四月初达到顶峰。Table 3展示了回归结果表格,收视率对确诊病例数的影响在前期显著,对死亡病例数的影响在后期逐渐显著。以3月28日的估计为例,一标准差的收视率之差带来约27%的更多的死亡病例。

04 

结论

本文通过一项引入实验和疫情期间两档“观点评论”类节目提供的研究场景,发现人们并不能够辩证的看待电视节目输出的主观观点,或将它与客观事实相区分。这样的误判在疫情期间影响了人们预防性措施的采取,进一步影响了Covid-19确诊和死亡病例数。

本文的研究场景是不确定性较大、争议较多的Covid-19初期。本文最后指出即使是对于不确定性更小,事实情况更加明确的公共议题,比如全球变暖等,“观点评论”类节目依然可能对人们的看法与态度产生很大影响。另外,本文探讨的是疫情期间“观点评论”类节目相对短期的影响,这类节目的长期影响依然值得进一步探索。

Abstract 

The rise of opinion programs has transformed television news. Because they present anchors’ subjective commentary and analysis, opinion programs often convey conflicting narratives about reality. We experimentally document that people across the ideological spectrum turn to opinion programs over \straight news," even when provided large incentives to learn objective facts. We then examine the consequences of diverging narratives between opinion programs in a high-stakes setting: the early stages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in the US. We find stark differences in the adoption of preventative behaviors among viewers of the two most popular opinion programs, both on the same network, which adopted opposing narratives about the threat posed by the COVID-19 pandemic. We then show that areas with greater relative viewership of the program downplaying the threat experienced a greater number of COVID-19 cases and deaths. Our evidence suggests that opinion programs may distort important beliefs and behavi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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