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
http://k.sina.com.cn/article_5367393740_13febedcc00100hfjm.html?from=travel
原文信息:
Beach, B., & Hanlon, W. W. (2022). Culture and the historical fertility transition.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rdac059.
原文链接:
http://www.walkerhanlon.com/papers/beach_hanlon_demographic_transition.pdf
01
引言
生育率的转型与工业革命并存,是现代经济增长道路上的一个关键转折点。虽然工业革命开始了一段持续的技术进步时期,但早期的产出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被人口的快速增长所抵消,限制了人均收入的增长。只有随着生育率过渡的开始,人口增长才开始放缓,为作为现代经济增长特征的收入的持续增长铺平了道路。
理解这一生育转折点发生的原因一直是经济学和人口统计学中大量文献关注的焦点。然而,这种转变的关键特征仍未得到解释。图1描述了1851年到189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出生率。这张图表的关键特征是从1877年开始生育率急剧下降。这种急剧的断裂同时出现在全国所有地区,以及在城市和农村地区。这种变化的速度、规模和广泛的性质很难用基于经济因素的标准模型来解释,比如教育回归的上升,或者最近的论文中强调的缓慢的文化扩散。
本文对图1中所描述的生育率急剧下降进行了解释,同时对文化影响生育率的方式提供了新的见解。本文的分析分为两部分。
首先,本文发现世界各地的英国文化人口,相对于生活在同一地点的其他不同文化人口,经历了同步的文化下降。由于同一国家经历的是相同的经济和政策环境,从而这项研究排除了经济、政策的影响,凸显了文化的作用。
其次,本文进一步追问是什么导致了1877年英国和文化上的英国人口生育率的显著降低。本文提供的证据表明,1877年在英国发生的著名的布拉德劳-贝桑特审判(Bradlaugh-Besant trial),在开始一场关于生育限制的对话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导致了生育率的迅速下降。这场审判由两位世俗主义者和自由思想活动家查尔斯·布拉德劳斯和安妮·贝桑特发起,他们出版了查尔斯·诺尔顿的一本书,目的是引发对现有法律的考验。书中主张支持选择家庭规模的道德权利,并提供了有关避孕技术的基本信息。这一审判被广泛报道,引发了一场关于选择家庭规模的道德问题的全国性讨论,并导致了有关该话题的书籍和小册子销量激增。这项审判的重要性早已得到历史学家的认可,比如诺曼·海姆斯(1970)曾写道:“参加这次起诉的公众宣传的社会影响简直是革命性的。”然而,目前还没有定量分析可以让我们准确地评估这项审判对图1中描述的生育率降低有多重要。本文的研究结果有助于进行关于英国人口转型原因的长期辩论;也有助于研究拓展关于媒体、文化观念对生育行为影响的研究。
来自英国的证据
02
本文首先使用来自加拿大的证据来说明这一问题。本文使用1864年4月至1886年5月的普查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比较了加拿大1877年前后与英国关系更强和更弱县的生育率情况,具体估计方程如下:
其中,CHILDct为t期每年在c县出生儿童的平均数量,这主要根据每个年龄组的人口普查中观察到的儿童推断。分母FEMct是15-49岁的人数(单位:千)。主要的解释变量是各县与英国文化关系强度(BRITc),该变量基于1871年英国裔人口普查中所占的人口比例。方程还加入了人口密度、农业和制造业就业份额、男女比例以及学校出勤率等控制变量,且控制了时间和区县固定效应。表1的回归结果表明,相比其他文化的人口,与英国文化关系更密切的县生育率在1877年后下降显著,且具有持续性。本文在做了很多稳健性检验并更换了与英国文化关系远近的度量后仍能得到稳健的结论。
接着,本文继续更换更为精细的个人层面微观调查进行回归分析,回归设定如下:
其中,Yhdt为t期d县妇女h每年生育的儿童数(乘以1000,即每年每千名妇女的生育系数)。关键的解释变量是关于女性是否有英国文化渊源(是否为英国裔)的变量(BRITh)和1877年后时期的变量(POSTt)之间的交互项。回归控制了妇女的年龄、户主职业固定效应和区县-时间固定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在1877年以后,与居住在同一县的非英国妇女相比,英国裔妇女的生育率在每1000名妇女中下降了5以上。这个估计是有意义的,意味着比样本均值下降了4%。
03
一个可能的催化剂
首先,本文提供了布拉德劳-贝桑特审判可能导致生育率显著下降的描述性事实。图3提供了一个更全面的关于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报纸报道的观点。左图绘制了1877年发表的相关文章数量,这些文章提到了以下关键词:“布拉德劳”或“贝桑特”;“哲学的果实”;或“人口问题”。发表文章时间与审判的几个关键时间相匹配。例如,在1877年4月之前,我们没有看到这些搜索词,当时布拉德劳和贝桑特被捕,在市政厅举行了第一次听证会;5月份的出版物数量有所下降,然后在6月份的文章数量达到顶峰,当时审判、定罪和判决都发生了。而11月发表的文章相对增加,与女王法官席上关于布拉德劳和贝桑特试图上诉判决的关键听证会相一致。而使用美国和非洲的媒体信息也能看到一致的特征事实。
接着,本文搜集报纸数据,分析比较了两个五年期间(1873-1877年事件发生前期和1878-1882年事件发生后期)的地区平均出生率来评估这一事件的动态影响。我们将我们的样本限制在试验前或之后三年内开放报纸的地区(即1875-1877年vs 1878-1880年)。估计方程如下:
其中,BRdt为d县t期的平均出生率,定义为每1000名育龄妇女的生育率。EXPOSUREd是在试验前在某一地点开放的报纸数量(1875-77)TRIALt。变量衡量是否发生了审判。并且加入了区县固定效应和区域-时间固定效应。回归中采用1871各地区人口进行加权。最后,我们通过在区县一级进行聚类来调整标准误。表4回归结果表明,当地区更多暴露在媒体环境中,审判案件发生后生育率显著降低。这间接佐证了审判对于英国文化人口生育率下降的重要作用。
那么,什么时候接触其他报纸对生育行为有影响呢?图6的事件分析表明,仅有在1877年受到报纸影响才能对生育行为产生显著降低的影响。这一结果更加佐证了审判的重要作用。
接着,本文将1875-1877年总报纸数量作为传播该审判报纸数量的IV重新回归,得到表5结果。这些IV结果更进一步帮助我们探究生育率、报纸暴露和审判之间的联系。
最后,本文试图探究这一审判影响的机制。妇女可能通过多种机制来降低生育能力,包括推迟婚姻,通过间隔或停止来降低婚姻内的生育能力,或完全放弃生育能力。在本文的背景下,绝大多数分娩是在婚姻内发生的,因此两种最有可能的机制是延迟婚姻或婚姻内的调整。本文使用英格兰和威尔士全面的年度婚姻登记数据分析接触该审判对结婚率的影响,以及通过改变结婚率对生育率的影响。在附录中,本文将回归方程中生育率替换为结婚率进行回归。本文发现了在更容易接触到有关审判新闻的地区,结婚率明显下降。
结论
04
本文为历史生育率转型过程中文化因素的影响提供了证据。从1877年开始,通过研究世界各地的英国文化人口同时表现出的生育能力下降,本文将文化的作用与这一时期影响生育能力的其他因素隔离开来。本文发现,在广泛的经济和政策环境中,英国裔人口的生育率同时下降,这使本文可以排除本文所发现的影响是由经济或政策变化驱动的。并且,本文为英国文化人口历史上生育率的下降找到了可能的文化解释:布拉德劳-贝桑特审判的重要作用。本文的研究结果有助于我们理解文化的经济影响。本文表明,文化和语言上的联系可以作为渠道,在世界各地传递不断变化的社会规范,从而导致行为的快速和有意义的变化。
Abstract
The historical transition to a low fertility regime was central for long-run growth, but what caused it? Existing economic explanations largely focus on the economic incentives to limit fertility. This paper presents new evidence highlighting the importance of cultural forces as a complementary driver of the fertility transition. We leverage a sharp change in fertility in Britain in 1877 and document large synchronized declines in fertility among culturally-British households residing outside of Britain, in Canada, the U.S. and South Africa, relative to their non-British neighbors. We propose a plausible catalyst for the change: the famous Bradlaugh-Besant trial of 1877.
推文作者信息:卢文益,中国人民大学本科生,邮箱: wenyilu2022@outl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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