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文人 | 叶芸 

 

原文信息：Weizeng Sun , Sisi Zhang , Chengtao Lin , Siqi Zheng.2021.”How do home purchase restrictions affect elite Chinese graduate students’ job search behavior?”.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https://doi.org/10.1016/j.regsciurbeco.2021.103644

图片来源：Pixabay

 

01 引言

 

购房对于家庭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决定，拥有房屋所有权可以提高住房稳定性，降低未来房租上涨的风险，有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对于发展中国家的青年来说，也是提高在婚姻上相对地位的战略。21世纪初，中国房价急剧上升，中国政府决定进行购房限制以抑制投机的购房需求和稳定房价。2011年北京政府宣布，非北京户籍者在北京工作5年以上才能拥有购房资格，而北京户籍者可以每个家庭购买一套住房。文章的研究主题是购房限制如何影响研究生毕业后工作城市的选择和其工作与专业的匹配质量，并且因为公共部门的工作相对更容易获得户口，文章也估计了毕业研究生在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工作之间的选择。

 

文章以北京市的限购政策作为外生冲击，使用DID（difference-in-difference ）进行识别。应届移民学生面临着更强的购房障碍，作为处理组；拥有北京户口的学生作为控制组。限购政策实施的时间线区分政策改变前后。

 

文章发现对于非北京户籍研究生，限购政策使得在北京的外地研究生选择北京的工作的可能性降低了6个百分点，选择公共部门工作的可能性上升了5.8%。而与北京相比，接受其他城市工作的移民研究生选择公共部门的可能性下降了3.7%。同时留在北京工作的移民研究生，其工作和专业匹配下降，对于选择其他城市工作的研究生则没有。这表示区分居民和非居民的限购政策确实对劳动力市场有溢出效应。

 

02 模型

 

从理论上来说，限购通过房屋所有权资格渠道和价格渠道（价格下降，需求上升）影响工作地点的选择，区别在于，前者仅仅影响非居民，后者同时影响居民与非居民。文章使用住房所有权资格渠道设置处理组和控制组，并假设即使价格渠道对居民和非居民的影响不同，但是这种差异在政策干预之后是非系统性改变的，并且在之后进行了检验。

 

识别策略是将清华大学非北京居民户口的学生作为处理组，非北京户口的学生作为控制组，2010年为冲击年份。

被解释变量Yit下标表示在t年毕业的研究生i，衡量了三个求职结果：（1）研究生i是否接受了在北京的工作，（2）研究生i是否接受了公共部门的工作；（3）职业-专业匹配指数，衡量的是学生在校学习专业与工作的匹配质量。如果学生是移民，即学生在进入清华上学之前是北京户口则Migi等于1，I（t>2010）是一个虚拟变量，表示年份是否在2010年之后，即限购实施年份。系数β表示限购通过住房所有权资格影响移民学生求职决定的因果效应。Xit控制了学生个人特征，如性别，是否为少数民族，是硕士研究生还是博士研究生。

 

文章控制了以下五个固定效应：（1）家乡省份固定效应：学生可能因为在家乡拥有更好的社会关系网，更适应的气候和文化，偏向于选择回到家乡；（2）专业领域×年份固定效应（指毕业年份）：控制了随时间变化的行业特定趋势，由于行业的劳动力需求变化，可能在2010年之后北京减少了特定行业的雇佣量，导致实际是行业趋势引起的效应显示为限购的效应；（3）家乡地区×年份固定效应，控制了具有特定区域的时变趋势。将家乡的省份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因为西部大开发战略，移民学生有更大的可能性在2010年之后回到西部；（4）大城市×年份固定效应，控制了未观察到的年份特定因素（例如劳动力市场的发展），这些因素减少或增加了这些城市对清华学生的吸引力。（5）户口严格程度×年份固定效应，随着时间变化，大城市获得户口的标准是越发严格的，而中小城市的标准则被放松了，因此固定该效应来控制因为户口改革带来的户口严格程度的变化。并根据获得户口的标准分为高、中、低三个门槛的城市。

 

03 数据

 

数据来自清华大学2006-2016年的毕业生就业管理记录，包括了在这期间毕业于清华的学生的专业、研究领域、毕业去向和如生源地、性别等的个人特征信息。本文的主要样本仅包括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排除了本科生。一个原因是大部分清华的本科生都继续研究生学业（约70%）而不是直接进入就业市场（16%）。工作还是继续研究生学业的决定可能被限购政策影响，从而产生自选择问题，例如更容易获得北京户口的学生更有可能进入就业市场。另外一个原因是硕博研究生毕业的年龄正接近许多人买房子的年龄。此外，还排除了在进入清华之前就已有劳动合同的学生（定向培养），他们毕业后不找工作（占样本的9.8%）。

 

在职业-专业匹配质量的分析中，文章构建了一个指标来衡量一个工作是否和学生在校的研究领域很好的匹配。在2015和2016年的数据中接受工作邀请的毕业生被要求回答：他们的工作是否和专业相关。文章使用这两年的样本构造了一个“m×n”的矩阵,m=144（表示清华的144个专业），n=20（表示20个行业分类），对于每一个专业-行业的配对，计算报告他们的工作与研究领域相关的学生比例。职业-专业匹配指数是一个从0到1的连续变量，1表示学生的职业与专业高度相关，报告某一专业-行业配对的学生占比越大，专业和职业的相关越高。然后对样本中的每一个个体赋值，通过专业与工作所在行业衡量学生研究领域与职业的匹配。

 

此外，还使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控制城市层面的变量。包括人均GDP，总人口，总支出，平均工资和房价，使用人口机械增长率（总人口增长率-人口自然增长率）衡量获得该城市户口是否困难，使用行业平均工资构建高收入行业指标。

 

04 结果

 

4.1处理组和控制组的平行趋势

使用在北京工作的研究生比例均值、在公共部门工作的比例均值、职业-专业匹配指数均值绘制图1，在2010年之前处理组和控制组在以上三个变量方面始终保持不变，肯定了采取DID识别的平行趋势假设。在限购之后，处理组和控制组在第一、三个变量上差距显著扩大。这一证据表明研究生求职行为对限购的反应。为了简化模型，假设限购不会改变非北京户籍研究生与北京居民结婚的可能性（这是一种潜在的获得购房资格的渠道）。

 

4.2 主要回归结果

 

文章使用线性概率模型报告结果，并且用probit和Logit估计的结果稳健。关键解释变量为mig*I（t>2010）。结果见表1。

 

列（1）显示限购显著使得清华非户籍研究生在毕业后留在北京的可能性降低了6%。列（2）表示，限购之后决定留在北京的研究生选择公共部门工作的可能性增加了5.8%。相反列（3）显示，如果他们决定到其他城市，那么选择公共部门工作的可能性降低3.7%。

 

在（4）（5）列中联合考虑了部门和城市的决定。对于所有的移民研究生来说，相对于在其他所有城市的其他所有工作，在北京选择私营部门工作的可能性下降了6.2%，但是在北京选择公共部门工作的可能性没有显著增加。这表明列（2）中所表示的是结构性的改变，留在北京的清华毕业生减少，那些留在北京的毕业生从私营部门转向了公共部门，但是北京公共部门的清华毕业生总数不变。

 

列（6）和列（7）表示限购之后，北京的职业-专业匹配质量下降了，但是其他城市没有。因此所有的结果与之前的分析一致，限购后，移民学生愿意选择有更高获得北京户口可能性的公共部门工作，即使以减少职业-专业匹配为代价。

表2进一步展示了移民学生更有可能选择在北京的公共部门的低收入职业，这表明他们愿意以牺牲收入为代价获得户口，而这一影响在其他职业并没有发现。文章构建了一个高收入职业指标，如果职业属于五个薪酬最高的行业，如金融、信息传输、科技、娱乐等。发现限购使得移民学生选择私营部门高收入职业的可能性降低了3.5%，选择公共部门低收入职业可能性增加了5.4%。而在高收入公共部门没有显著的影响。同时除了北京，其他城市没有显著的趋势。这些证据表明当获得北京户口的可能性更高时，移民学生接受来自公共部门的工作邀请，即使以低收入为代价。

 

4.3 劳动力市场决策的动态结果

 

文章估计了在限购实行前5年和后6年，限购对就业市场决策的动态演变。文章进行事件研究，以估计限购对劳动力市场结果的动态影响，并估计以下分布滞后模型：

系数βs（s=-4,...,-1）捕捉了处理组和控制组在冲击之前劳动力市场结果趋势的差异，系数βs（s=0,...,5）衡量的是限购之后，宣布当年，后一年，...，后六年的边际效应。该模型估计住房市场干预对劳动力市场结果的影响是如何随着时间演变的。

图2显示了方程（2）估计的系数路径，虚线描述了相对应的95%置信区间。发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限购之前三个结果在处理组和控制组之间都没有显著差异。政策干预之后在决定是否留在北京和职业-专业匹配质量上有显著差异，然而在选择公共部门的决定上没有。

 

4.4 稳健性检验

 

首先，关于房价渠道的影响的猜想——房价同时对当地和移民的学生有影响——这是一个很强的假设，因为当地的学生可能来自收入更高的家庭，他们的工作选择相较于移民学生来说对房价更不敏感。在模型（3）中加入了北京房价（房价变化）和是否是移民学生的交互项。β3代表北京房价（房价变化）对应届毕业生求职决定的影响差异。

另外一个使用DID方法的挑战是劳动力市场政策，如应届毕业生的总户口配额的变化，或户口在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的配额的变化，可能会不同地影响对当地和移民学生的劳动力需求。例如户口配额的短缺并不会影响当地的学生。相反移民员工相对缺乏稳定性，为了避免预期中较高的人事周转率，公司将倾向雇佣更多的本地学生。在模型（4）中控制了户口配额与处理组指标的交互项，β3表示限购后户口配额变化对当地学生和移民学生的工作决定是否存在不同影响。

表3所示，在限购之后房价对本地学生和移民学生在劳动力市场的结果并没有系统变化，PanelA发现移民学生与北京房价的交互项，除了降低北京私营部门就业可能性，其他结果并不显著。PanelB控制了房价的变化而不是房价水平，交互项仅在部门选择上显著，其他结果并不显著。这些稳健性检验表明控制住房价，限购影响移民工作决策的模式没有显著改变。

 

然后，文章检验了处理组效应是否随着户口配额变化（随着年份变化）。PanelC包括了每年应届毕业生户口配额的交互项，发现户口配额本身对移民学生的求职结果有显著影响，但对限购的处理效应没有显著影响。

此外，还进行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首先，研究生样本可能是自选择的，并与限购相关。例如，限购之后低能力的本科生因为难以找到有北京户口的工作而推迟进入就业市场，那么硕士生样本中将自选择产生更多的低能力学生。因此文章删除了2014-2016年的样本，因为学生一般将会在研究生入学前两年之前决定是否追求更高的学历。据此排除了限购实施很久以后，当地学生和移民学生市场条件有不同变化的可能性。结果与主要结果相似。此外文章还进行了替换样本的稳健性检验，结果都相似。

 

4.5 异质性和潜在机制分析

 

文章通过异质性分析探索限购影响毕业后第一份工作选择的潜在机制。文章探索了两种毕业生重视房产权的潜在原因：（1）为了在婚姻市场上获得竞争性优势；（2）为了在房地产市场投资。对于第一种，假设限购对男性的影响比女性大。对于第二种，通过观察当移民学生家乡省份房价上涨更快时，学生是否更有可能离开北京来估计。分析基于模型（5）

 

 

在表4的PanelA-C中分年龄、学历、性别估计了异质性效应。假设更加接近结婚年龄的年龄较大的学生将更为认真地考虑买房。因为硕士通常比博士年龄大，因此也分学历进一步估计。发现，年龄显著影响是否在北京工作的决定，学历和性别也显著影响职业-专业匹配质量。如果男性和博士生选择留在北京，他们更有可能获得与他们的学习领域相关的工作。这与通过购房获得婚姻市场上竞争性地位的假设一致。

 

PanelD控制了家乡省份每年房价增长率，发现家乡省份经历了房价升值增长更快的移民学生更有可能在北京工作，更有可能选择公共部门的工作，更有可能获得与专业更相关的工作。一个解释是因为家乡省份房价上涨，如果是出于投资目的他们就不需要在北京买房。

 

4.6 进一步讨论

 

本文的一些局限。第一，因为缺乏个人工资的信息，无法得知这些毕业生是否有足够的工资做出购房决定，也不知道是否有一些个人为了获得其他城市的户口而牺牲了工资。第二，不能完全排除所发现的特征事实的其他解释，例如深圳、上海等其他发达城市在2010年之后变得更有吸引力，或者其他本地学生更不愿意离开北京。第三，本文仅仅估计了限购对毕业后第一份工作的影响，而不是分析长期的劳动力市场效应。一些学生可能会为了获得北京户口接受一个较低匹配质量的工作机会，然后在获得户口后寻找更好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文章估计的效应是长期实际效应的上限。

 

05 结论

 

文章使用来自清华2006-2016年研究生的管理记录，研究限购对研究生毕业后第一份工作决定的影响，发现购房限制将使应届研究生们接受北京的工作机会的可能性降低6个百分点；使决定在北京工作的非户籍学生选择公共部门的工作的可能性增加5.8%，并增加了在北京工作的移民学生专业和就业的不匹配。指出限购对就业决定的影响主要通过限制非户籍学生购房资格，而不是影响其支付能力。且这种影响对男性、博士、年龄较大的学生更大。这些结果表明，住房市场干预政策与户口制度的好处捆绑在一起，确实对就业市场决策产生了溢出效应。

 

事实上，对于清华大学的毕业生，要获得北京户口比其他大学毕业生或一般劳动力容易得多。如果我们考虑到北京所有的大学或所有劳动力，本文的估计可视作限购影响的下限。如果政策干预限制了人们生活在城市可以获得的某些社会福利，比如拥有住房，就会降低城市的工作吸引力，并导致劳动力市场的扭曲。

 

Abstract

 

In this study, we examine how China’s home purchase restrictions (HPR) affect recent graduate students’ job search behavior. Using administrative records of all graduate students from Tsinghua University in China in the period 2006–2016, we find that HPR significantly discourages migrant students from accepting job offers in Beijing by 6.0 percentage points. Additionally, they are more likely to choose jobs in the public sector (where it is easier to obtain residency status and thus be eligible for home purchase), and the job offers they accept are less relevant to their field of study in graduate school. The HPR has a greater effect on male, PhD, and older students.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intervention in the housing market could affect labor-market decisions, even for highly skilled work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