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结论可能与之前得出的结论相矛盾，因此作者进一步采用Bernstein和Mishel（1994）的工资数据以及总统经济报告的生产率数据（美国的相关数据）对结论进行了验证，如图三所示，其中Skilled labor 为受过大学教育的工人， Unskilled labor为未受过大学教育的工人，数据结果显示，基于1973年替代弹性为1的等产量线估计。发现，新的等成本线没穿过旧的等产量线，技术解释通过了这一检验，这说明：尽管这绝不表明技术故事是正确的，但确实表明它是可行的。因此作者认为，技术进步的偏差对于解释要素收入分配的差距是可行的。

图三

 

但是，仍有一些贸易经济学家认为，技术要素偏差对收入分配是不相关的，尽管要素偏差在一个部门的模型中可能很重要，但是当我们考虑多个部门的贸易经济体时，它不再对要素价格产生任何影响。

 

03 多种商品经济的技术与要素价格

 

为了更好的分析在多个部门贸易经济下技术对要素价格的影响，需要引入一种工具，勒纳图，如图四所示，曲线xx、yy、x’x’、 ww 、w’w’。在勒纳图中XX与YY不是等产量线，而是等价值线，每一条曲线都反映了相同的价格商品，因此曲线可能代表着价值10000美元的商品，但为理解方便，可以尝试将等价值线XX理解为等产量线X=1/PY（其中PX是商品X的价格，Y=1/PY，其中PY是商品Y的价格。首先假设经济中两种产出经济中两种产出：X（skill-intensive）Y(labor-intensive(unskilled labor)) 经济中由两种投入，U、S相对商品的价格是给定的。其次，考虑勒纳图中的均衡，如果该国要生产两种商品，要素价格必须使得X的100万美元和Y的100万美元的生产成本相同。因此，相对工资必须等于与两个等值线相切的线WW的斜率。然后，我们可以检查以确认该国实际上将同时生产两种商品，只有当其捐赠资金位于图中虚线所定义的“多样化的锥体”之内时，它才会这样做。再次，考虑技术进步的影响，假设X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了，但是X的相对价格没有变化。然后，相关的等值线将径直移到X’X’，熟练工人的相对工资将增加新的均衡的产生使得等成本线与两个等值线相切，由此产生等成本线的斜率发生变化，从而带来有技能劳动力与一般劳动力工资产生差异，对收入差距产生影响。但是模型似乎暗示着，当考虑多种商品的贸易经济体时，单一商品模型所建议的要素偏向型技术进步似乎是错误的，要素价格的差距主要来源于部门技术的变化，而这一结论也是Leamer得出的结论。

 

但这一分析正确吗？作者认为，这一分析是基于一条严格的假设，经济中发生的技术进步不会导致相对商品价格发生改变，即基于固定商品价格的技术进步，而要满足这一假设，不仅必须假设经济是一个开放的经济体，并且其规模足够小以至于不能影响其贸易条件，而且还必须假定技术进步是单方面的，在其他地方也不会发生相同的技术变化。但这与现实情况不符，因此，要素偏向型技术进步对于解释要素收入差距仍具有一定的解释力。

图四

 

上述分析都是基于小经济中，单方面技术进步，但是如果技术进步是在整个世界同时发生变化，那么技术变化对要素价格的影响会得到什么结论，由于技术进步是在整个世界同时进行的，因此可以将其简化为在封闭经济中的技术变化。首先，假定，两部门封闭经济需求函数是Cobb–Douglas函数，a是固定比例的收入用于技能密集型商品X、 每个部门的比例固定，这里固定比例的假设意味着我们可以确定X和Y之间的资源分配，而无需参考要素或商品价格。如图五所示致力于生产X商品的起点是Ox，致力于生产Y商品的起点是Oy ，X，Y要素生产的要素比例是OxX和OyY的斜率，均衡时处于Q点状况，Q点表示均衡时的资源分配。当经济处于均衡状况时如何确定要素价格，假设w为熟练工人相对于非熟练工人的工资；令S和U为两个要素的经济供给，并让Sx 、Ux为X部门雇用的熟练和非熟练工人。

 

w*Sx+Ux= a(w*S+U),由此可以反解出

 

w=(aU-Ux)/(Sx-as)

图五

 

下面考虑技术进步带来的影响，技术进步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希克斯中性技术变化，另一种是要素偏向型技术进步，考虑两个部门希克斯中性技术变化的影响，即技术变化不影响部门的要素比率。由图五可知，这种变化对资源分配没有影响，因此对要素价格也没有影响。要素偏向型技术，S /U比向上移动到OyY’的斜率，资源分配从Q到Q’。此时Sx和Ux都下降，我们看到这意味着w上升。同时亦可证明，如果在X部门中发生了技能偏向的变化情况也是如此。就是说，任何一个部门中偏向于技能的技术变革都会提高技能的回报。由此作者得出结论，技术改变是部门而不是因素偏差的观点是错误的。任一部门的希克斯中性技术变化均不会影响相对要素价格；任何一个部门中有要素偏差的技术变革都会增加其偏差的价格。

 

由于上述分析是基于Cobb-Douglas需求和固定比例的特殊假设是否合适？这些假设对结果是否至关重要？如果由于这些特殊的假设而导致结论具有特殊性能否解释要素偏差的技术变革对要素价格会产生影响。因此作者放宽固定比例的假设，然后发现，希克斯中立的技术进步不会影响w的主张仍然是正确，技术偏向的技术变革也将提高w。因此，固定比例假设并不重要。作者又进一步放宽道格拉斯需求的假设，发现放松假设后对结论依然影响不大，因此得出结论要素偏向型的技术进步确实会改变收入分配。

 

04 商品价格、要素价格与贸易量

 

关于商品价格、要素价格与贸易量的研究，作者基于方法论的探讨而没有尝试对贸易和工资进行实证分析。首先作者给出了一个南美贸易的例子，在国际贸易中，自1970年以来，美国的工资差异急剧扩大。美国工人实际工资在第90%分位点上增长了约15%，在第10%分为点上下降25%。同时，欧洲失业率长期上升，而在1970-1998低工资国家制成品的出口大大增加。经合组织从新兴工业化经济体进口的制成品在1970年可忽略不计，但1997年占了OECD国家GDP的2%。由此产生一个问题，南北贸易增长是否解释了发达国家的工资不平等加剧，根据Stolper-Samuelson定律，如果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进口导致发达经济体中这些产品的相对价格下降，则意味着确实会降低较低技能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即南北贸易增长解释了工资不平等的加剧。但大多数实证分析认为，尽管劳动密集型制成品的进口增长迅速，这些进口量仍占经合组织收入的一部分，仍然太小不足以解释工资差异的大幅增加，因此贸易最多解释了不平等现象增加的很小一部分。然而，贸易经济学家认为解释力度不足的观点是错误的，许多贸易经济学家拒绝实证解释的逻辑，认为Stolper-Samuelson定律证明了商品价格与要素价格之间的关系，但贸易量并未纳入该定理的表述中。同时，只要一个国家面临世界市场确定的价格， 无论贸易占GDP的比重如何，随着世界市场价格的改变，市场价格都会带动国内要素价格的变化，因此认为南北贸易不能很好解释发达国家工资不平等的加剧是不真实的。而作者认为，南北贸易不足以影响工资不平等的增长，经济理论强调贸易对价格的影响不重要。

 

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争论主要是因为提问的方式产生问题，“南北贸易是否“造成”了工资不平等的增长？这一问题借鉴借鉴Deardorff和Hakura（1994）引入了一些法律专有名词”but-for”， but for原则是在立法上的一种技术叫“但书”。在法律文本中，常用“除…外”来表示对某法律原则适用的例外，这就是“但书条款”，又称“除外条款” ，因此，“南北贸易是否“造成”了工资不平等的增长？”，便转化为 “除了从低工资国家进口制成品的有效性，工资应该是多少”，基于上述问题，作者进行反事实法论证。1970年，经合组织基本上没有从发展中经济体进口制成品， 考虑一个假想的历史，经合组织国家已经获得了1990年代中期的技术和资源，但是与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贸易仍然较小，那么工资在这个假想的历史中有什么区别，等价于询问低技能工资下降的多少是由贸易“造成”的问题。但由于问题本身存在识别困境问题，因为从商品价格的实际变动以及这些变动对要素价格的影响，无法回答低技能工资下降是由贸易造成的这一问题。原因是，商品价格的实际波动，可能不仅仅和贸易相关，可能还存在其他的影响因素。例如：即使没有南北贸易，货物价格的实际波动也可能反映出发达国家的发展状况。同时，发达国家的要素供给和技术改变都可能直接影响要素的价格，由此可能会夸大贸易对于要素价格的影响，同时还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因此作者认为，问题的提问方式应尽可能避免问题本身具有识别问题的情况，一个好的问题能够得出正确的结论，而一个本身含有内生性的问题可能会对结论产生错误导向。

 

05 结论

 

虽然文章对技术、贸易与要素价格进行了分析，但是对要素价格变化的原因评估最终是一个经验问题，因此，如果出现新数据或改进的估计，对贸易和技术相比对要素价格变动只是次要影响的结论可能被改写。但目前，仍然可以说的是，技术偏向的技术变革在技能溢价的提高中起了重要作用。同时，在研究问题时如果不能谨慎的提出一个正确的问题，则可能产生一个错误的导向，因此问题的识别问题对于理解技术、贸易与要素价格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

 

本推文由中国经济转型讨论班（CETW）供稿。

 

Abstract

 

The view that recent change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primarily reflect technology rather than trade may be the majority opinion, but has been harshly criticized by some trade economists. This paper will argue that the critique in fact misses the point, essentially because the critics undertake the wrong thought experiments. Trade volumes are not irrelevant: if one poses the question correctly, one immediately realizes that small trade volumes are inconsistent with a story that attributes large distributional effects to trade. The factor bias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is not immaterial, except in the case where such change takes place in a small open economy (as opposed to one that can affect world prices), and where technical change occurs only in that economy (rather than occurring simultaneously in other economies as well); since the real situation does not meet either criterion, factor bias definitely does matter. Most surprisingly, the much maligned use of a factor content approach to infer the effects of trade on factor prices turns out to be an entirely justified procedure when carefully appli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