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文人 | 张瀚文 

 

近年来，在合同执行、公司产权、股东保护等方面的制度问题备受关注，然而，贸易理论并没有考虑到制度差异的具体含义，只是把它们简单地当作技术差异性以及政府行为差异性来对待。本文的研究目标有两点，首先，构建一个简单的国际贸易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制度差异是在不完全契约的框架内建模的。本文对将制度等同于生产力得出的任何结论提出质疑。制度差异作为比较优势的来源，除此之外，制度质量不同意味着较不发达国家可能无法从贸易中获益，而要素价格实际上可能因贸易而出现变化。其次，本文使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美国进口数据，实证检验制度差异是贸易流动的重要决定因素。

 

01 制度经济学的框架

 

制度的概念在最近的文献中受到了极大的关注。该术语通常泛指以规则或运作模式,规范个体行动的一种社会结构。制度是要求成员共同遵守的规章或准则结构：合同执行、产权、投资者保护、政治制度等。目前有一些文献，特别是La Porta，Lopez de Silanes，Shleifer and Vishny（1998）和Acemoglu、Johnson and Robinson（2002）的一系列论文表明了两个重要事实。首先，制度对经济表现至关重要。第二，发达国家（“北方”）的制度要比发展中国家（“南方”）好得多。鉴于对制度的重要性正在形成的共识，很多学者会认为制度差异可能是南北贸易比较优势的来源。那么，何种行业会有这个特点？分析的出发点是假设某些部门比其他部门更依赖制度这一要素。在某些行业，依赖制度、合同和产权的执行是生产过程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例如，如果生产不能依靠现有商品交易市场来获取投入，而是需要在市场之间建立复杂的关系，那么就要考虑制度这一因素。进一步地，北方的机构立即提出了一种“机构比较优势”的模式。合同执行、产权、投资者保护等都很重要，因为它们有助于克服利益冲突双方进入生产关系时产生的摩擦。本文采用了一种常用的受制度因素干预的摩擦事实，也就是说，我们假设在某些部门，各方必须进行特定关系的投资，导致众所周知的拖延问题。然后，我们用卡巴莱罗和哈穆尔（1998）提出的方法参数化构建研究框架。

 

02 基本模型框架

 

 

 

03 实证检验

 

由于其简单性，我们上面开发的基本模型提供了一个极端的预测，即制度劣势国家不生产或出口制度上依赖的商品，M。在两国模型中谈论进口份额也是没有用的。本节概述了基本模型的扩展，以导出进口份额、行业层面制度依赖和国家层面制度依赖之间的预测关系质量。我们用三种方法修改基本模型。首先，我们现在假设有是国家。第二，每个国家都生产自己独特的优良品种。我们采用了阿明顿假设：每个国家生产的各种优良产品都是不完全替代品。特别是，尽管K型和L型商品的偏好仍然由公式（1）给出，但nowcm被解释为来自每个国家的各种商品的恒定替代弹性（CES）集合

 

1、数据

 

我们使用国家经济研究局网站上提供的1998年美国按四位数碳化硅行业和原产国分类的进口数据。本文样本共有177个国家和389个行业的贸易数据。行业层面分析过程中，行业层面分析中，由于没有公认的行业层面的制度依赖指数，本文1992年美国行业间的投入产出表通过计算赫芬达尔指数获得（实证结果如表1）。

 

2、回归结果

 

基本回归结果见表1第（1）列。与预期相符，制度条件好的国家，更容易获得较大的出口份额，这个结果非常显著。同时，在数量方面，当制度质量上升时，进口份额预测值增加了0.23%，这种效应在数量上类似于资本和技能强度的贸易促进效应。

制度质量衡量标准代表了拥有良好制度的国家的某些其他特征，并不代表这个国家整体的比较优势。例如，具有制度偏向因素的商品需要更高的技术劳动力或资本禀赋共同配合，才能更好地占据出口市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表2给出了几个解决后的结果。首先，利用交互项进行分析，例如，赫芬达尔指数不仅与制度质量相互作用，而且与技能和资本充裕度也相互作用。结果见表2第（1）列：虽然Herfindahl指数和制度质量交互作用项非常显著且系数几乎没有变化，但是涉及Herfindahl指数的其他两个交互作用项并不显著，这表明制度质量对复杂产品的生产相对来说比技能和资本基础更重要。

04 主要结论

 

本文利用不完全契约文献中的观点，将制度作为比较优势进行了建模，并得出几个结论。（1）当制度是比较优势的来源时，北方从贸易中获得的收益最大，而南方则经历了相互冲突的影响。一方面，改善制度规则可以提高效率；另一方面，由于贸易开放，高收入部门消失了，贸易开放是平衡收入的关键因素。（2）更广义地讲，制度可能包括政府征用和政治不稳定，本文认为，制度和贸易之间的相互作用是重要的，而且很可能是非常微妙的。但是，根据不断变化的外部情况评估的效果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Abstract

 

Institutions—quality of contract enforcement, property rights, shareholder protection, and the like have received a great deal of attention in recent years. Yet trade theory has not considered the implications of institutional differences, beyond treating them simply as different technologies or taxes.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wofold. First, we propose a simple mode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n which institutional differences are modell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incomplete contracts. We show that doing so reverses many of the conclusions obtained by equating institutions with productivity. Institutional differences as a source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imply, among other things, that the less developed country may not gain from trade and factor prices may actually diverge as a result of trade. Second, we test empirically whether institutions act as a source of trade, using data on U.S. imports disaggregated by country and industry.The empirical results provide evidence of “institutional content of trade”: institutional differences are an important determinant of trade fl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