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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信息：

 

Bardhan, P. State and Development: The Need for a Reappraisal of the Current Literature[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16, 54(3): 862-892.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指出制度经济学文献中，关于国家作用的研究所忽视的一些细节，并通过分析国家职能对后者进行了补充。本文的研究对象涉及一系列发展目标（包括经济转型等），还涉及寻找解决市场失灵和集体行动问题的方案，执行承诺的能力和问责制之间的关系分析，并对这些问题加以权衡。相关文献忽略了关于国家能力和政治关系建设的一些要素，以及集权和分权的优势和问题，还忽略了国家职能在市场或私营企业无法解决的问题中发挥的作用。带着这些问题，本文将现有文献总结为下述几个话题，在对文献进行归类的基础上加以评价，并指出未来可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01 国家职能定位

 

强大的国家可以保护产权及维持一系列维护市场和契约运转的制度，同时，又能保护个人权益（North和Weingast，1989、2000）。

 

（1）强大的国家在发展中作用机制：执行承诺的能力

 

Acemoglu和Robinson（2012）描述了政治集权的作用，它可以将地方决策的外部性内部化，克服地方保护主义的压力。但是，一个强大并有效的国家的一个更普遍特征是，面对来自不同利益集团的压力，有能力作出可信承诺，用一个简单的委托-代理模型可以描述这种状态下的关系（Rodrik，1992）。此外，一个强大的国家在执行承诺时，还需要考虑到预算约束（Dewatripont和Maskin，1995）。

 

（2）国家能力的要素

 

Besley和Persson（2011）认为，国家能力包括财政、法律及军事实力等，这些能力能够提供公共品（包括法律和规则在内）。Evans和Rauch（1999）则强调了韦伯的科层制对提升国家能力的解释力，一个持续的行政体制可能会培养出一种有益的文化或团队精神，有助于提高国家能力。Cornick（2013）则将国家能力概括为技术、组织和政治能力。技术能力有助于筛选有价值的公共项目或公共服务，政治能力则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实现承诺的能力及抵制短期主义和预算限制的能力。

 

02 分权和地方问责制

 

最近关于分权的文献指出了权力下放使地区政府之间就引资形成竞争，这可能会避免过度的租金索取（Bardhan和Mookherjee，2006）。当然也有相反的观点认为，权力下放的过程中可能出现攫取局部利益的现象。这一结论成立的前提条件有四个：经济、社会不平等，政府竞争程度，地方民主程序的正常运作，关于政府运作的信息以及地方应享权利和分配情况的信息的自由流通程度（De Janvry等，2012）。

 

特别强调的是，中国的集权-分权体制在推动经济高速发展方面的作用。许成钢（2011）将其定义为“Regionally Decentralized Authoritarianism”，钱颖一（1997、1998）将其定义为“Market-Preserving Federalism”。其特征是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结合，地方政府的晋升与经济激励之间有关系。在此过程中，问责制度的形成很重要。

 

03 民主与发展

 

这一话题的核心是政治集权和问责制之间的关系。民主的审议和选举过程能更好地处理社会冲突（Sen，1999），且有利于遏制过度投资。相反的是，在缺乏政治集权的前提下，若问责程序也不完善，公众利益可能会损失。同时，还会出现恶性竞争，这种恶性竞争可能导致短期主义（Persson等，1997）。Myerson（2013）则从晋升角度出发，认为民主制度能够激励地方领导负责任地使用公共资金，甚至可能增加晋升机会。

 

04 国家在解决市场失灵问题中的作用

 

在诸多研究国家保障产权的能力的制度经济学文献中，大多忽略了工业化早期，国家在解决市场失灵问题中的作用。代表性的文献之中，Hall和Soskice（2001）指出英美“自由市场经济”与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协调型市场经济”之间的差异，在支持和协调市场发育方面，发挥国家在相关领域的作用可能很重要。

 

Aoki等（1997）描述了韩国和日本的国有企业与大型企业集团之间的交易，确保了某种形式的“合作团体的租金”，后者将获得这种租金，以换取在国家协调各方关系过程中发挥作用。即形成协调一致的生产商和供应商网络，从而形成相互依赖的投资决策，进而推动企业升级技术。这一过程中，相关的问题还有资本约束和信贷市场不完善、学习效应等，这些很容易概念化，但难以量化（Rodrik，2008）。国家在解决市场失灵问题中的作用，还有一个重要体现是产业政策，因为产业政策可能在解决市场失灵问题时发挥一定的作用。然而，产业政策也有可能引发寻租行为，在缺乏严格的市场约束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大量证据表明，在发展进程萎缩的同时，政治关联密切的公司依然获得利润。

 

05 公营企业和国家效能

 

承接第二部分，中国在分权治理方面具有独特性，地方政府不仅在提供社会服务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而且在大力推动地方企业发展方面同样发挥了积极作用，其中，一些最成功的公司由地方政府管理。一方面，大型国有企业在交通、能源、金融和电信等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它们的盈利能力可能与软预算等因素有关（Li等，2012）。在此基础上，引申出大型企业（私营或公营）与不同类型创新之间的关系、国企效率等问题。此外，关于公共部门的改革问题，在多任务、多目标、代理人面临冲突的政治原则等情况下，效率问题可能不是Williamson（1996）所说的通过市场或私营企业等其他组织手段的方式能够解决的。

 

06 可以进一步做的研究

 

第一，在技术进步和全球化背景下，非技术劳动力在政治联盟中的作用在下降；第二，集体行动的决定因素；第三，政治因素和市场结构及产业政策设计之间的关系；第四，大型公营企业与创新间的关系；第五，PPP项目的审查；第六，问责制中，权力下放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分权的成本-收益问题；第七，民主化进程中，如何形成服务于穷人的长期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