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文人 | 冀承

 

原文信息： Yang, L., & Lahr, M. L.，“Sources of Chinese Labor Productivity Growth: A StructuralDecomposition Analysis, 1987–2005”, China Economic Review，vol. 21(4), 2010, pp. 557-570.

 

原文链接： https:// doi:10.1016/j.chieco.2010.05.012.

 

0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引发了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劳动生产率变化和产业结构变化的极大兴趣，虽然现有研究已较为丰富，但是大多数关注中国劳动生产率变化的文献仍然停留在非常粗略的行业层面，即只考虑到三次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变化。关注产业结构变化的大部分文献则仅考察了中国劳动力从农业向第二、三产业的转移，忽略了产业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由于缺乏细分行业及其相互依存对中国劳动生产率变化影响的文献，本文选择采用中国投入产出表来考察其变化。投入产出表通常提供了丰富的行业细节信息，采用投入产出表进行结构分解分析可以最大程度地揭示出行业投入和最终需求的变化导致总体劳动生产率增长发生变化的程度，也能使我们获得更多信息以研究中国劳动生产率变化的源泉。本文利用现有的1987年至2005年的投入产出表，使用与当年投入产出表年度一致的就业数据，将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变化源泉分解为增加值系数、劳动投入、国内供应份额、技术变革、产业内投入份额和产业间组合等六个部分。

 

02 研究方法和数据

 

 

式（1.1）表示按行业划分的单位总产值增加值系数变化对生产率的影响，式（1.2）表示单位总产出劳动需求变化的影响，式（1.3）表示国内供给比变化对中间投入和最终需求的影响，式（1.4）表示由于技术变化、要素替代等而导致的行业间结构变化的影响，式（1.5）表示每个最终需求类别中部门构成的变化，式（1.6）表示不同类别间最终宏观需求变化的影响。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包括中国投入产出表和就业方面的数据。首先对成对的连续投入产出表表之间进行分解，以保持部门的一致性。由于使用的所有投入产出表均是利用的当年价格，为了使数据具有可比性，将所有数据均调整为2005年的价格。同时，为了尽可能具有行业可比性，本文还进行了投入产出表的收缩，将1987年和1997年投入产出表中的行业调整为99个可比行业，将1997年和2002年投入产出表中的行业调整为100个可比行业，将2002年和2005年投入产出表中的行业调整为42个行业。考虑到就业数据和投入产出数据的兼容性，为了使二者能够更好的相结合，在将相邻的投入产出表调整到可比行业后，再进行进一步调整，将最终分解结果调整为4个行业和11个行业。

 

03 分解结果

 

在讨论分解结果之前，我们首先勾勒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劳动生产率变化的图景，这为后面的结果讨论可以提供一些额外的背景。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不断下降，从其他行业中获得的较好回报无疑解释了资源从第一产业转移出去的重要原因。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则明显高于第一和第三产业，第二产业生产了全国近一半的GDP，而雇佣的就业人数却不到30%，制造业持续的优异表现也解释了资源向制造业转移的原因。

 

我们可以在表1（1987、1997年11个行业对比）、表2（1997、2002年11个行业对比）和表3（2002、2005年三次产业对比）中捕捉到影响劳动生产率变化因素的重要性，当值大于0时，这意味着这个因素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是正向的，当值小于0时，则意味着这个因素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是负向的。在这三个时期，劳动力储蓄效应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但自2002年以来其重要性在下降。在三个研究期间，劳动力储蓄效应的贡献率从108.8%下降至84.9%然后再下降至82.9%，这表明在中国资本深化的回报率似乎获得了递减的规模收益率。当然，自从中国更加积极地参与市场经济活动以来，中国也越来越接近国际生产前沿。

 

在1987年至1997年间，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是劳动力储蓄的最大受益者，农业紧随其后，但是在1997-2002年期间，一些制造业（食品、纺织业、石油和化学制品业）的劳动力储蓄明显放缓。在关于资本深化如何成为劳动力储蓄的主要原因的基础上，我们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关系，采用资本存量与就业比率作为资本深化的指标。在1987年至1997年期间，资本深化较快的行业包括第4行业（造纸和印刷业、木材制造和加工业）、第5行业（石油冶炼业）、第8部门（电气和电子产品制造业）和第9部门（其他制造业），上述这些行业与受益于高劳动力节约效应的行业比较匹配。

 

在1987年至1997年期间，投入份额的变化对劳动生产率变化的影响是第二大的，尽管其值是负的。在1997年至2002年期间，投入份额的变化对劳动生产率变化的影响转为正的。显然，1987至1997年期间的许多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第一产业、其他制造业以及公用事业的影响，后者由国有企业所主导。在分行业层面上，投入份额的变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在这两个时期几乎不值得注意。1987至1997年期间，第一产业和国有企业投入份额的变化对生产力增长产生了最大的抑制作用，这一时期通过投入份额的变化，劳动生产率提高最大的行业是服务业。从1997年到2002年，投入份额变化的影响显示出不同行业之间的差异较小，主要是由于明显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抑制效应。

 

1987年至1997年期间，第三大影响是通过产业增加值在产出中所占份额的变化产生的，这对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产生净负面影响。由于国际竞争的加剧，这种趋势在全世界各经济体都是预料之中的。但在1997-2002年期间产业增加值在产出中所占份额的变化基本上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在2002年至2005年期间又恢复了对劳动生产率的强烈抑制作用，这可能是因为中国在2001年底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

 

从行业来看，1987-1997年增加值系数对劳动生产率的负面影响主要来自国际压力。为了验证这一观点，我们计算了这一时期的出口增长，发现有负面影响的四个行业（行业5、6、8和9）正是出口增长最快的部门：初级金属加工业、石油、化工和非金属矿产品加工业、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业以及其他服务业，来自世界市场的压力促使各行业更具竞争力，从而迫使企业更有效地利用初级投入，从而导致各行业的增加值系数下降。从1997年到2002年，各行业的增加值系数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差异较小，前一时期产生负面影响的行业似乎经历了较为温和的变化。事实上，由于增加值系数的变化对生产率的抑制作用最大的两个行业是在前期表现出增长效应的行业。

 

虽然出口可以解释研究期间制造业面临的压力，但制度变迁可能是服务业变革的同等动力，这也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式。在1987年至1997年期间，金融、保险和房地产的增加值系数对生产力变化的负面影响是这些重大制度变革的结果。1980年初，中国的金融体系只有四家国有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先后建立了10家股份制银行。1996年，中国第一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保险业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竞争的加剧显然迫使原有的国有企业降低其可分配给增加值的产出份额。

 

国内供应份额是第五个最重要的因素，在前两个时期，它也对劳动生产率产生了负面影响，但从2002年到2005年，这种影响变得微不足道。这一负面影响意味着，进口取代了中国各行业劳动生产率高于平均水平的部分国内生产。当然，使用进口也有助于节省劳动力，但当进口替代高生产率的国内生产时，进口也会削弱其对增加值的总体贡献。与所有其他与最终需求无关的因素一样，这一因素在1997-2002年期间表现出的行业分散性低于1987-1997年期间。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到2002年第一产业产生的影响似乎主导了整个经济的影响。

 

在1987-1997年的时间范围内，最终需求（行业内份额和行业间组合的变化）的影响程度最小，这两种类型都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而且完全独立于其他所有影响。最终需求的行业间组合效应在整个研究期间显著增强，从2.0%提升至4.3%再上升到13.4%。最终需求的行业内份额效应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强，从7%提升至10.6%再上升到16.3%。更深入地研究最终需求的影响，我们发现行业内份额效应主要是由各个时期城乡消费差异的相对变化所驱动的。关于1987年至2002年最终需求的行业间组合效应，资本形成、出口和政府消费在促进劳动生产率的积极增长方面始终十分重要。有趣的是，在这一时期的最后五年，出口变化的重要性日益增加。

表1 1987-1997年细分行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年均增长率（%）和各因素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率（%）

表2 1997-2002年细分行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年均增长率（%）和各因素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率（%）

表3 2002-2005年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年均增长率（%）和各因素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率（%）

 

注：原文表3中年份标注错误，1987年应为2002年，1997年应为2005年。

 

04 结论

 

正如Wang和Szirmai（2008）所指出的，本文发现宏观经济从低劳动生产率行业向高劳动生产率行业的大规模转变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本文认为使用投入产出表的结构分解分析更适合于分析这种特殊经济变化的详细原因，特别是基于投入产出表的结构分解分析提供了同时分析供需因素的能力。这种能力在计量经济学方法中是不能应用的，其他方法也往往不足以全面研究结构变化。

 

我们的分析证实，中国突出的增长模式确实源于工人从农业转移到更具生产力的经济活动中，中国所有经济部门的劳动储蓄都推动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结果表明，劳动力储蓄继续远远超过国际竞争的影响，这给企业的盈利带来了下行的压力和挑战。虽然技术变革和进口替代国内生产的产品可能有助于节省劳动力。但在研究期间，它们对劳动生产率变化的独立影响往往是相对可忽略的，而且它们的影响程度在不同部门和时间上变化不大。而且影响的方向也往往摇摆不定。

 

同时，我们发现中国最终需求行业内份额的变化和行业间组合效应所产生的结构转型压力比较大。从1987年到2005年，最终需求的这些组成部分的影响比劳动节约型工业倾向的增长要更快。特别是，我们发现家庭正在成为一个经济驱动力，主要关注他们的钱花在什么地方上。我们的研究结果支持了Maddison（2007）关于中国实际收入增长如何改变一篮子农产品（更多的肉类和鱼类）和消费品数量的讨论，以及它如何改变对更高质量住房的需求的讨论。

 

我们还发现，食品、纺织、木材加工和造纸印刷业等低技术行业是1987至1997年劳动生产率的主要增长来源。从1997年到2002年，木材加工和造纸印刷业继续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来源，初级金属加工业、机械制造和运输设备业、电子和电器设备制造业也加入了这一增长行列。尽管如此，农业部门的低水平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缓慢仍然是中国经济的一大累赘。因此，正如Maddison（2007）在农业方面所指出的那样，增加农产品进口，而不是日本的高成本自给自足政策模式，可能是中国政府推行的可行政策途径。

 

Abstract

 

We decompose labor productivity growth from 1987 to2005 by examining six partial factors (both supply and demand): changes in value-addedcoefficients, labor inputs, shares of sectoral demands that are fulfilleddomestically, input mix, and the intra-sectoral shares and intersectoral mix offinal demand. Our analysis confirms that simply by virtue of its size andextremely low level of labor productivity, China’s farm sector continues toweigh heavily in China’s overall economic advances. Labor savings have levied thelargest influence on the labor productivity on all sectors across all threestudy subperiods. We find that this transition is highly correlated with capitaldeepening that accompanies China’s opening up process. Still, changes in the intra-sectoralshares and the intersectoral mix of China’s final demand also have become quite strong,especially in recent periods. Due to ever-increasing competitive pressures asChina continues to open, changes in industries value-added coefficients havetended to counteract some of the positive bene fits of labor savings for mostsectors. The effects on changes in labor productivity of technology change andchanges in the use of imports have been comparatively negligible and anyvariation in their sectoral effects waning over ti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