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文人 | 梁艳艳

 

原文信息：Fan, Jingting and Zou, Ben, Industrialization from Scratch: The 'Third Front' and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s Hinterland (October 20, 2015).

 

01 引言

 

　　发展中国家的政府经常采用将投资导向制造业的政策，以该国的某些地区或特定行业为目标，希望这种投资能够带动工业化并加速经济增长。作者研究了一种特殊的基于位置的工业化政策在中国的长期影响，即三线建设（TF）。TF成立于1964年，持续了十多年，在该国偏远山区的腹地建立了数百家大型制造工厂，该地区后来被称为“三线建设地区”。TF通过在这个欠发达的地区建立制造集群来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地理。

 

　　基于此，作者提出两个问题：第一，制造业投资是否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后续结构转型；第二，此类政策是否对总体经济产生积极影响。

 

02 数据描述与处理

 

　　文章使用的数据分为三个时间段：TF之前、TF之后和长期。“之前”时期的数据是1964年或1964年之前测量的，数据来源主要包括1936年的国家工业调查，1964年的人口普查以及地理和基础设施特征的GIS地图（该期间的数据信息很匮乏，质量低下，后续研究主要使用TF“之后”的数据来测量TF投资的规模和分布）。“之后”时期的数据来源包括1985年工业普查（各种统计出版物中数字化）和1982年人口普查。“长期”数据来源主要包括2004年年度制造企业调查的企业数据，2004年经济普查以及2005年人口小普查的个人数据。

 

　　对于样本的筛选，TF地区共有89个城市，由于省会城市享受优惠待遇，其发展道路不同，并且部分地区低人口密度和大量的现场工人相结合，使得1964年的城市化率很难代表最初的经济状况或发展潜力。因此作者剔除了在1964年市区人口比例超过15％的城市，样本最终包含73个城市。

 

03 实证研究

 

　　（一）基准估计

 

　　前三列中的模型是以与1962年现有铁路线的距离作为TF投资的工具变量，并始终控制到完整铁路线的距离和省固定效应。第1列显示了简单回归结果。F统计量约为15，表明第一阶段相当强劲。第2列添加了TF选址标准的代理变量：平均坡度，平均海拔和距省会城市的距离。第3列进一步增加了TF地区之前的初始经济状况：1964年的城市化率和人口密度，以及1936年的工业就业份额。可以得到与TF投资相关的系数几乎没有变化。第4列中使用了从连接省会城市的假设直线到铁路的距离变量作为工具变量，保证变量的外生性。第一阶段比较弱，F统计量只有4.4，因为到假设的铁路线的距离是TF投资的一个更嘈杂的预测因素。尽管如此，该系数在很大程度上仍具有可比性。第5列报告了OLS估计结果，该系数与2SLS估算值相当。

 

　　作者主要参考第3列中的数据结果。研究发现如果TF制造工厂的就业份额增加1个百分点，那么二十年后该城市制造业份额将会增加2.8个百分点。

 

　　（二）集聚经济的存在

 

　　由基准结果可知，TF期间的临时政策对地方经济发展具有长期多重影响，为研究其存在的集聚经济，突出溢出效应，选择私营部门作为研究对象。由于TF计划结束时，私营部门几乎不存在，TF投资计划对私营制造业规模的影响可以解释为自市场改革开始以来私营制造业增长的情况。而对私营制造业的增长情况有以下三种解释：

 

　　（1）国有企业的私有化

 

　　首先，对于私营部门的定义，文章排除了所有拥有任何国有股份的公司，以及国有与非国有部门之间的所有合资企业。其次，当结果变量为1985年至1998年间（市场改革开始后，大规模私有化浪潮前）建立的私营部门的就业份额时，估计系数依然显著。再者，TF工厂一般比较大，最小的TF工厂（1%）1985年就拥有200多名员工，2004年的私营企业不太可能是TF工厂被私有化的结果。以小型私营企业（2004年少于25名工人）的就业份额作为结果变量，估计系数也依然显著；如果结果是由私有化推动的，则国有部门增长较快（即私有化程度低）的地方应有较小的私营部门。控制1985年至2004年国有制造业工厂的就业份额变化，结果显示与2004年私人制造业就业份额显著正相关。由上述结果可知，排除私有化对私营部门增长的影响。

　　（2）政府的持续补贴

 

　　即使经过一系列的市场改革，许多TF工厂仍处于国家控制之下，他们可能还会继续从政府那里获得直接或间接的补贴，这可能会溢出到私营部门。补贴形式主要有上级政府的直接转移、私人进入壁垒、政府合同和在城市内投资基础设施。

 

　　（3）集聚经济的存在

 

　　当以每100个就业岗位的公司计数作为因变量估计私营企业的进入率，估计发现，随着TF投资增加1pp，该城市每100,000名员工中就会有16家私营制造业工厂；再分别以TFP和工资作为因变量，进行加权后，估计结果均显著。

 

　　作者发现通过集聚经济，TF工厂对当地私营企业产生了积极的溢出效应——通过传递有关生产、市场和管理的知识，TF工厂使新公司更容易进入和发展。

 

　　（三）结构转型or区域间迁移

 

　　由以上结果表明，TF投资增加了本地制造业的就业机会，但是这种机会的增长可能来自两个方面：跨地区的制造业工人的重新分配，或当地经济中工人的结构转型。

 

　　（1）结构转型

 

　　回归结果显示TF投资对内迁基本上没有影响。可能原因是与其他地区相比，TF地区的发展水平仍然远远落后于其他地区。对于没有得到太多投资的TF地区的工人来说，一旦他们支付了固定的户口迁移成本，他们很可能会迁移到工资更高的沿海地区，而不是迁移到TF区域内的另一个城市。

 

　　（2）区域间迁移

 

　　回归结果显示增加1个百分点的TF投资将使这些工人的制造业份额提高0.23个百分点，并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

 

　　因此作者发现TF投资对本地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增加是由当地经济的结构转型推动的，而不是制造业工人跨区域迁移。

　　（四）TF对总体效率的影响

 

　　作者通过利润转移渠道、再分配渠道和工资渠道三个渠道来量化分析TF投资对总效率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即使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资本存量和专有技术的缺乏更有可能成为工业化的障碍，集聚效应也会刺激私营制造企业的进入和地方经济的发展，但是TF投资并不会增加总效率。

 

04 结语

 

　　三线建设(TF)为评估政府直接投资欠发达地区制造业的政策的长期效果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研究方法。结果表明，这些政策对促进地方经济结构转型是有效的。在TF计划结束20多年后，获得较大投资的地方拥有更大、更具生产力的制造业部门。通过关注私营部门和利用跨行业关系，可以发现集聚经济在产生这些长期效应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尽管TF计划对当地经济产生了实质性的积极影响，但它并没有提高总效率。这一结果的核心是发现投资的溢出效应在欠发达地区并不强。这一发现突显了当工人面临流动障碍时，基于位置的发展政策的公平效率权衡。

 

　　本文着眼于TF计划的长期效应，而忽略了中国经济改革后区域发展的动力机制。通过一个模型的视角，人们还可以比较TF和潜在的更好的政策（例如减少工人流动限制的政策）的总体和分配效应。

 

Abstract

 

We study the local and aggregate effect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ird Front” (TF), an industrialization campaign that established manufacturing plants in China’s under-developed hinterland. Exploiting spatial variation from the site-selection criteria for these plants, we find that TF investment led to an increase in the size of the local manufacturing sector, mostly driven by the nascent private sector, two decades after the end of the TF. This is despite the fact that some of the locations were not the most suitable sites for manufacturing plants, pointing to the importance of agglomeration forces in regional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lens of a simple model, we further discuss the distributional and efficiency implications of the T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