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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WTO之后中国贸易政策的延续

推文人 | 徐阳 
 
原文信息:Garred J. The persistence of trade policy in China after WTO accession[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8, 114: 130-142.
 
原文链接网址: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002219961830120X
 
01 引言
 
近几十年来,国际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GATT/WTO多边贸易谈判导致的全球范围内进口关税显著下降。但是进口关税下降真的意味着各国政府在贸易政策上妥协了吗?还是说贸易政策以另外一种形式延续了下去?本文以中国加入WTO为例,发现是第二种情况,即2001年后中国出口限制政策的增加可能部分延续了中国加入WTO之前的贸易政策。
 
尽管本文只关注了中国加入WTO这一事件,但贸易政策工具替代关系的研究意义远高于中国加入WTO。早在1984年第一版国际经济学手册中,Baldwin就指出政府广泛使用非关税壁垒去达成以前通过关税实现的保护主义目标,此外也有实证文献发现了进口关税与其他政策之间的替代证据(Bown and Tovar 2011;Limão and Tovar 2011;Ray and Marvel 1984;Bown and Crowley 2014),但这些文献都是基于进口关税与其他进口侧政策(如反倾销)进行考察,本文则是基于进口关税与出口侧政策进行研究。虽然也有文献研究了进口关税与出口关税之间的对称性(Lerner,1936;McKinnon,1966),但由于数据原因,几乎没有文献通过实证研究观测到进口关税与出口关税之间的关系。本文的贡献则在于收集了中国出口限制方面的详细数据,针对进口关税与出口关税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系列实证分析。
 
02 研究背景与特征性事实
 
加入WTO之后,中国需要受到WTO规则和其他协议的约束,一方面中国非农产品的进口关税从1999年的16%下降到了2012年的9%;另一方面中国许多政策受到其他成员国的控诉,需要通过WTO争端机制进行处理。截止到2012年,中国是19个不同案件的被告方,其中有两个案件涉及到出口限制,一个与多种原材料的出口有关,一个与稀土,钨和钼的出口有关。随后自2013年起,中国根据WTO专家组的裁决修改了部分出口政策,这也是本文分析覆盖到2012年的原因。
 
关于中国的出口限制,本文首先讨论了对出口商的增值税退税政策。在国家对进口产品征收增值税的国际体系中(中国和其他具有增值税的国家也是如此),非扭曲政策是各国也要对出口产品完全退还增值税,以便在每个国家内,对国产产品和进口产品收取的有效增值税率是相等的,这意味着不完全的增值税退税相当于对出口产品进行征税,而中国的官方增值税退税率经常低于其收取的增值税税率。图2绘制了中国非农产品出口增值税退税率的分布,可以看到2002年,大部分产品是全部退税或近乎全部退税,而到了2012年,却有20%左右的产品完全不退税。
基于中国产品层面的出口增值税退税政策,作者计算了1994年到2012年期间等价的出口关税,并绘制了其变化趋势(图3),左侧是出口关税均值,变化较为频繁,1994年中国税收改革,大多数非农产品出口增值税近乎全部退税;随后由于对实际上未出口产品进行退税导致了中央政府财政负担过高,出口关税增加;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中国出口关税下降并持续到2003年;2003年底,中国开始了一些了出口退税政策改革,出口关税逐渐开始上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中国出口关税再次出现下降。而右侧的出口关税标准差整体上呈现一个不断上升的趋势。
其次本文讨论了出口限制中直接对出口产品征税的政策。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基于WTO规则,中国只对一小部分出口产品进行征税。而自2005年起,中国开始对一些其他出口产品开始实施暂时性的直接征税。尽管被直接征税的出口产品比例比较小,2002年为0.7%,2012年为5.1%,但是该政策与出口增值税退税政策二者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2005年之前,主要对非零增值税退税的出口产品直接征税,到了2012年,开始变为针对零增值税退税的出口产品进行直接征税,使得这些出口产品的出口税达到了高峰。
 
图4刻画了两种方法测算的出口关税趋势,实线是基于增值税政策与对出口产品直接征税两种政策计算的出口关税,虚线是仅基于增值税政策计算的出口关税。可以看到,出口关税均值的变化主要是由增值税政策导致的,而出口关税标准差变化则主要是由对出口产品直接征税这一政策驱动。
以上两种政策仅覆盖了一般贸易的出口产品,而在本文的研究样本期间,中国约一半出口通过加工贸易进行出口,因此本文接着讨论了出口限制中禁止加工贸易出口这一政策。具体地,受到加工贸易禁令影响的非农产品比例从2005年的不到0.1%上升到2012年的15.8%。此外,作者还收集了需要出口许可证或者受出口配额限制,以及只能由指定企业(通常为国有企业)出口的产品数据。受这三项出口限制措施至少一项的产品比例由2002年的2.2%上升为2007年的4.1%。
 
由于增值税退税政策与直接对出口产品征税这两种措施容易量化且易于解释,本文的后续分析主要基于这两种出口限制措施计算等价的出口关税。表2提供了中国出口关税2012年的行业分布信息,可以看到出口关税最高的五个行业都是工业原材料生产行业,而64个没有产品面临出口关税的行业都是生产下游产品的行业,如机械,设备和电子行业。基于此,本文在实证分析中着重考察了中国出口政策与价值链之间的关系。
03 实证分析
 
为了考察了加入WTO后中国出口关税的增加是否与加入WTO前的进口关税相关,本文基于四分位行业数据,先以1999年进口关税为自变量,每年的出口关税为因变量,使用1997年到2012年每年的截面数据进行回归。图5绘制了每年的回归系数,可以看到中国加入WTO后的出口政策变化与其在加入WTO之前的进口关税有密切关系。
随后,作者同样以1999年进口关税为自变量,但因变量替换为2012年出口关税与2002年出口关税的差值进行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第(1)列为基准结果,1999年进口关税的系数显著为负,意味着1999年该行业进口限制程度越高,中国加入WTO后,该行业出口关税增加的越少。由于只有当行业存在行业内贸易,即该行业既存在出口又存在进口时,第(1)列的估计结果才有实际意义。因此,第(2)列将四分位行业放宽为二分位行业进行分析;第(3)列基于1999年中国是净进口国的产品和净出口国的产品计算平均进口关税和出口关税;第(4)列基于那些既出口又进口的产品进行产品层面的估计。第(5)列则进一步控制了非关税进口限制措施。后面这四列的结果可以看到本文感兴趣的进口关税与出口关税之间的关系依然显著存在。
接着,本文基于BEC分类,构建了行业是否是主要原材料行业、半加工原材料行业或资本品行业三个虚拟变量(消费品行业为基准行业),分析了出口政策、进口政策与行业投入产出之间的关系,结果如表4所示。可以看到,与消费品行业相比,主要原材料行业与半加工原材料行业的进口关税更低,但出口关税增加的更高,表明出口关税增加与进口关税之间的关系很大程度上与行业本身所处的生产阶段有关。
结果如表5所示,第(1)列表明原材料行业(即上游行业)中存在进口关税与出口关税之间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但下游行业中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为了进一步理解上下游关系,第(2)列只基于下游行业样本,并基于投入产出表计算了每个行业对应的上游行业进口关税与出口关税变化量进行检验,发现下游行业投入品1999年的进口关税越低,这些投入品的出口关税增加的越多,但没有发现下游进口关税与其对应的上游出口关税变化之间存在显著关系。第(3)列计算了行业有效保护率(ERP)进行检验,发现1999年行业有效保护率越高,其随后的有效保护率增加的幅度也越大,更加直接地表明了出口政策的变化实际上是为了保护某些行业的发展。
然后,为了确定中国出口限制措施确实延续了中国加入WTO之前的政策,本文考察了出口限制实际上是否影响了经济结果,以及出口政策是否被其他贸易政策抵消。结果发现中国出口政策对出口产生了实际影响,没有被其他贸易政策的影响抵消。具体地,出口限制措施导致了出口下降,而上游出口关税的增加促进了下游出口的增加。
 
在最后的讨论部分,作者首先从贸易条件、政治经济因素与产业政策重点三个角度分析了制定出口贸易政策的动机;其次说明了即使加入多边贸易协定后,存在通过其他政策延续过往政策的情况,但多边贸易协定仍然是有效的原因;最后分析了中国出口限制主要集中在上游行业而不是下游行业的原因。
 
04 结论
 
基于中国2001年加入WTO,本文讨论了一国是否会在加入多边贸易协定后,通过贸易政策之间的替换间接地延续了过往政策。结果发现中国加入WTO之后的一系列出口限制措施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入世前的贸易政策。具体地,基于出口增值税退税政策与直接对出口产品征收关税两种出口限制措施计算等价的出口关税,发现出口关税的增加主要集中在上游行业,并且上游行业出口关税的增加导致了对应下游行业的出口增加。
 
Abstract
 
Import tariffs have fallen steeply worldwide over the last several decades, but has trade policy persisted through a rise in the use of other instruments? I study this question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2001 accession 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using panel data on Chinese export policies. I find that after its entry into WTO, the distribution of China's export restrictions across industries increasingly resembles the inverse of its pre-WTO import tariff schedule. The evidence suggests that increases in export restrictions are likely to have partly restored China's pre-WTO trade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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