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文人 | 王梦茹 

 

原文信息：

 

Rufei Guo,Lin Lin,Junjian Yi,Junsen Zhang.”The cross-spousal effect of education on health.”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No. 102493,September 2020

 

引言

 

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一直是经济持续增长理论的核心，受到了学术界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的高度关注，但多数研究都是从宏观层面考察人力资本的外溢性，较少有研究从家庭内部角度去考察。本文通过CATS调查数据首次研究了夫妻结婚后教育程度能否改善配偶健康，并深入分析了教育水平对配偶健康影响的性别异质性，从而扩大了人力资本外部效应研究的外延。

 

研究设计

 

1. 数据选取

 

在估计配偶间教育对健康的影响时，面临两个挑战。一是由个人未被观察到的禀赋所引起的教育的内生性，这一问题可通过双胞胎数据解决，因为双胞胎具有相同的基因和家庭背景，其受教育程度的差异很大程度上能消除一个人自身未被观察到的禀赋；二是婚配（结合）效应，一个人的教育程度可能与未被观察到的配偶禀赋相关，而后者反过来又会影响配偶的健康，未被观察到的配偶禀赋包括基因健康禀赋和结婚前影响配偶健康的所有其他环境因素。中国的婚配约有五分之四是通过父母亲戚介绍认识的，且已婚夫妇在婚前同居的比例只占8%左右，因此结婚时配偶间相互影响的程度并不大。

 

国家统计局城市调查单位于2002年6月和7月在中国成都、重庆、哈尔滨、合肥和武汉五个城市进行了《CATS》调查，CATS是中国首次对成年双胞胎进行家庭调查。通过多种渠道，收集了2002年这5个城市中年龄在18 - 65岁的成年双胞胎家庭的信息。本文估计样本包括525对已婚同卵双胞胎(MZ)，其中男双胞胎263对，女双胞胎262对。CATS能够帮助解决模型中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使用MZ数据能够消除个体间未观察到的要素禀赋差异，第二个问题是在CATS调查中双胞胎报告的是自己以及兄弟姐妹的教育程度，这能够帮助解决自我报告中教育时间测量误差的问题。最重要的是，CATS包含双胞胎和他们的配偶在结婚时以及调查时的详细健康信息。

 

2. 主要变量和汇总统计

 

（1）调查时的健康状况

 

调查时的配偶健康状况用两个变量来衡量。第一个是超重状况，根据双胞胎自己报告的身高和体重计算双胞胎配偶的身体质量指数BMI(医学文献已证明BMI和健康风险之间的紧密联系)，并定义一个衡量配偶超重状况的指标，如果BMI等于或大于25，则为1，否则为0。第二个是慢性病数量，CATS记录了双胞胎及其配偶的12种慢性疾病，包括偏瘫、花粉热、皮疹、听力损害、高血压、神经衰弱、酗酒、心肌病、颈部损伤、背部损伤、手臂损伤和腿部损伤。

 

（2）结婚时的健康状况

 

结婚时的配偶健康状况用四个变量来衡量，作为配偶婚前健康禀赋的代理变量。由于大多数人在结婚时都是健康的，超重状况和慢性病数量可能无法充分体现婚前健康禀赋，因此加入能预测未来健康风险的BMI，以及能反映遗传潜力、营养摄入和环境状况的配偶身高值。

 

（3）其他变量设定

 

CATS记录了两种不同的教育年限，分别是双胞胎自己报告的和双胞胎兄弟报告的，下文的双胞胎内FE估计需要样本中的双胞胎存在一定的教育年限差异。CATS包含了关于双胞胎及其配偶丰富的社会经济和人口统计信息，样本中双胞胎平均年龄在42岁左右，平均出生体重2.36公斤，月收入783元。他们的配偶平均年龄41岁，受教育10.8年，月薪729元。

 

模型设定

实证结果

 

1. 基本回归结果

 

本节报告OLS估计结果以及FE估计结果，表2的第(1)-(2)列和第(3)-(4)列分别报告了方程(1)对女性样本和男性样本的OLS估计。第(1)和(3)栏不控制配偶教育，而第(2)和(4)栏控制配偶教育。因变量分别为A组和B组中调查时的配偶超重指标和慢性疾病数量。第(1)和(2)栏显示，双胞胎男性的受教育程度对其妻子的健康没有显著影响。相比之下，A组第(4)栏显示，双胞胎中的女性多上一年学，她丈夫超重的可能性就会降低1.7%，并在5%的水平上显著。

 

根据方程(4)可以消除μij导致的α1有偏估计，表2的第(5)-(6)列和第(7)-(8)列分别报告了方程(4)对女性样本和男性样本的FE估计，第(5)和(7)栏不控制配偶教育，而第(6)和(8)栏控制配偶教育。同样，仅第(7)-(8)栏显示，双胞胎女性受教育程度对其丈夫健康的估计影响具有统计学意义，A组(8)列表明当女性双胞胎的受教育程度增加一年，她丈夫超重的可能性会降低4.6%，在5%的水平上显著，B组(8)列显示双胞胎中的女性多上一年学，她丈夫患慢性病的数量就会减少15.5%，并在10%的水平上显著。FE估计结果表明教育对健康的跨配偶影响因性别而异，后文中将探讨性别差异背后的机制。

2. 测量误差和IV估计

 

 

表3显示了方程(4)的IVFE-1和IVFE-2估计结果，A组和B组分别使用调查时的配偶超重指标和慢性疾病数量作为因变量。表3的(1)和(3)列表明男性双胞胎的受教育程度降低了其妻子超重的概率，但对其妻子患慢性疾病的数量没有统计学显著影响。表3中A组(3)列显示，受教育程度每增加1年，双胞胎中的男性妻子体重超标的概率下降3.5%并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3第(2)、(4)栏显示女性双胞胎受教育程度对其丈夫的超重状况和慢性疾病数量的估计影响均有显著影响，A组(4)列表明女性双胞胎的受教育程度每增加一年，其丈夫超重的概率下降5.2%，B组(4)列表明双胞胎女性多上一学年，其丈夫患慢性疾病的数量也减少16.9%，这两个估计都具有统计学意义。与上文研究结果一致，即妻子受教育程度对丈夫健康的影响大于丈夫受教育程度对妻子健康的影响。

3. 变量遗漏偏差

 

 

在Ashenfelter和 Rouse的研究基础上，本文选择“自雇”、“对数工资”、“工作年限”和“配偶上学年限”来代理未被观察到的禀赋μ，对每个代理变量，都能获得BiasFE/BiasOLS的估计值。表4结果显示在FE或OLS回归分析中，“工作年限”似乎与双胞胎的教育没有相关性，这表明“工作年限”并不是我们样本中未观察到的禀赋的良好代理。在OLS回归分析中，其他三个变量与双胞胎教育程度存在显著相关。对于“对数工资”和“配偶受教育年限”，二者之间的相关性较小，但在FE回归中仍具有统计学意义。“对数工资”BiasFE/BiasOLS比为0.65，“配偶受教育年限”BiasFE/BiasOLS比为0.48。对于“自雇者”而言，在FE回归分析中相关系数变得更小且不显著。总的来说，与OLS估计相比，FE估计显著降低了偏差。

讨论分析

 

1. 婚配效应的影响

 

本节主要探讨了婚配效应是否引发了配偶教育对健康的影响，如引言所述中国夫妇通常在结婚前并不住在一起，所以结婚时受教育程度与配偶健康的相关性主要反映的是婚配效应，而非婚后一起生活对对方产生影响的配偶效应，此处直接检验双胞胎上学时间的不同与其结婚时配偶健康状况的不同之间的相关性。表5的列分别报告了女性和男性样本的IVFE-1和IVFE-2估计值，因变量分别是配偶超重指标、慢性疾病数量、配偶BMI和结婚时配偶身高。结果表明只有女双胞胎的受教育年限与配偶的超重状况正相关，并且估计在10%的水平上显著(A)。然而，估计的幅度很小且估计的符号与调查时女性双胞胎受教育对其丈夫超重状况的跨配偶影响估计相反。当使用配偶的BMI和身高作为因变量时，估计值几乎为零(C和D)。这些结果表明，FE估计方法很好地排除了交配效应的影响。

对上述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进一步验证FE估计结果排除了婚配效应的影响，第一种检验方法是在方程(4)的中加入对结婚时配偶健康的控制，表6的列(1)和(2)分别显示了女性和男性样本的IVFE-1估计值，(3)和(4)列分别显示了女性和男性样本的IVFE-2估计值。结果表明在控制婚期配偶健康后，α1估计值的大小和统计显著性几乎没有变化，这验证了配偶教育水平对健康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婚姻效应，而非婚配效应。

以上分析并不能完全排除配偶的影响，未婚夫妻虽然婚前没有住在一起，但可能会有密切互动，从而会对对方的健康状况产生影响，为了进一步评价婚配择偶效果，将12种慢性疾病分为两类，一类疾病大多对健康行为无反应，二类疾病至少有一部分是由不健康的行为或环境引起的。如果受教育程度对配偶的二类疾病数量有影响，而对一类疾病数量没有影响，则说明婚配效应的效果不明显。表7显示了在调查期教育对一类和二类疾病数量影响的IVFE估计，A组的结果都是非显著的，B组第(2)和(4)栏的结果表明当女性双胞胎多上学一年，她丈夫的两组疾病数量就减少了21.4%或18.1%，并在5%水平上显著，采用关于疾病的另外一种分类得到的结果依然是显著的。上述结果都表明了，婚姻效应而不是婚配效应引发了教育对健康的影响。

2. 议价能力的影响

 

本节探讨教育是否改变了家庭内部的讨价还价能力，这可能成为教育对健康的跨配偶影响的基础机制。表8的第(1)和(2)列分别报告了IVFE-1和IVFE-2估计值。IVFE-2估计显示，妻子每多上一年学，其丈夫的烟酒消费量就会显著减少9.2%。由于女性比男性消费更健康的商品，妻子讨价还价能力的提高减少了她们丈夫购买和消费不健康商品的数量。接着考察教育对夫妻运动频率的影响。表9的列分别报告了双胞胎男性和双胞胎女性的IVFE-1估计值和IVFE-2估计值。(1)和(3)列显示，仅女性配偶受教育程度对其丈夫锻炼频率的估计影响具有统计学显著性。以上结果说明教育背景使妻子在谈判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

3. 其他要素的影响

 

在劳动力市场上，教育水平的高低与工作、收入以及生活医疗条件都是正相关的，需考虑收入效应是否影响实证结果。另外，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可能会嫁给更优秀的人，因此在公式(4)中加入对配偶劳动力参与状况和职业类别的控制，以此来检验双胞胎配偶的工作特征对结果的影响。经实证检验收入效应、配偶工作状况都不是影响配偶间关系的主要因素，所以在教育对健康的跨配偶效应背后，劳动力市场条件并不是首要因素。与此同时，丈夫可以通过分享妻子的健康知识从妻子的教育中受益，信息共享是教育对健康传导的一个潜在重要渠道，但并没有强有力的证据证明信息共享的价值程度。

 

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验证妻子教育程度提高能够减少丈夫超重的可能性和慢性病的数量，但没有充分证据表明丈夫的教育可以促进妻子的健康。虽研究结果只表明了夫妻间影响的单向性，但本研究的意义在于，仅关注教育对自身健康的影响，忽视婚姻中妻子教育对丈夫健康的影响，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忽视教育对社会健康的整体影响。本文对于研究家庭间的健康不平等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ross-spousal effect of education on health. We address the endogeneity of education that arises from one’s own unobserved endowment using the within-twin fixed-effect method. We explore unique information on spousal health at both wedding and survey times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spousal unobserved endowment. We find that wives’ education reduces husbands’ consumption on cigarettes and alcohol, increases exercise frequency, lowers the probability of being overweight, and decreases the number of chronic diseases.By contrast, the effect of husbands’ education on wives’ health is wea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