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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文人 | 彭浪川
原文信息:Sansone, Dario. "Pink work: Same-sex marriage, employment and discrimination."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80 (2019): 104086.
研究背景
过去的20年里,LGBT人群的权利有了很大改善。2001年,荷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2016年,美国最高法院也通过了类似条款。截至2019年,全世界已经有26个国家允许同性伴侣结婚。对于美国来说,合法化给研究婚姻对劳动供给的影响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遇。这篇文章探究了同性婚姻合法化是如何影响同性伴侣之间的劳动雇佣状态的。历史上类似的时机发生在1967年最高法院允许跨种族婚姻。千禧一代中,大约8.2%的人将自己定义为“非异性恋”,因此这是一个不小的群体,研究有关他们的经济影响也是十分必要的。
关于婚姻合法化对工作状态的影响是不确定的。根据Becker(1991)的经典模型,结婚可以带来一系列承诺(例如税收优惠政策,健康保险,领养法等),以降低未来的不确定性。因此,这可能会不鼓励伴侣双方都同时进入劳动市场,参与工作。一些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理论,他们发现,单方离婚条款(降低离婚门槛,增加不确定性)的通过会提高异性恋夫妻中女性的劳动供给水平(Stevenson, 2007; Bargain et al., 2012)。另一方面,反同性恋的情绪一直被低估了,它们其实一直存在。LGBT群体常常受到来自雇主、消费者和同事的歧视。另一方面,好消息在于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人们对于他们的认可度在逐渐上升(Keritzer et al., 2014)。因此,对LGBT群体的逐渐认可会产生一个更加亲和的工作环境,因此提高同性恋伴侣的劳动供给水平。
因此,通过实证研究来证实婚姻合法化对劳动雇佣状态的影响可以帮助判断上述两种可能哪一种占据了主导地位。
研究方法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美国社区调查(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识别策略采用的是美国各州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时间点的差异性,模型采用的是双重差分的方法:比较在合法化的州内的同性伴侣与尚未合法化的州内的同性伴侣。计量模型如下:
其中,y是劳动市场结果(i表示个人,s表示州,t表示时间)。
研究结果
具体如下表所示:
上表表明了,合法化提高了伴侣双方在问卷调查时间的前一周在工作的概率。第1列只包含了男同性恋伴侣,第2列集中考量了女同性恋伴侣,第3列是两者的的加总。结果发现,同性婚姻合法化提高了同性伴侣的劳动参与率(2.4%)。与此可以类比的是,避孕药的引入提高了26-35岁女性劳动参与率大约2%-4%(Bailey, 2006);单方离婚条款提高了大约2.4%的劳动参与率。
接着,作者还考量了其他一些劳动相关的结果变量:
例如,合法化还显著提高了工作时间(第1列),以及提高了伴侣双方都每周至少工作40小时的概率(第2列),或者每周至少工作30小时的概率(第3列)。
作者还讨论了对同性恋伴侣的歧视种类。与Becker(1957)的经典模型一致,歧视分为两种:taste-based discrimination和statistical discrimination。前者表示一些雇主可能就是不喜欢同性恋雇员,或者认为顾客和其他雇员不喜欢他们。后者则表示(Arrow, 1973),因为关于同性恋群体的生产力有不确定性,所以可能会遭到歧视(因为雇主不喜欢uncertainty)。具体来说,男同性恋可能会认为生产力相比男异性恋更低,因为他们常常被描述成缺乏男子气概,或者有更高的几率携带HIV;与此相反,女同性恋可能会认为相比于女异性恋而拥有更高的生产力,这是因为她们常常被认为不太可能会有小孩,对工作的黏性更强,也被假设拥有更坚毅的性格。
此外,作者还进行了很多robustness checks,有兴趣的读者请查看原文。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how the legalization of same-sex marriage in the U.S. affected same-sex couples in the labor market by using data from the 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Access to marriage led to amendments in tax, health insurance, and adoption laws that could have encouraged some same-sex partners to specialize in household production and decrease their labor supply. Nevertheless, estimates from a difference-in-difference model show that the individual and joint probabilities of being employed increased among same-sex couples. Additional evidence suggests that these changes in employment were driven by improvements in attitudes and lower discrimination against sexual minorities following the introduction of marriage e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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